三 周都生活纵横
周族兴起。周族姬姓，是个古老的部落。其先民活动于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上。周族先人的生活，流传着一个优美而生动的神话。《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tái）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kù）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shū，豆的总称）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从上述神话故事可知，周族的先人姜原，到野外踩巨人脚印，因而怀孕生子，名弃。弃好耕农植谷，又称为后稷。从此周族由狩猎经济进入到农业经济。
周族到后稷曾孙公刘时，务耕种，行地宜，建军队，多蓄积。公刘死，子庆节立，国于豳（bīn）。豳，即邠（bīn），在陕西三水县，今为旬邑县。《元和郡县志》三水县载：“古豳城县西南三十里，有公刘始都之处。”《太平寰宇记》三水县亦载：“县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陇川水西，盖公刘之邑，即此城也。”公刘子庆节传八代，到古公亶父时，周族为避戎狄之扰，举部迁徙，至岐山下。岐下又称岐邑，位于周原的中心地带。周原在关中平原偏西的岐山县和扶风县交界之处，是岐山之阳的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便于发展农业生产。古公亶父迁岐下前后，周族有着巨大变化。《诗·大雅·绵》载：周人在豳时，过着“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落后生活。迁到岐下之后，《史记·周本纪》载：“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五官，集解引《礼记》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周人在岐下既设五官之制，又筑城郭宫殿，岐邑成为周人的第一个国都。
岐下的城郭宫室遗迹，目前尚未找到。但是，近年在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现一处周人的宫室遗址，考古定名为凤雏一号基址。凤雏一号基址分别由三个庭院和四周房屋组成。全部建筑坐落在夯土台基之上，建筑南北长46米，东西宽32.6米。基址南部正中为门道，门道四角各有一个柱础石。门外4米处有一屏风墙，即影壁，长4米，厚0.4米。门道里是前庭院，南北12米，东西19米，院北为前堂。前堂是主体建筑，全院之中心。前堂之北为宽1.5米的横廊。横廊之北是两个并列的小院，中为过廊。再往北为后室。两侧为东西厢房。庭和房之间有回廊相通[16]。这个宫室遗迹，原是宫殿，是行宫，还是官邸？目前尚难作出结论。
古公亶父迁岐后，不仅建宫室城郭，而且“改国曰周”。古公亶父是周朝的重要奠基者，《诗·鲁颂·宫》赞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古公亶父使周族团聚强盛，势渐坐大。古公亶父之少子季历，继父而立，笃行于义，力量更强。但是，商王文丁杀死季历。季历被杀，周与商不共戴天。季历死，子昌继位，这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古公亶父在世时，对孙子昌抱有很大期望，曾言：“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昌果然不负父祖之遗愿，继位之后，施行善政，周族益盛。《史记·周本纪》载：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商王不愿看到周族力量强大，借故囚西伯于羑里（此前已述及）。闳夭等为搭救西伯，便设法从有莘氏求得美女，从骊戎处找来善马，又从有熊氏部寻取36匹良马，以及其他珍奇异物，通过纣王幸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得物大喜，便赦西伯，并赐给他兵器，令其带兵征讨。西伯借机发展兵力，壮大实力，并迁都于丰邑。相传西伯被囚羑里时，潜心演《易》，就是将伏羲之制卦，演为六十四卦。西伯死，子发立，这就是武王。武王又建镐京，史称之为丰镐。后武王克商，建立周朝，镐京成为周朝的都城。
周都丰镐。周自文王、武王起，至平王东迁雒（luò）邑前，丰镐一直是周朝的首都。丰镐位于关中平原最开阔的中部地区，临近关中地区东西往来的水陆交通线，濒滨渭河支流沣河，土地肥沃，交通方便，成为周灭商的基地、西周政治中心。《诗·大雅·文王有声》载：“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这说明文王建丰，武王营镐。据《毛诗》郑氏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丰、镐二京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下来。丰的位置在沣水之西，汉长安城西南、唐长安城偏西、鄠（hù）县东三十里处，今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据考古资料，此遗址东界沣河，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南至西王村，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与丰邑隔河相对的是镐京，丰与镐有桥相通。镐京在沣河东岸，其中心在今普渡村、南丰镐村一带。丰、镐的都城布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下》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上述都城布局，含有理想色彩，施行起来，未必如此。但是，它对了解丰镐之都城布局，仍具参考价值。后来成书的《左传》、《礼记》等，都叙述过周代的宫室规制。宫前面有阙，而后是五重城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宫廷的三朝——大朝、中朝、内朝。阙在汉、唐时继续营建，但后来逐渐衍化为明、清的午门。阙内的五重城门，散见于《诗·大雅·文王之什》的记载：“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郑氏笺云：“王之郭门曰皋门。伉，高貌。王之正门曰应门。”“诸侯之宫，外门曰皋门，朝门曰应门，内有路门，天子之宫加库、雉。”丰、镐还有许多重要堂馆与苑囿。
明堂，是周都丰、镐的重要殿堂。《三辅黄图》记载：“周明堂，明堂之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先儒旧说，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国之阳。”明堂之功用，同书又载：“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也。”明堂作为天子颁礼布政之宫，其建筑必定典雅宏丽。明堂之外，还有辟雍。
辟雍，也称璧雍，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之流行。周文王、武王时立的辟雍，为天下之学，四周环水，甚为庄重。后辟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为七楹、深广五丈三尺的方形殿宇，四角攒尖顶，四周开门，户牖洞达。外周绕以汉白玉栏杆，四出陛各六级。辟雍外圜水池，池径十九丈二尺，深一丈，四面皆建石桥，桥长二丈二尺，与辟雍四门相通。圜水四周围以白石栏杆，池岸四周分设喷水龙头。整个辟雍建筑按西周礼制遗意，又加以丰富。
除辟雍与明堂之外，尚有灵台、灵沼等苑囿。
灵台高二丈，周420米。位置在今陕西长安县客省庄地域。灵台的功用，郑玄释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祥也”。灵沼，位置在今陕西长安县海子村一带。沼水荡漾，增添周王苑林的景色。灵囿，《三辅黄图》引《诗》毛苌（cháng）注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者，言文王之有灵德也；灵囿，言道行苑囿也。”灵台与灵沼，《诗·大雅·灵台》载：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yōu，母鹿）鹿攸伏。麀鹿濯濯（zhuó，一说为肥，一说为娱游），白鸟翯翯（hè，羽毛白而有光泽）。王在灵沼，于牣（rèn）鱼跃。
周王的苑囿，鹿奔、鸟啼、鱼跃、虫鸣，山阜、水漾、树绿、草茵，是周室贵族游乐生活的场所。
陪都雒邑。夏、商二朝，都城屡徙。中国设立陪都，自西周始。其后陪都或一，或二，或四。周武王克商，疆域广阔，远胜前代；其时交通不便，都城偏西，东方之治，鞭长莫及；周初定天下，恐诸侯叛周，为协和东西，需在东部设都。所以，周营陪都雒邑。雒邑，又作洛邑。周武王时已有“洛邑”之称。《史记·周本纪》载“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此可为证。汉代改洛为雒，《汉书·地理志》注云：“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张华《博物志》也载：“旧洛阳字作水边名，（汉）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去）佳加水，变雒为洛焉。”查《汉书·地理志》中，“荆河惟豫州”、“河南曰豫州”、“弘农郡”、“秦地”、“河内本殷之旧都”和“周地”诸条的“雒”，均为画一，概不作“洛”，说明《汉书·地理志》所注有理。但是，《史记·周本纪》亦汉人所著，其中“武王征九牧之君”条“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作“雒”；“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却作“洛”，前后不一。雒通洛，不必拘泥。
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地处河南西部，位于黄河之南、洛水之滨的伊洛盆地，有伊、洛、瀍（chán）、涧四水流贯其间，南对伊阙，北靠邙山，东踞虎牢，西扼函谷。它南抵江汉，北通幽燕，东接江淮，西连渑（miǎn）淆，位居天下之中。《汉书·地理志》载：
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子平王东居雒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
其时，周朝疆土，东西长，南北短，京师与陪都，在于东西两方，宗周居西，而雒邑居东。两京之立，是周朝长达八百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先是武王初定，东方诸侯不服，殷之遗民欲叛，故彻夜不寐，思致治之道。《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ruì，河流会合或弯曲的地方）延于伊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周武王思定天下之策，而彻夜不寐。天下初定之一策，就是营建陪都雒邑。但武王的宏图未展而逝。成王继位，因年少由周公摄政。而管叔、蔡叔与武庚叛周。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叛乱平定后，始大规模地营建雒邑。《史记·周本纪》载：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雒邑。先派召公去雒邑查勘地形，对城郭、郊庙、朝市的位置初行规划。不久，周公也到雒邑，巡视地形，审查规划，并进行占卜。《洛诰》记载，周公“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说明在涧水之东、瀍水之西与在瀍水之东、洛水之滨建城，皆属卜兆大吉。于是奏报成王，得到旨准后，便正式动工兴建雒邑。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于郏山（即北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垣方1720丈，约相当于9里；郛即郭，方70里，总的规模是很大的。至于营建城郭、宗庙、宫殿，作土之工，《诗·大雅·绵》载：
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孔颖达疏引正义释曰：“营度位处，以绳正之，其绳则方正而直矣。依此绳直之处，起而筑之。以绳缩束其板，板满筑讫，则升下于上，以相承载。作此宗庙，翼翼然而严正。言能依就准绳，墙屋方正也。”孔疏又引毛笺曰：“掘土实之于虆，谓之捄者，众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墙上，墙上之人受取，而居于板中。居之亟疾，其声薨薨然。筑之者用力登登然。墙成削之，以墙坚致，土从上下打锻削之人屡，其声冯冯然。其作此墙之时，百堵皆同时而起，其间欲令之食息，击馨击鼓不能胜而止之，民皆劝事乐功竞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复笺曰：“王之郭门曰皋门。伉，高貌。王之正门曰应门。将将，严正也。”上面诗作与疏笺，详述西周营筑的过程，绘情绘形，有声有色。然而，筑城的夫役，未必那么乐事竞功，竟然听到吃饭和休息的鼓声，都废寝忘食，实属夸大其辞。
雒邑的王城与成周的关系，是学术界长久争论的问题。一些书上讲，周公和召公兴筑雒邑时，筑了王城和成周两座城。二者的位置关系，一说王城在西，成周在东；一说王城在内，成周在外。1956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尊”，其上铭文有助于上述悬争的诠释深化。铭文长达一百余字，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民”，即是说要在天下之中的雒邑建城，以辖治众民。文中还载“初宅于成周”[17]，表明于成王五年营建成周。至于称成周之原因，有言取“周道始成，王所（都）也”之意。周王都于此城，所以后又称之为王城。王城的遗址在何处？1954年考古工作者找到东周时王城遗址。它的北城墙地下保存较完好，其西端在今东干沟村北土冢处，东端在今洛阳火车站东二里处；西城墙北段在涧河东，南段在涧河西；城墙的西南角在今兴隆寨西北；城墙的东南角已被洛水冲毁。这与西周王城在涧水之东、洛水之北的记载，大体上相近。
宗法生活。周代不仅营筑丰镐为宗周、雒邑为成周，而且实行宗法制度，其子民过着宗法生活，从而强化周天子的权位。宗法制的“宗”字，从“宀”、从“示”，前者象征屋宇，后者则象征祖先。《说文解字》载：“宗，尊祖庙也。”《国语·晋语》载：“宗，本也。”所以，“宗”为祖宗，为根本。宗法制的“法”字，《易·系辞上》载：“制而用之，谓之法。”至于“宗法”二字，《礼记·大传》集解载：“而有宗道者，则以有公命为宗之法也。”由是，将“宗”与“法”联结，宗法制成为周代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
宗法制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记载。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曰：
卜辞有“大示”与“小示”，又有“大宗”与“小宗”。有辞云：“丁亥卜在大宗又伐，十小，自上，己丑卜在小宗，又岁，自大乙。”（见拓片）大宗自上甲，小宗自大乙，则是以先公之祠为大宗，先王之祠为小宗矣。大示与小示，盖亦如是。
商代的大宗，即卜辞中的大示；小宗，也即卜辞中的小示。但商代早期，大宗与小宗，不甚分嫡庶；到后期，嫡庶则日明。周代的宗法，嫡庶严明。所以，中国的宗法制，到周代已趋完备。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之大宗，是姬姓贵族最高之家长，也是天下之共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为诸侯，对天子为小宗，在本方国内则为大宗，其职爵亦由嫡长子继承，他们以方国名为氏。诸侯的庶子，有的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族则为大宗，其职爵亦由嫡长子继承，他们或以职官、城邑等为氏。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和上面基本相同。上述世袭的嫡长子，均称为宗子。他们掌握本宗族的财产，掌管本宗族的祭祀，管理本宗族的成员。
宗法首重本支承继之制。《诗·大雅·文王之什》载：“文王子孙，本支百世。”这就是强调子孙本支，百世传承繁衍。周代实行分封，“封藩建卫”，维系根本，以延绵百世。“封”字，又作“封”，从木、从土、从寸，寸，象征手，会意为人用手将树木栽种在土地上，作为疆界的标志。“藩”字，从草、从水、从禾、从田，象征以草野和河水为界，界内土地上生长禾苗。藩又通屏，有屏障之意。所以，“封藩建卫”，旨在分封土地，以藩卫国。因此，周初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策。史载：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18]
周初武王宗法举亲，先后封其弟周公旦于鲁（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今北京），封康叔于卫（今河南安阳），封成王弟唐叔于虞（今山西太原）、后改称晋，封弟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州），封弟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等。周姓分封在诸封国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荀子·儒效》载：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宗法还重宗族祭祀祖先之制。祭祀祖先，便设立宗庙。早在古公亶父时，就“作庙翼翼”，以祭祀其先公。1976年在周原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宗庙遗址，这是周先人祭祖的史证。周朝建都，必设宗庙。本书《序言》中已述《左传》所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可见都的重要特征是建宗庙、祭先君。《周礼·考工记》更将这一建筑程式化，概括为“左祖右社”，即国都的建筑布局应是：左为祭祀祖先的宗庙，右为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这一规制延续到明、清的都城北京，太庙在承天（天安）门之左，社稷在承天（天安）门之右。宗庙的设置，分成等级，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和庶人无庙而“祭于寝”的礼制。
宗法以嫡子继承为制。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嫡庶关系，泾渭分明。子死，子之子继承。金文有“子子孙孙万年永宝”之记载。《说文解字》云：“子之子曰孙。从系、子；系，续也。”所以，“孙”字为“系”部。但是，杨树达认为：“余谓甲文中从糸之字多作
形，知此字右旁从糸，乃孙字也。金文孙字皆从糸，无从系者，《说文》谓从系者，非也。金文亦无系字。”[19]杨氏之言，可备一说。然许氏之说，不可轻非。因此，子之子为孙，有继续不绝之意。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释孙从系之意。系部曰：继者，续也，系犹继也。”上自天子为国王，下至庶民为尊长，长子继承，子孙永续。全家服从尊长，全国服从君王。正如《礼记·坊记》载孔子所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这就是一级一级地、一代一代地推尊一人。
周王生活。周王营筑丰镐，兴建雒邑，行宗法之制，过君王生活。西周初期，文、武、成、康四王，崇节俭，知下情，事神保民，社会大治。成王年少，天下初定，周公摄政。成王年长，周公归政。成王既死，太子钊立，召公、毕公相辅，告祭宗庙：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20]
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出自《史记·周本纪》的上述记载，显有溢美之词。但是，西周初期，确能君臣共谋，同治天下。
康王死，子瑕立，是为昭王。昭王“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这件事，周廷自觉不甚光彩，故讳而不赴告。其死亡经过，《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
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昭王太不得人心，且疏于卫戍；上船夫之当，沉水而死。幸好辛游靡水性不错，捞取昭王尸；否则，葬身鱼腹矣！昭王死，子满立，是为穆王。后人撰《穆天子传》六卷，写周穆王驾八骏西游，并与西王母宴会的故事，使穆王的离奇生活引发更多人的兴趣。穆王同西王母宴会的故事虽为虚构，他以甫侯为相却是史实。穆王与甫侯重刑狱，正五罚，听五辞。《汉书·刑法志》云：“五听：一曰解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周礼》注释云：“解不直则言繁，目不直则视眊（mào，眼睛看不清楚），耳不直则对答惑，色不直则貌赧，气不直则数喘。”然而，穆王留于史的不是“五听”，却是《甫刑》。其刑极为严酷而暴烈。《史记·周本纪》载《甫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穆王死后，四传至厉王。厉王好利、拒谏。召公谏道：“民不堪命。”厉王愤怒，得卫国巫者，让其监察谤王之人入告，告即杀之。此法甚验，谤言鲜少，诸侯不朝。厉王得意，惩罚益严。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道：“吾能弭谤，乃不敢言。”召公对厉王忠荩（jìn）陈言，其言虽简，却具深意，兹全引如下：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gǔ）献典，史献书，师箴（zhēn），瞍（sǒu）赋，蒙（mēng）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qí，耆艾指有名望的老人）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xí）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21]。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这是历史之真谛。然而，厉王拒谏不纳，国人莫敢出言。三年后，国人群起，袭击厉王。厉王出逃至彘（今山西霍县），后死于彘。厉王出逃，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的开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子静为宣王。宣王死，子宫涅立，是为幽王。幽王时，人祸、天灾，相继发生。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载：
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小雅》中《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和《甫田之什》共三十篇一百七十二章刺幽王之诗，可见幽王之不得民心。幽王与褒姒的故事，是西周末幽王腐朽生活的缩影。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子名伯服。幽王欲废已立的太子宜臼。宜臼生母为申侯之女，已是王后。幽王嬖爱褒姒，想废申后，并废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幽王为着讨笑褒姒，演出一幕“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史记·周本纪》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侯、犬戎联合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诸侯兵以为是嬉戏而不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至此，西周灭亡。
申侯与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即王位，是为平王。平王立后，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东周的历史，分作春秋与战国。其时，周室衰微，诸侯争局，强凌弱，众暴寡，逐渐形成秦、韩、齐、楚、赵、魏、燕七雄。七雄举兵争霸，政由方伯出。西周时丰镐与雒邑两个都城，后演变成七大都城。其都市生活，异常丰富，竞展丰彩。
方国都邑。西周建国，分封诸侯，约几百国，各有都邑。到春秋初期，诸侯小国约一百四五十个，逐渐兼并为十二诸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至战国时期，成为七雄。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七雄，都各有都邑，都邑中的贵族和平民，过着都市生活。都邑繁多，不胜史述，列举数个，以窥全貌。
鲁都曲阜——礼仪之都。相传鲁曾为炎帝、少昊之都。《竹书纪年》载商盘庚曾都奄（即曲阜）。周武王克商后，封周公旦于鲁，旦派其子伯禽就国。伯禽就国前，周公告诫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22]伯禽莅鲁，礼仪待士。他带去礼乐典籍、官司彝器，“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23]。周公死后，鲁在诸侯中独具天子礼乐。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吴季札到鲁观周乐，乐工演奏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等，并观看了文王之乐象箾（xiāo）和南龠（yuè）、武王之乐大乐、商汤之乐韶护、夏禹之乐大夏、虞舜之乐韶箭等[24]。后晋韩宣子入鲁，道出“周礼尽在鲁矣”的赞评。鲁国既重礼仪，又重教化。僖公时修泮（pàn）宫，以兴教育。正是礼仪教化之乡曲阜，才出了大教育家孔子。孔子在鲁聚徒讲学，倡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影响全国，并及后世。孔子故去后的第二年，即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岁时祭祀。司马迁曾至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两千余年来，孔庙的位置未动，经历朝兴修扩建，现已达到466间的宏丽规模。后人还建造了阙里坊、孔子故宅门等，以示纪念。经历代演变，孔庙、孔府、孔林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胜迹，人类文明的瑰宝。曲阜之民在礼仪教化之邦生活，受其熏陶，世代传承。
齐都临淄——繁华之都。武王克商后，封姜尚于营丘，即临淄，其名缘自濒临淄水。姜太公至国后，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渐成大国。后管仲相齐，桓公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春秋五霸之首。灵公灭莱后，疆土东至海，临淄则是列国中最为繁华的名都。临淄都城宏大而坚固。《齐记》云：齐城有十三门。经考古发掘，临淄城遗址基本清楚。大城内大道七条，经四纬三，经纬交错，成“井”字形。市内的“庄岳”和“岳市”，人烟稠密，市易喧闹。苏秦称赞临淄道：“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临淄城内，发现冶铁遗址，其中一处达40万平方米，并出土“齐铁官丞”和“齐采铁印”等泥封。还发现炼铜遗址、铸造刀币“齐法化”遗址、骨制品作坊遗址。直至西汉初年，临淄繁华不衰。《汉书·高五王传》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爱子弟，不得王此。”
临淄工商繁华，文化繁盛。临淄城稷门之外，盖起“高门大屋”，设“稷下学宫”，招徕诸侯宾客，延揽四方学士，会于稷下，讲学论辩。人们称学界巨子为“稷下先生”，其门徒则被称为“稷下学士”。所以，临淄的稷下学宫，成为其时学者汇聚、百家争鸣之所。先是，齐早已有养士之风。《史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到过稷下的学者如云，荀子、孟子、尹文子、宋钘、彭蒙、驺（zōu）奭（shì）等，都在稷下游学论说，或在齐国任职。他们讲学授徒、问难争辩，使临淄成为战国时期百家学说荟萃之都。
临淄的齐宫生活光怪陆离。齐太公姜尚，早年穷困，身历战阵，知创业之艰辛，惠生民之利益。其后代，生长于宫廷，荒淫于游猎，演出一幕一幕的宫廷悲剧。哀公淫乱田游，被周王烹杀。后传至襄公，襄公女弟为鲁桓公夫人。鲁夫人尝与齐襄公私通，及鲁桓公与夫人至齐，襄公复与鲁夫人私通。鲁桓公得知后，怒责夫人，鲁夫人将受责之状告诉齐襄公。齐襄公设计，同鲁桓公宴饮，使其酒醉；派力士彭生将酒醉的鲁桓公抱上其车，并将其致死。待鲁桓公返鲁时，已死多时。鲁人责齐，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襄公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又屡诛杀不当，淫于妇女，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己，故其弟纠奔鲁，管仲等傅之；其弟小白奔莒，鲍叔牙傅之。其后齐襄公在宫变中被杀，夺位者公孙无知又被杀。鲁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并使管仲拦截莒道，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佯死，管仲遣人报鲁。鲁认为小白已死，缓送公子纠返临淄。小白佯死诓管仲后，乘车疾行回齐登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不计管仲射带钩之仇，派鲍叔牙迎接管仲，解桎梏，厚礼遇，委重任。桓公禄贤能，修国政，连五家之兵，得鱼盐之利，会盟诸侯，开始称霸。齐桓公晚年，管仲病，桓公问谁可为相：“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25]管仲死，而桓公不听管仲谏言，亲近易牙、开方和竖刀（竖刁），三人专权。齐桓公晚年不仅拒管仲谏言，而且多内宠。其所宠幸的几位夫人，所生五子争夺嗣位。齐桓公病重，五公子各树党羽争立。及桓公死，互相攻杀，未能入殓。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从户牖爬出。后棺殓，葬于临淄牛山。晋时掘桓公墓，墓中有水银池，有金蚕、珠襦、玉匣、缯彩、军器等，还有人殉葬。桓公殓葬后，诸子争位攻战三十年，其密姬之子商人立，是为懿公。但是，懿公不得其死：
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骖乘。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26]
懿公断丙戎父之足，夺庸职之美妻入宫，终被二人所谋杀。齐懿公之不得其死，仅是他个人作恶之果。他个人的悲剧因其死而落幕，但齐国临淄宫廷闹剧不断重演，兹不赘述。
魏都大梁——水围之城。魏惠王六年（前364年），魏自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大梁作为战国时魏的都城达141年之久。大梁城规模宏大，人口众多，至城破降秦时，城内尚有甲士居民30万。据文献记载，大梁城有12座城门，现查知东门名为夷门，余多不可考。明李濂《汴京遗迹志》载：“夷山在里城内安远门之东，以山之平夷而得名。”大梁的工商业较发达，时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齐之临淄，皆为商贾出入之地。魏惠王令在大梁附近开凿一条运河，以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促进了灌溉和水运的发展。但是，黄河也给大梁带来祸害。天然河决与人为决河，都给大梁百姓造成灾难。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bì或bēn）领兵攻魏大梁，久攻不下。王贲下令开掘鸿沟，引黄河之水灌大梁城，水围三月，城遂攻破。魏国末王假被迫投降。司马迁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假）请降，遂灭魏。”大梁被秦兵攻破后，大水横溢，城郭残破，房舍圮塌，人口锐减。尔后，黄水灌大梁之历史不断重现，实是无辜大梁百姓之大不幸。
吴都阖闾——苑林之都。早在商朝末年，周族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从周原至江南，在今苏州与无锡之间建句吴，以梅里为都城。城的规模据《梅里志》引《吴越春秋》载：“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27]谈及都市，人们总想到有工有商，有文有武，有买有卖；但是，句吴城中耕田兴农，这在都市史中是罕见的。相传泰伯倡导饲养禽、畜，他在梅里建有鸭城，是其牧养凫鸭之地；又在梅里西建有麋城，为其豢养麋鹿之城。他又开泰伯渎，浚湖泊，以兴农业。所以，句吴城里居民过着农业生活，这是句吴的一个特点。后到诸樊元年（前560年），吴国都城从梅里迁至阖闾（今江苏苏州）。诸樊长子公子光同楚亡臣伍子胥策划，派遣勇士专诸，藏剑于鱼腹，在宴会上刺杀吴王僚，夺取吴王位。这就是“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pī）。公子光佯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https://www.daowen.com)
阖庐（即阖闾）登位后，重子胥，设守备，实仓库，扩都城，以安国治民，兴王成霸。《越绝书》载扩增后的都城规模为：小城周12里，设陆门三、水门二；大城周47里，设陆门八、水门八；郭周68里，成为一座宏伟的阖闾大城。城内有干将、莫邪铸剑坊，“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tuó，古代一种鼓风吹火器）装炭”，以制宝剑。城里有吴市，为市场交易；有市正，为市场官员。城郊还有养鸡之所鸡坡，养鸭之处鸭城，养猪之圈猪坟，养鹿之园鹿苑，置麋之处麋城，养马之场马城。
阖闾的宫殿苑囿，映现了吴王的豪华生活。《越绝书》记载，吴王建阖闾宫，又建南城宫，还建有东宫和西宫，础雕伏龟，坛刻石龙，工艺精细，异常豪华。在城郊兴建离宫别馆和驰猎苑囿。如长洲苑，规模宏廓，禽兽繁多，可与后来汉上林苑媲美。又如姑苏台，经营9年，始告竣工，台高300丈，作九曲回路以登，其上可望300里外。它如专置美人的离城，以及山、鸥陂（bēi，池塘）、游台等。阖闾败楚后，意骄情奢，怠于政事，拥美游玩，夜以继日：“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䱉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28]夫差继位后，更兴土木，大建宫馆。他在砚石山（今灵岩山）上兴筑馆娃宫。娃，吴语美女之称；馆娃宫为藏娇之宫。夫差纳越国美女西施为妃后，专修馆娃宫以藏娇。宫踞山上，山高60丈，俯瞰太湖，山水秀丽。另有相传为西施赏乐之所的抚琴台、玩笑池、响屧（xiè，木底鞋）廊——以梓木铺地，下置陶瓮，西施与宫女沿廊漫步轻舞，脚下便发出娱耳之声。唐刘禹锡咏馆娃宫诗云：
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大夸。
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
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舜华。
唯余采香径，一带绕山斜。[29]
夫差除在灵岩山兴建馆娃宫外，还在太湖中辟消夏湾，观赏景色，品味肥鱼。并扩建姑苏台，据《苏州府志》转引《洞冥记》载：
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台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致妓乐，日与西施为嬉。又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钩玉槛，宫之楹榱（cuī，椽子），皆珠玉饰之。
上面载述，略带小说家言，但从中可以窥视吴王宫馆离苑之精丽豪华，从而奠下后世苏州园林的基础。然而，被吴王战败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卑身厚币，积蓄力量，举兵伐吴。吴兵败绩，夫差自刎，江南华苑，化为灰烬。
燕都蓟城——方国之都。蓟城，今北京市。北京最早之城，始于燕。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琉璃河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这里有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后经多年陆续考古发掘，及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证明它为一座古城的遗址。古城遗址位置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附近。城呈长方形，北城墙长约830米，南城墙基被河水冲毁而无法测量其长度，东、西城墙的北段各长约300米。城墙是用黄土夯实，分段板筑而成的。主城墙高厚坚固，其内外侧有护城坡，城外四围有护城濠沟。经考古断定：这座古城的始建年代在商末周初时期。在其附近，有大片西周墓地。在已发掘的诸多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车马器和铜工具等。青铜礼器，多有铭文，少者二三字，多者40余字。如复鼎，通高24.5厘米，鼎底铸有3行17字的铭文。铭文记载燕侯赏赐名叫复之大臣以冠服、臣妾和货贝。又如伯矩鬲，三足凝重铜鬲，通体雕刻牛头，铸冶精美，造型雅致，鬲上和盖内都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燕侯赏赐大臣伯矩的事迹。具有代表性的礼器是堇鼎，它通高62厘米，重41.5公斤，造型浑厚，纹饰肃朴，内壁铸有铭文4行26字：“匽侯令堇馔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
鬻
。”铭文中的“匽侯”，即是燕侯；“堇”是燕侯大臣之名；“大保”是召公奭，其封于燕而不在燕，留居宗周；宗周即丰镐，因“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称宗周。铭文的大意是：燕侯派大臣堇去宗周，向大保召公奭奉献食物，并受到赏赐；堇因铸鼎，以纪荣宠。以上清楚地表明：召公奭受武王所封之后，仍留在宗周辅弼王室，而以其长子就封于燕，此段历史，《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载：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上述引文，集解引谯周曰：
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
索隐载另说曰：
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
这就表明，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于燕，其都城当在今北京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址处。所以，古城文化遗址、青铜礼器铭文和历史典籍记载，彼此参酌，相互印证：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古城遗址，即是西周初期燕国都城所在。
燕国都蓟，外临胡、貉（mò），内错齐、晋列强之间，数度兴衰。燕王哙与相子之内乱，燕运衰，齐兵入。先是，燕王哙年老不听政，国事决之于子之。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相谋，兵攻子之，不克。市被反遭杀，构难数月，死者数万。齐王纳孟轲之议，派兵攻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哙与子之皆死。后燕人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昭王躬身厚币，招贤纳士，图雪先王之耻，以强燕国之威。于是，先为郭隗改筑宫室，并以师礼尊之。乐毅自魏、邹衍自齐、剧辛自赵往燕。经二十余年积聚，兵强国富：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30]
但是，昭王死后惠王立，惠王嫉贤妒能，乐毅去职走赵。齐田单乘机击燕兵，燕兵败，齐收复其失城。后燕日衰，且秦兵临易水。燕太子丹阴蓄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图于秦王。行前，燕太子及宾客，皆穿白衣相送。此悲壮之场面，史载：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chēn）目，发尽上指冠。[31]
荆轲见秦王，图穷匕首现，事败，被杀。不久，秦发兵攻燕。
燕在姬姓诸侯中，独后被秦灭亡。秦统一中原，东周结束。姬姓之王，为嬴姓之帝所取代。但是，周代的艺术丰富多彩。
艺术生活。青铜器艺术始于夏，盛于商，变于周。西周初期，商朝青铜器物多为周王室和贵族所有。青铜工艺工奴，也多为原商朝之人。所以，其时青铜艺术，多沿袭商代的风格。后来，青铜器的形制、图案有较大的变化。青铜器的形制，西周重礼乐，故乐器大有增加。商代乐器有击打的铙，而西周后期则有倒悬的钟，甚至发展为编钟。图案纹饰，商代尚文彩，周代尚质朴；商代重装饰，周代重记事。《礼记》载：
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也。
所以，周代大的征战、勋业、赏赐，多刻铭文，以纪荣光。周代青铜器一般盖大、口广、腹浅，而为著铭刻之需。其纹饰常用鸟纹。《说文》曰：
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
这种以孔雀为主体并整合其他动物特征而想象出来的祥鸟，被用作周代各种器物的图案。周室东迁之后，王室礼器大减，诸侯之器大增。其风格有新的突破。鼎，耳、足、腹分铸，便产生附耳、鼎盖等新形式。1923年在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艺术价值很高，是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战国时期，科技的进步，百家争鸣的出现，使青铜艺术展现新面貌。这时期青铜器有鎏金装饰、嵌珠镶玉等，风格绚丽斑斓、色泽华美、作工精巧、富于韵律。湖北随县出土战国尊盘，是一件别致的珍品。又如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全器用红铜丝镶嵌成40组图像，人物凡292个，有射杀、格斗、划船、击鼓、犒赏、送别等场面，器物有旌、旗、鼓、戈、戟、剑、车、船等，是一幅军事活动的盛图。另如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镇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鉴，中为一座高大建筑，左为鸣钟舞蹈者，右为击磬舞蹈者。中间一面为庖厨，或酣饮，或进食；另一面为园林，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或射猎，或划船。画面展现出37人、30只鸟兽和66件器物，是一幅优美生动的佳作。
绘画艺术早在夏代便已出现。那时已出现陶绘和岩画。夏代已有工艺绘画，商代可能已有肖像画，武丁令人绘名叫“说”的“唯肖其画”是个例证。周代有了画工、画史，在壁画、装饰画、帛画、岩画等方面，都超越前代。壁画，有的绘于明堂，《孔子家语》载：明堂壁上画着“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有的绘于庙堂，《楚辞章句》载：
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yù guǐ，神奇怪异），及古圣贤，怪物行事。
装饰画主要绘铸在青铜器上或绘在漆器上。前者，青铜器的绘饰有狩猎、采桑、乐舞、宴饮、攻战等。如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画面分作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等，中层左部为飞禽、游鱼、猎射等，右部上面为台榭、宴饮，下面为舞乐，下层为激烈战争，整个画幅，构图谨严，形象生动。河南洛阳全村战国墓中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其装饰画面由人物和动物组成，人物中一个披甲勇士骑在马上，同一猛虎搏斗，勇士乘骑持剑刺向猛虎，怒虎反扑，张牙舞爪。勇士的英姿、马的咆哮、虎的凶猛，绘形绘声，十分生动。后者，漆器的绘饰有各种纹饰及人物故事等。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棺、漆箱、漆盒等，其上绘有神怪形象与乐舞情节。漆箱中一件绘有青龙、白虎的图像，另一件绘有扶桑树、太阳、鸟、兽、蛇和人持弓射鸟的形象。帛画，战国时期之作已发现三件。其一是缯书画像，呈方形，中间墨书，字迹工整，文字颇长；四旁是画，为怪异神物。其二是龙凤人物帛画，画一妇人为死者祈福的情景。其三是御龙帛画，画中为一男人乘龙欲升天遨游之状。《楚辞·九歌》曰：“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画中当为死者御龙升天，即楚人乘龙游天之意。岩画，多绘于边远地区山崖之处，如内蒙古阴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广西宁明岩画、甘肃黑山岩画等，其绘制时代或有异议，其崖画地点远离都市，故略提而不详论。[32]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5期。
[2]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传》。
[3]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5]刘鹗《铁云藏龟》卷首《序》。
[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6期。
[7]《中国考古报告集》（三）第二本，殷墟小屯发掘报告：《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墓》，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
[8]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9]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安阳殷代祭祀坑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考古》1977年第3期。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
[12]郭若愚等《殷墟文字缀合》第三〇九。
[13]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第8期。
[14]《史记》卷三《殷本纪》。
[15]《战国策·赵策三》、《礼记·明堂位》作“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
[16]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
[17]维岳《九朝古都——洛阳》，载阎崇年等著《中国历史名都》。
[18]《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20]《史记》卷四《周本纪》。
[21]《史记》卷四《周本纪》。
[22]《史记·鲁周公世家》。
[23]《礼记·明堂位》。
[24]《史记·吴太伯世家》。
[25]《史记·齐太公世家》。
[26]《史记·齐太公世家》。
[27]道光《梅里志》卷二。
[28]《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29]同治《苏州府志》卷五三《古迹》。
[30]《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31]《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
[32]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