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城星罗棋布
中国历史从黄初元年（220年）曹魏取代刘汉起，至开皇九年（589年）前，处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本章为着标题文字简约，而略称之为魏晋时期，故标以“魏晋都市生活”之题目。这一历史时期，政权迭变，民族纷争，呈现异常复杂的局面。随着政权之迭变与纷立，其都城星罗棋布。详见下表：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分布表
续表
在上述诸多都城中，以邺城、建康和洛阳的时间较长、影响较大，故分而述之。
邺城为五代之都。它分为南城和北城，北城为曹魏所建，南城或云为东魏所建，二城均在漳水之南。后漳水南移，使北城在今漳河之北。南城今属河南安阳，北城今属河北临漳。曹操在邺建城，《水经注》载：
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méng）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tiáo，高耸的样子）亭，巍若仙居。[1]
城西有三台，南为金虎台，高8丈，有屋109间；北为冰井台，也高8丈，有屋145间，上有冰室，室内有井；中为铜雀台，高10丈，有屋101间，台成，魏武帝诸子登台赋诗，留下陈思王下笔成章而美捷当时的故事。后石虎加以崇饰：“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连栋接榱，弥覆其上，盘回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2]城内从建春门至金明门，有东西向大街一条，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居民区。居民区有三个市场及手工业作坊。宫殿区又分作东西两组建筑群，西组建筑群居于全城中央位置，前面为宫廷广场，广场中有钟楼和鼓楼，中间为永昌殿，是为大朝之所，后部为其他建筑；东组建筑群居于全城北部偏东位置，前面为官署，中间为听政殿，是为常朝之所，后部为寝宫。宫殿区东部为戚里，是贵族之居住区。
邺城北城建筑据叶骁军教授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一书中分析，有以下特点：其一，城垣砖砌，是为今见文献记载中国都城史上第一个砖城。其二，宫殿北移，即改变“面朝后市”的传统布局，而将宫殿移向北部居中。其三，宫殿、官署、苑囿、民居严格分开，改变汉代长安和洛阳宫城与里坊混杂的局面。其四，布局对称，宫前东西长街同城南纵向街道成丁字形相交，从而显现全城对称的布局。其五，内置苑囿，改变秦汉时期在城外布设苑囿的做法，而将其设置在城内。以上诸点，对中国都城建筑布局产生重要影响，以至明清北京城布局亦多所参酌。
邺城南城，始建于东魏。邺城北城宫殿，西晋末年毁于兵燹。东魏兴和迁都邺，建筑城垣宫殿。史载：“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辏，闾里填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3]城的东、西廓，有东、西二市。朱明门内南街之东，有东魏太庙；端门之外，有大司马府；城之西街，有御史台。但是，东魏历祚仅17年，即为北齐所代。北齐高欢，曾为东魏官宦，其次子高洋，受封为东魏齐王。天保元年（550年），高洋称帝，建北齐，代东魏，奠都邺，缮宫室。史称南邺宫室，高欢缮之，高洋饰之，其规模密于曹魏，其奢侈甚于石赵。然而，北齐仅得五帝，历27年，为隋所灭。
建康为六朝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位居长江下游，土沃雨丰，物产富饶，钟阜龙蟠，石城虎踞，形胜甲于江南。建康作为都城，始于东吴孙权。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称帝。同年九月，孙权“迁都建业，皆因故府，不复增改”[4]，但是，后来兴筑建业城垣宫殿。建康城垣周围二十里十九步，东晋和南朝沿袭之。城垣东环平岗，西踞石城，前拥秦淮河，后带玄武湖。城平面呈方形，有中轴线，称为苑路，即御街。御街两旁，府寺相属，廨（xiè，官署）署栉比。城西部有太初宫，正殿为神龙殿。还有昭明宫，其营建出动二千石以下官员进山督伐良木。另筑太子居住的南宫，以及西苑等。史称孙吴“大开园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制以奇石”[5]，可谓穷极伎巧，万倍功费。左思《吴都赋》载：
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韡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櫎，连阁相经。阍闼谲（jué）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qí），右号临硎（xíng）。雕栾镂楶（jié，斗拱），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高闱有闶（kàng，高大），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wěi，水流貌）。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文选》卷五）
后东晋南渡，奠都建康。先是，西晋改建业为建邺。西晋末帝名邺，为避其名讳，而改建邺为建康。其后，南朝宋、齐、梁、陈相继都建康。建康之都城宫苑，新修之而更壮丽。东晋初，财力竭，宫城为土墙，茆苫（máo shàn，草帘子）做遮饰，后用砖砌。谢安主持督修宫室[6]，成内外殿宇大小3500间。建康之太极宫，仿前洛阳旧制，太极殿十二间，象征一年十二月。殿高8丈，长27丈，宽10丈，殿前方庭为皇帝召见大臣和日常理政之所。萧梁时更加崇丽之，宫阙巍峨，梵刹连云。陈后主兴筑高阁，结石为山，引水为池，景观雅丽。
建康的市廛，相当繁荣。其盛之时，人口百万。初有两市，后增至百余市。《吴都赋》载：
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huán huì，街市）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chì，直视），工贾骈坒（bì，相连接）。纻衣絺服，杂沓傱（sǒng，众多的样子，一说疾行的样子）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mài mù，汗流如雨的样子）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méng），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文选》卷五）。
由上可见，建康市肆之繁荣，商贾之竞哗。建康城内外，店肆林立，百货齐全。南朝时已有牛马市、纱市、蚬（xiǎn）市、草市等，以及宫中的苑市。(https://www.daowen.com)
建康的文化，成就巨大。建康是当时南中国的文化中心，鸿儒辈出，著述卓异。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范缜的《神灭论》、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等，都是在建康的文化氛围中完成的。在绘画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兴起，许多著名画家汇集在建康。由于这一时期宫廷画的发展，所以建康成为南中国的绘画中心。《古画品录》中载述曹不兴，能在五十尺长绢上画大幅人像，心敏手疾，一挥而就。其学生卫协，绘画妙有气韵，誉作旷代绝笔。卫协之后的戴逵，其佳作《七贤图》，被誉为“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之后，实称领袖”。一代画宗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和《洛神赋图卷》是其代表作。前者现存画面九幅，第一幅画的是冯婕妤为汉元帝挡熊的故事，第二幅画的是班姬不与汉成帝同载的故事，第三幅画的是山水鸟兽，第四幅画的是浓妆宫女，第五幅画喻的是夫妻言善互敬的伦理，第六幅画的是一夫多妻图，第七幅画的是“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之图解，第八幅画的是妇忍以承夫欢，第九幅画示之以“女史司箴，敢告庶姬”。画中场面宏大，人物生动，设色精丽，写照传神。后者取材于《洛神赋》，借神话来曲折地表现失去爱情之痛苦。善画丽妇是此期绘画的一个特征。画似丽人，丽人如画。梁武帝《吟美人观画》诗云：“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常有好精神。”可见宫女画之逼真维肖、精致臻丽。同期，山水画亦展新貌。山水画独辟画科，以形写形，以色邈（miǎo，描绘，摹写）色，横墨数尺而现百里之远，竖画三寸而当千仞之高。山水画或扬道、或畅神、或写真、或舒意。这一时期的文人谈玄怡情，其山水画亦崇尚舒意畅神。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就是以画明神传情的概括。
但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朝之都的建康，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即隋开皇九年（589年），被隋文帝杨坚攻破。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慌急躲入藏冰井中[7]。张贵妃名丽华，家贫穷，选入宫，得幸有子，爱倾后宫。后主时“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贵妃张丽华，史载：
张贵妃发长七尺，鬒（zhēn，形容须发又黑又密）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8]
然而，张贵妃与陈后主自投于井，为隋军所执。隋得建康后，拆除城墙、宫殿。从此，建康结束了作为六朝之都的历史，成为江宁县辖下在石头城设置之蒋州。
洛阳为魏晋之都。魏文帝代汉自立后，将都城从邺迁至洛阳。重建洛阳宫殿，渐复往昔之观。明帝时兴筑昭阳、太极诸宫殿，又筑金墉（yōng）城。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曹芳后，迁曹芳于金墉城居住。后司马炎以禅让方式取代曹奂（huàn），而曹奂于金墉城居住。西晋以洛阳为都城，城南北9里70步，东西6里10步，四面共辟12门。每门为双阙，各有三条道路穿通内外，中间为御道，两侧筑墙相隔。城内广建宫殿、台府、寺院，仅台即有11119间。晋武帝司马炎卖官鬻爵，广选宫女。泰始九年（273年），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中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士族之家处女5000人入宫，灭吴后又选取其宫女5000人入宫，晋宫中藏娇达万人以上。晋武帝掖庭之状，史载：
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9]
太康七年（286年），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仅370人而已[10]。皇帝如此，贵族踵奢。豪富石崇与王恺竞富，《晋书·石崇传》载：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
石崇虽富于王恺，却败于孙秀，并演出金谷含悲之剧。同上书又载：
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jiǒng）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石崇之母兄妻子等皆被害。石崇生前在金谷园为绿珠兴建绿珠楼。金谷之美，千古传诵，后人称为洛阳八景之一的“金谷春晴”，故址在今洛阳车站附近。此外，西晋的洛阳，为文人荟萃之所。仅以文字著述为例。继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之后，左思撰写了《三都赋》，赋咏洛阳、成都和建康。《三都赋》一出，洛阳城里，互相传抄，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从而成为历史的佳话。
洛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为曹魏和西晋的都城外，还是北魏和北周的都城。鲜卑拓跋建立的北魏，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起始风俗朴陋，逐水草，无城郭。后筑城邑，又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内立庙社。帝居大殿，妃妾住土屋。至孝文帝时，欲南迁都洛阳，然众意不愿。孝文帝借南伐为名，率大军至洛阳，值天霖雨不停，群臣稽颡（sǎng）马前，求驻足勿行。史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11]定都洛阳后，暂还北都平阳，委李冲以经造营构洛阳宫殿坛庙之任。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定洛阳为洛京，迁鼎洛京。此后近半个世纪间，洛阳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北魏都城洛阳，在曹魏、西晋都城基础上，参酌魏北都平城和南朝建康而兴筑，特别是平城的布局，对其建设规划颇有影响。洛阳城在汉魏旧城之外，加筑重廓。外城东西20里，南北15里，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略呈长方形，城墙外有护城河。城门不似《周礼·考工记》规定那样严整。如其南门，自东而西分别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和津阳门；北门，自东而西分别为广莫门、宣武门、大夏门；东门，自南而北分别为青阳门、东阳门、建春门；西门，自南而北分别为西明门、西阳门、阊阖门、承明门。城市布局，宫城据城中部偏北，其正殿为太极殿。宫城之北为苑城即华林苑。宫城之西北为金墉城，宫城之南是铜驼街，它北起宫城正门阊阖门，南达外城正门宣阳门。铜驼街两侧衙署林立，分列左祖右社、国子学、太尉府等。外城之西是著名的大市，周回约8里，其周围多为工商货殖之民。大市区域之内，有调音里、乐律里，有通商里、达货里，里内之人，或屠贩为生，或极尽工巧，富者赀财巨万。还有延酤（gū）里、治觞里，里内之人，或酿酒为业，或卖酒为生，以瓮贮酒，暴于日中，醇香之味散逸四方。外城之东是小市。外城之南有四通市，有四夷馆，其地在宣阳门迤南，扼洛阳水陆要冲，成为其时洛阳繁华之商业区。胡商客贩，日奔市下，八方之货，悉聚在焉。时洛阳有10.9万余户，每方300步，设置1里，里开4门，合220里。每里之门，分设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从而强化对里内市民的管辖。
但是，北魏于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靖帝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发洛阳40万民北徙，洛阳顿时黯淡失色。四年后，侯景围攻独孤信于金墉城。街市宫室，悉遭焚毁，洛阳再次成为废墟。武定五年（547年），杨衒（xuàn）之重游洛阳，在其所著《洛阳伽蓝记》中载述所见：
城郭崩坡，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
从此洛阳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昔日之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