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文士风骨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动荡、民族融合、佛教隆兴、文化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出现继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其时的文化特征：第一，门阀文化，凸占显位。所谓门阀之家，是指那些门高第阔、世代做官之家，亦称阀阅世家。这些显赫人家门前立有两根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以展示家族之荣耀。他们或“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或“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或“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或“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等。其子弟舞文弄墨者，则成为门阀文化之代表。第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除汉族外，羯、氐、匈奴、鲜卑、羌等举兵南下，建立政权，甚至于“关中地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民族的融合，必然产生文化的融会。第三，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天竺的佛教、经书、建筑，西域的乐器、舞蹈、杂技，波斯的铠甲、医药、艺术等传入中华；中原的文化又四向域外散射。呈现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大交融的景观。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文士，活跃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上。
学校教育。学校既是培养文士的场所，也是文士传道授业的学宫。曹魏独著此期教育之先鞭，令曰：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34]
曹丕称帝后，令“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壤，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由是，各州郡数百弟子至太学受业。蜀、吴亦相继兴学开馆，教学诸子。西晋天下一统，崇儒兴学，营建辟雍，师徒相传，学士如林。据《南齐书·礼志》载：“晋初太学生三千人。”西晋的学校除太学外，又设国子学。晋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台试”[35]。入国子学的资格，需官在五品以上者方可入。故《南齐书·礼志》辨太学与国子学之异同曰：“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士族、贵者入国学，而庶族、贱者入太学。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洛阳和长安遭到严重破坏，太学与国学在兵燹中被毁。东晋偏安建康，立太学，教生徒。尔后乱事不已，殃及教育。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上书，申奏教育之重要，言“立人之道，于斯为首”[36]。晋成帝允其所奏，重立国子学，东晋的太学与国学兼而有之。淝水之战后，谢石疏请“颁下州郡，普修学校”。孝武帝准其疏奏，增造房舍150间，增置太学生百人。然而，高门子弟，“学生多顽嚣，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37]。《书》云：“知人则哲。”此为不哲之罚、晋室将亡的先兆。东晋亡后，南朝刘宋时出现“四馆学”，即儒、玄、文、史四学。萧齐时，“命彼有司，崇建庠塾”。萧梁重教育，武帝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他本勤于学，精于著，其时之教育“济济焉，洋洋焉”。陈则国祚短，无大建树。
北中国的教育，也具特色。前赵，匈奴人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38]。他曾亲临太学，引试学生。后赵，羯族人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39]。他尝“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40]，又在军旅中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后命各郡国立学官，教授子弟，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前燕，鲜卑人慕容皝（huàng）“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五千余人”[41]。他立学官，亲临听，观考试，擢秀异。经慕容廆（wěi）祖孙三代倡教，致前燕都城蓟成为十六国时期教育最发达的都市。前秦，氐族人苻健修尚儒学。其侄苻坚“外修兵革，内崇儒学”。他“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42]，坚每月临太学，庠序诸生竞劝焉。《晋书》载记一个故事：太常韦逞家世以儒学著称，苻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时韦逞母宋氏通晓《周官》音义，年八十，为苻坚所重：
“窥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43]
后秦，羌族人姚苌帝长安，置学官。其子兴亦崇学重教。时耆儒姜龛、淳于岐、郭高等，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44]由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北魏，鲜卑拓跋氏弘扬教育，景象一新。晋永嘉之后，中原分崩，战火不熄，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太祖道武帝初定北土，始建都邑，便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增国子太学生员至3000人。他力主“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文武兼用，兴学重教。太宗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显祖献文帝时，诏立乡学，大郡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次郡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中郡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迁都洛阳后，建明堂辟雍，设国子学、太学。博士在家讲学，受业者多达千余人。于是，《魏书·儒林传》誉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综上，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既有太学，又有国子学——教授门阀士族子弟之学校；既有学官，又有四学馆——改变西汉以降儒学独尊局面，使玄学、文学等各有其学地；既有官学，又有私学——弟子动辄上千；既有俗学，又有禅堂——寺院内禅堂讲学，促发着儒、玄、佛三教的趋归；既有汉族办的学官，又有少数民族办的学校，共同推促中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推动着文化的繁兴。
文士风骨。魏晋的文士，在先秦、两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着新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士，带有时代的特征，表现时代的风骨。在文学方面，田园诗、山水诗、宫体诗，以及辞赋和散文，展现出自然、超逸、畅怀、传神的风范。建安诗人，“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团，则是建安文学的高手。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等是其时代的佳作。“建安七子”的孔融、阮瑀（yǔ）、王粲、陈琳、刘桢（zhēn）、徐幹（gàn）、应场（yáng），为一时才俊之士。史载王粲与人同行，读道边碑，即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能为复之。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45]。至于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则是千古传诵的绝泣。南朝的宫体诗，词藻艳丽，声韵和谐。陈后主自投于井，留下《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诗歌之外，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陶渊明《桃花源记》，民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都是流传万古之作。学者撰著如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常璩《华阳国志》、皇甫谧《高士传》、慧皎《高僧传》、张华《博物志》、法显《佛国记》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都是传世之作。魏晋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出现一批永放光辉的明星。在魏晋的士林中，“竹林七贤”被广泛传诵。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的七个名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阮籍之侄）。他们以曾在山阳（今河南修武）作“竹林之游”而得其名。他们对司马氏既不违心投附，又不公然相抗，在“同日杀戮，名士减半”的困境面前，纵酒谈玄，听任自然，抚琴赋诗，浪迹山林。阮籍，父瑀知名于世。籍早年有经邦济世之志，中年逢高平陵事件后，“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尝违礼背俗，纵酒佯狂。司马昭替其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向阮籍家求婚，“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他用长醉不醒的办法拒绝与司马氏联姻。阮籍的性格，《晋书》本传说他“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46]。籍富于著述，《大人先生传》讥讽那些所谓礼法之士，是钻进裤裆里的虱子。略谓：
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kūn）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籍著《大人先生传》以舒胸怀本趣，又撰《达庄论》，以叙无为之贵。阮籍病死之前一年，嵇康被杀。嵇康，早孤，有奇才，《晋书》本传述其美词气，有风仪，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恬静寡欲，含垢匿瑕。琅邪王戎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对仕途淡漠，主张亲居贱职，安乎卑位。游山泽，观鱼鸟，而享天性之乐。他舒胸臆之言，守陋巷，教子孙，亲朋叙旧，“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康善弹《广陵散》，因得罪司马氏而被杀，“康将刑东市，大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死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47]。籍、康殁后，阮咸尚在。咸任达不拘，放荡纵欲。《晋书·阮咸传》载其“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宗人同饮酒时，他不用杯觞斟酌，而以大盆盛酒倾饮。甚至于“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48]。与阮咸同样放荡不羁的刘伶，《晋书》本传载其事迹：“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他撰《酒德颂》，辞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兀然而醉，怳（huǎng，同“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49]。《世说新语·放诞篇》载伶，终日裸体喝酒，客至不避，笑言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同刘伶性格迥异的向秀，官至散骑常侍，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本传称其好老庄之学，尝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50]。同向秀在朝为官的王戎，虽年少阮籍二十岁，却常与阮籍饮。后官至尚书左仆射、领吏部[51]。久居官位的山涛，与阮籍有竹林之交。涛为官能清廉自守。贪浊而赂遗公卿的袁毅，送涛丝百斤。后毅败露，凡其所赂，皆行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而封如初”。涛官至司徒，摄居相位，却“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死时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52]。但涛喜饮酒，有海量，至八斗方醉。
书法绘画。魏晋南北朝时文士：学人的著述生涯，七贤的竹林浪迹，诗人的放歌长吟，官人的宦海浮沉，各有千秋，卓具特色。然而，书法是魏晋文士表露自身风流儒雅、潇洒飘逸心态的重要形式。中国的书法，是世界人类文化中的奇葩。它经过先秦、两汉的发展，到魏晋时期有新的成绩、新的突破，从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这一时期的书法，由秦汉注重字体结构之美，升华到艺术神韵之美，从而形成魏晋书法“尚韵”的独特风格。在书法作者群体中，涌现出一批卓异者，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
钟繇，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曾祖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53]，官魏相国，位列三公。但《三国志·魏书·钟繇传》缺载其书法事迹。他的书法，承先贤之绪，取诸家之长，如曹喜之篆隶，刘德升之行书，蔡邕之八分等，融会各体，独具风格。《书断》评其“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近人《书学史》亦称其书法：“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烂分明，遥遥远蔼者矣。”他的真书，绝妙异趣，实为楷模。钟繇的楷书，造诣极高，影响深远，《宣和书谱》称其《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王羲之，字逸少。父旷，官淮南太守。太尉郗鉴以女妻之。羲之早有才器和美誉，朝廷屡召其为侍中、吏部尚书和护国将军，以素无廊庙志，而俱推迁不拜。他起家秘书郎，迁长史，给会稽内史。羲之不乐在京师，而雅好服食养性，慕会稽山水、文人名士，遂解官东归，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羲之性爱鹅，《晋书》本传载述其两则爱鹅故事：会稽有孤居姥养一善鸣之鹅，羲之求人将鹅买下而未得。他便同亲友去观赏，但鹅主知羲之将至，烹鹅以待。羲之为此叹惜竟日。又山阴有个道士好养鹅，羲之往观鹅后欲买之，道士不卖，请其写《道德经》后以鹅相赠。他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得其乐。王羲之从爱鹅、观鹅中体察鹅性，获取灵感，得到启发，凝聚于笔，传神于书。有人形容其如鹅划水态势而运笔行书，有诗云：“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的书法，“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他去官后，寓居会稽，画山水之游，娱弋钓之乐，怡情性，冶自然，其书法艺术升华至绝妙境界。他作《兰亭序》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54]
以上324字，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尽管《兰亭序》帖真伪之争至今悬案未决，但是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王羲之的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已产生重大影响，梁武帝萧衍评论道：“羲之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人书评》则谓：“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然，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陈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晋书·王羲之传》的传论评说道：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zhù，鸟向上飞）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必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王羲之增损古法，犹法钟繇、张昶；裁成新体，启开由隶书向楷书之飞跃。王羲之书法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王羲之被誉为中国“书圣”，实当之无愧。王羲之年五十九卒，其子凝之工草隶，徽之亦善书法，献之则书法卓异。
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七八岁时学书法，一次其父王羲之在他背后突然夺笔，但没有拔动，因叹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晋书》本传载述其两则故事：一则是，他尝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围观者数百人；二则是，大司马桓温要他在自己扇面上题字，笔误落扇上，便图画乌驳犊牛，形态自然逼真。献之既作书画，又为官宦。他起家主簿、秘书郎，以选尚新安公主。王献之的书法承袭乃父笔法风格，又有所创新。“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55]所谓“媚趣”，主要是指其书法飞动俊逸，这在他的草书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在两晋时期，出现一些书法家族群体，如谢、庾、陆、卫、郗等，而琅邪王氏一家，家学渊源，名流辈出。以王羲之而言，其父王旷、堂伯王导、叔父王廙（yì），其堂兄弟王恬、王洽、王劭（shào）、王荟，其子王玄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其侄王恂（xún）、王珉（mín）等，都以善书闻名。而王羲之妻郗璿（xuán，太尉郗鉴之女）、王凝之妻谢道韫（yùn，丞相谢安之侄女）等，也擅长书法。南朝王昙首、王僧绰、王僧孺、王仲宝、王骞、王规、王褒等，皆颇闻名。魏晋书法，例如前述；魏晋绘画，例见本章第一节，此从略。
【注释】
[1]郦道元《水经注》卷一〇《浊漳水》。
[2]郦道元《水经注》卷一〇《浊漳水》。
[3]嘉靖《彰德府志》卷八。
[4]《资治通鉴》卷七一。
[5]《建康实录》卷四。
[6]《晋书·谢安传》。
[7]《陈书·后主本纪》。
[8]《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传附张贵妃传》。
[9]《晋书》卷三一《后妃传》。
[10]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
[11]《魏书·李冲传》。
[12]《魏书·释老志》。
[1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4]《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5]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八章第五节载：“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tuó）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蒙逊女）死，诛其宗族。”(https://www.daowen.com)
[16]《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7]《魏书·释老志》。
[18]《南史·虞愿传》。
[19]《宋书·臧质传》。
[20]《南齐书·武十七王传》。
[21]《梁书·武帝纪下》。
[22]《南史》卷七《梁本纪中》。
[23]《梁书·武帝纪下》。
[24]《陈书·高祖纪下》。
[25]《南史·陈本纪》。
[26]《陈书·后主本纪》。
[27]《四库全书》史部一一，地理类七，《洛阳伽蓝记提要》。
[28]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首《自叙》。
[29]《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30]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
[31]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32]《魏书·释老志》。
[33]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五《伊水》。
[3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5]《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36]《晋书·袁瓖（xiāng）传》。
[37]《宋书·五行志三》。
[38]《晋书·刘曜载记》。
[39]《晋书·石勒载记上》。
[40]《晋书·石勒载记下》。
[41]《晋书·慕容皝载记》。
[42]《晋书·苻坚载记上》。
[43]《晋书》卷九六《韦逞母宋氏传》。
[44]《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45]《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46]《晋书·阮籍传》。
[47]《晋书·嵇康传》。
[48]《晋书·阮籍传附兄子咸传》。
[49]《晋书·刘伶传》。
[50]《晋书·向秀传》。
[51]《晋书·王戎传》。
[52]《晋书·山涛传》。
[53]《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54]《晋书·王羲之传》。
[55]《晋书·王羲之传附子献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