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都市佛教兴衰
佛教创始者为释迦牟尼，中国本无佛教。佛教传入，始于汉世，但其渐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书》特立《释老传》，是其时佛教兴盛的一个历史文献学上的表征。先是，佛教在中国之流传，《隋书·经籍志》载：
推寻典籍，自汉已上，中国未传。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yīn）灭。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yīn）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jiān）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
然而，东汉明帝时白马负经与立白马寺之说，学界认为俱不足征信。但到章帝时，楚王刘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j，携带）佛经东来至甚众。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佛寺翻译。东汉末太守笮（zé）融亦崇佛法。三国时，魏甘露五年（256年），朱士行出家，是为汉人皈依佛戒、剃发为僧者之始。朱士行经西域，至于阗，得佛经，晋元康年间，至邺城，译为《放光般若经》。晋泰始年间，月支沙门竺法护，大得佛经，至洛翻译，数量较多，佛籍东流，自此日盛（《隋书》卷五十三志三十）。其时，竹林七贤声名大噪，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名僧比竹林七贤，大有佛道骈立之势。
长安地近西域，是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后赵石勒时，常山沙门道安性聪慧，日诵经万言，静室独坐，精思佛经，十有二年，幽旨了悟。他率门徒分游扬州、成都、襄阳，后至长安。前秦苻坚敬重之[12]。道安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精通佛经，力劝苻坚致之。后秦姚苌弘始二年（400年），鸠摩罗什至长安，翻译经卷。其时先后有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得《泥洹经》及《僧祇律》，回至长安，译为三十卷。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人，而鸠摩罗什才优绩著，所译佛经为大乘之学经典。
著名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并著《佛国记》。法显，俗姓龚，据《高僧传》卷三载，他原有兄弟三人皆夭折，双亲在其3岁时送至佛寺度为沙弥，并在20岁时受大戒。法显观诸沙门，在《弘明集·释驳论》中道：“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多皆不称服，行多违法。”于是，年届65岁的法显，发愿往西天寻求真经与戒律，前后历时达15年之久。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从长安出发，途经张掖时又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五人共行至敦煌。法显等西行，经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戈壁，因无路可辨，而“唯视日以准西，人骨以标行路”。他们先后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乌夷（今新疆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竭叉（今新疆喀什）等地。而后翻越“毒风雨雪，飞沙砾石”的葱岭，进入北天竺界。
法显等行入北天竺界后，历艰险，履岨（jū）绝，过新头河，至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时慧应留住于佛钵寺，宝云等折还归国，法显、慧景、道整三人则分为两路，继续行进。途中慧景力竭而死，唯有法显、道整二人继行。他们经过红罗夷、跋那、毗荼、摩头诸国（均在今巴基斯坦境内），渡过蒲那河。法显和道整于弘始四年（402年），到达中天竺都城巴连弗邑即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其时法显已68岁。法显在巴连弗邑住居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得《大般泥洹经》等六部经卷。时道整留居巴连弗邑，只有法显独身返归而行，在返归途中，法显至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即释迦牟尼诞生地。而后法显经天竺从孟加拉湾乘船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北魏太和元年（477年）求得四部经律。两年后，法显乘船渡印度洋，遭大风，漫漂泊，至孤岛。再经九十日航行，到达耶婆提（今爪哇苏门答腊）。弘始十四年（412年），法显离耶婆提，乘大船回航广州，但途遇大风，漂航至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是为宋永初二年（421年）七月十四日。青州太守李嶷派员将法显送至宋都建康。这时法显西行长达13年，行程4万里，经历30余国，年已79岁。法显回国后，以五年时间译《摩诃僧祇众律》等佛教经律6部、63卷，凡百万言。他又将行途见闻著成《佛国记》，成为中国海外交通的最早记录。
平城是华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平城是北魏初期之都城。北魏建立者鲜卑拓跋氏，原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未闻佛教。《魏书·释老志》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传至神元帝拓跋力微时，始与魏、晋通聘。其子文帝拓跋沙漠汗曾留居洛阳，同中原聘问交市，往来不绝。传至昭成禄官时，又至襄国（今河北邢台），才“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魏道武帝拓跋珪继立后，南略赵地，广纳佛法：“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径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屡动兵戈，诸事草昧，未建浮图，延揽众僧。先是，有沙门僧朗，因其门徒隐修于泰山琨（kūn）谷。拓跋珪遣使致信僧朗，并以缯、素、旃罽（zhānjì）、银钵为礼品。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下诏推弘佛法，并敕有司，于京师平城修建寺宇，以馆僧众。史载：
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qí dū）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huì，同“绘”）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13]
其时，有沙门名法果，备受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和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之优礼。法果在平城为道人统，绾（wǎn，控制）摄僧徒。他“每与帝言，多所惬允”，因而受到供施甚为丰厚。法果前后被授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诸号。皇帝还常幸其居第。及其死，皇帝三临其丧，追赠为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继立后，“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14]。
在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和世祖太武帝扶助下，佛教在平城广为传播。由是，佛门日隆，名僧迭出。如昙摩谶（chèn），习佛经，居姑臧（今甘肃武威），译《涅槃》等十余部佛经。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屡以国事相谘（zī）。太武帝遣使诣姑臧，请将昙摩谶送至平城。但蒙逊惜而不遣，使人杀之。[15]后太武帝发兵灭北凉。智嵩，经爽悟，笃佛典，戒行峻整，门徒齐肃。时凉州兵事，绝粮饥馑，拒食兽肉，遂饿死于酒泉西山。凉州地域，世信佛教。敦煌一带，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北魏平凉州后，沙门东至平城，京师象教弥增。惠始，俗姓张，原为关中清河人，后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夜则还处静坐。据传其颇有法术。当他被夏主赫连屈丐追杀时，“身被白刃，而体不伤”。屈丐召惠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惠始后到京师平城，受到世祖太武帝之礼遇。史载惠始之事迹曰：
始自习禅，至于没世，称五十余年，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初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之曰“白脚师”。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齐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16]
惠始死后，送葬者达6000余人，可见其时平城礼佛风气之盛。
北魏太武帝因信徒滋盛，且与盖吴（北魏时关中农民起义军领袖）通谋，而下灭佛之诏。太延四年（438年），太武帝以“沙门众多”为由，诏罢沙门年50岁以下者还俗为民。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先是，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太武帝西征至长安，知长安沙门寺内有弓矢矛盾，意沙门与盖吴通谋，命案抄佛寺，得酿酒之具，又发觉屈室沙门与贵室女私行淫乱；而司徒崔浩进言毁佛。于是，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又诏曰：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17]
翌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魏书·帝纪》）。四月，邺城毁五层佛图。
这就是北魏太武帝之灭佛事件。但其诏令范围，仅限于北魏以平城为中心的辖区之内，至于南朝以建康为中心的辖域之内，依样崇佛佞佛。
建康是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唐朝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建康的佛寺，《南史·郭祖深传》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南朝的宋、齐、梁、陈，崇信佛事，提倡佛教。
宋，文帝刘义隆，重佛理，崇佛事。他延请名僧慧观、法瑶、道献、慧琳等参与朝政，权重一时。其时朝廷重臣也踵风信佛，谢灵运、颜延之信佛法、撰佛论。他还大建佛寺，如天竺寺、报恩寺等。建寺造像，所费尤巨。宋明帝刘彧造湘宫寺，费极奢侈。时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明帝，刘彧曰：“卿至湘宫寺来，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通直散骑侍郎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mǐn）。罪高佛图，有何功德！”[18]明帝尚有雅量，虽使人驱曳虞愿下殿，寻复召入直。皇帝崇佛，官宦影从。柳元景檄书臧质罪状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民怨盈涂，国谤弥岁。”[19]此为朝臣纳僧尼、笃信佛之一例。(https://www.daowen.com)
齐，诸帝、贵族更加崇佛。齐高帝萧道成兴造建元寺，齐武帝萧赜（zé）建齐安寺、禅灵寺、集善寺，并造佛像。武帝太子与次子俱好佛，其次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位至司徒，居鸡笼山邸，自名净住子，集学士抄佛经，并“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他又与文惠太子同好佛，“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20]。他还经常邀集名僧玄畅等至邸讲经，并派其四出传教。
梁，崇佛之举，尤盛于前。梁武帝萧衍在萧梁56年帝统中，御帝位达47年之久。他营造佛寺，如光宅寺、开善寺、敬爱寺、智度寺和同泰寺等。敬爱寺经营彤丽，宛若天宫，延袤七里，三十六院，僧众千余，四时供给。智度寺殿堂宏敞，宝塔七层，房廊周接，雕梁画栋，诸尼五百，四时讲诵。同泰寺则浮图九层，大殿六所，殿外璇玑，积石叠山，铸造金像，极尽壮丽。他订立僧规，手制《断酒肉文》。他广施钱财，曾舍钱1960万。梁武帝萧衍先后四次舍身佛寺，史载：
大通元年（527年）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21]
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
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小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屏除。……乙巳，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夏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百辟诣凤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衮冕，御辇还宫。幸太极殿，如即位礼，大赦，改元。[22]
梁武帝四次舍身于寺，多次讲说经堂，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23]；或设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
陈，国祚虽短，崇佛却盛。高祖武帝陈霸先，登位之初，即“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24]。翌年四月，他“幸大庄严寺，舍身”[25]。其继位者文帝陈蒨（qiàn）、宣帝陈顼（xū），也多次设无碍大会。陈后主叔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并于郭内建造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而火起。太建十四年（582年）九月，登帝位不久即“设无碍大会于太极殿，舍身”[26]。
南朝的世家大族，也弘扬佛法，笃信佛教。详状从略。南都建康如此，北都洛阳亦甚。
洛阳为其时北中国佛教中心。北魏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史称：“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27]杨衒之亦记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28]北魏崇佛，佛经汇集，僧刹众多。《魏书·释老志》载：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北魏佛教生活之集中表现，在于京城洛阳。洛阳佛寺，多为皇家、官宦所建，兹据《洛阳伽蓝记》所载，简列如下：
北魏洛阳寺庙简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魏都城洛阳诸多名寺，为皇家、贵族和官宦所立。诸寺规模宏大，构筑伟丽。永宁寺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立。胡氏之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年，入讲禁中。胡氏得幸于世宗宣武帝，生肃宗孝明帝翊。宣武帝死，翊继立，胡氏临朝听政，“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道士赴者数万人”[29]。此刹为洛阳之冠，史载：
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一作千）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鏁（suǒ，同“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suǒ或zǎo）绮疏，难得而言。[30]
灵太后胡氏在氽朱荣称兵时，自落发，离宫阃（kǔn），后同幼主肃宗孝明帝并沉于河，与之同难者有高阳王雍。雍为显祖献文帝之子，灵太后专政，雍位居朝首（《魏书·高阳王雍传》）。高阳王既为尒朱荣所害，舍宅为寺，称高阳王寺。史称其“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輵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昼日。其竹林鱼池，侔（móu，相等）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陆海珍馐方丈于前”[31]，豪奢的物质生活与简净的宗教生活，恰相异对，令人叹惊！帝后笃佛，禁中讲经，广建刹宇，开凿石窟，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灵太后临朝时，北魏天下州郡僧尼寺宇，达13727所[32]，僧尼约200万人。
北魏建造石窟，是其时佛教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先是，魏在平城建造石窟，即今大同云冈石窟。至是，魏世宗宣武帝又诏令大长秋卿白整，参酌平城石窟，在都城洛阳南伊阙山，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开凿石窟两座，后又由中尹刘腾为宣武帝营建石窟一座，共三座。这三座石窟工程浩大，斩山辟石，雕凿石像，历时24年，用工80余万个。其地在伊阙，《水经注》载：龙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33]。龙门石窟最早从太和十八年（494年）开始营造古阳洞。洞内佛龛琳琅满目，图饰精巧，今流传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于古阳洞。上文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造的宾阳洞，主像为释迦牟尼佛，通高8.4米，身穿袈裟，面瘦修长，旁有迦叶、阿难、文殊、普贤侍之；南北二壁为一佛、二菩萨。稍晚些为莲花洞，以其窟雕刻大莲花而得名，洞中纹饰雕刻精细，富于变化。龙门石窟后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宋，现在窟龛2100多个，佛塔40多座，造像10万多尊，造像题记和碑碣3000多块。所以，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并称为中国佛教艺术三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