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媒介特性
（一）书籍的时空偏向
2016年，专家在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竹书《论语·知道》，从而推断此即《齐论语》。[28]汉末魏晋时期，《齐论语》便已失传，然而经过约1，800年，当这些深埋于地下的竹简重见天日时，它们依然肩负着记载和传递知识的使命，跨越历史向今人展示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这不得不归于书籍所具有的跨越时间的能力。书籍是继文字之后衍生出的最重要的历时性媒介之一，它携带着分门别类的知识超越时间和空间，形成一个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宽广的知识径流体系。于是，通过书籍，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长河，一览中华五千年的浩瀚历史，尽历朝代更迭的血泪纷争，和先哲对话，和历史促膝。
关于书籍跨越时间这一特性，塞缪尔·丹尼尔在1599年的长诗《穆索菲勒士》中说得很贴切：“天佑之文学兮，集往昔于一身，使我辈与异代同时；读此辞章，吾侪可与古人纵谈清论，又令逝者生者，于我教之诲之；读此辞章，后人亦可由此，深味吾人此生之所感所遇。”[29]
时间近的且不谈，就以三千多年前的泥板书为例，那时的人们将泥板刻上字之后，或者放在阳光下晒干，或者放到火窑里烘干，制作成近乎坚不可摧的泥板书。然而战火频仍，帝国更迭，这些泥板书便被尘封和遗忘于历史的瓦砾之中。随着19世纪考古挖掘的兴起，那些在历史的砾石堆里埋葬了几千年的泥板书得以完好无损地重见天日。从这些挖出来的泥板书中，我们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内容丰富的档案文件，从而能够更完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社会与历史。
书籍跨越时间需要借助于一定载体，载体越为坚硬耐久，其跨越时间的能力便越强。刻在石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至今仍静静矗立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中，轻薄的纸张却极少能够保存千年。然而相比于石头，纸张在书籍制作中的使用却广泛得多，并且时至今日仍是书籍的主要载体。这不单单与书籍制作成本与难度有关，还因为不同载体的书籍不仅有着不同跨越时间的能力，也在空间偏向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随着书籍的不断发展，其空间偏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书籍为了跨越空间，经历了从石头、泥板、陶片、蜡板、兽皮、金银箔、铅纸、草纸、羊皮纸等到纸张的演变过程。历史上曾被人们用来制作书籍的材料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但其发展的总体趋势则是轻薄化。与笨重的石板和泥板相比，记录同样多的信息所需的竹简更具空间上的移动能力。即使这样，竹简对于日益增长的信息记载量而言，仍过于笨重。历史曾经记载秦始皇每天需要批阅120斤重的竹木简奏章，所谓“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便是一幕幕生动的场景再现。随着人们对知识与信息需求的增长，纸张应运而生并被应用于书籍的制作。与之前采用的制作书籍的材料相比，纸张极为轻薄又具有一定的韧性，便于书写和翻阅，且制作成本相较于缣帛或动物皮而言十分低廉。以纸张为材料制成的书籍虽鲜有留存数千年的，却可随身携带，极大促进了知识与信息跨越空间的传递。
（二）媒介的媒介
书籍是图像和文字的载体，由于图像和文字本身就是信息传播载体，所以书籍可以说是媒介的媒介。
书籍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字，往往还包含着大量的图像。古埃及为给死者陪葬而制作的亡灵书上，不仅写有文字，还配有丰富的图画，描绘想象中死者去向的另一个世界。印刷书盛行之前，手抄本中的图画便已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传递图像信息，还起着强调、装饰以及辅助文本呈现的重要作用，加之图画直观易读，因此书中的图像日益增多。在西方，“从中世纪早期起，福音书作者的肖像或献书的场景就常常占据整整的一页。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类的插图的地位逐渐增强，到14和15世纪，某些手抄本甚至成了图集，某些《圣经》读本已经像是真正的连环画”[30]。而在中国更是将图、书并称，清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言：“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盖孔子弟子画像。《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遗法。而《兵书略》所载各家兵法，均有附图。”[31]
作为媒介的媒介，书籍兼具图像的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和文字的多义难解、抽象晦涩这两个矛盾体。其一，相较于单纯的文字，书籍含有文字信息之外的图像信息，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字含义；其二，相较于单纯的图像，书籍补充限定图像的模糊性，匹配对应的文字，更准确地传递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其三，广义上说，书籍可以算是一种多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它综合了文字和图像这两种传播方式，使得阅读的过程轻松化和生动化，易于读者接收信息和传播信息。(https://www.daowen.com)
但与口语相比，书籍表现出视觉媒介的典型特征。书籍总体上包括图像与文字，但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其信息主要是通过眼睛这一器官以视觉形式获取的。在有声书出现以前，人们对书籍信息的获取往往要通过视觉途径，相较于口语时代，对听觉的依赖大大降低。
（三）书籍的局限
1.信息误读与信息损耗
由于书籍是文字和图像的载体，文字与图像在信息记载与传达中的特点也注定了书籍将会面临信息误读与信息损耗。书籍中文字和图像符号需要经过读者的解读才能产生意义，而受到知识水平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对书籍的内容作出的解读不尽相同。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诚然，书籍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说每一次阅读的过程都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而且，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类虚拟想象，但如此一来，在书籍内容的解读和传播中也将难以避免地产生信息的误读与损耗。
同时，图文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和随时间的流传过程中也会经历信息的误读与损耗。不同文化中，书籍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字写就，人类的跨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书籍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读懂不同文字书写的书籍，往往需要进行翻译，而不同语言间的翻译会导致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准确度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进，书籍在跨越时间的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信息误读与损耗。在手写时代，书籍的传播往往要经过人们的手工抄写，而人工抄录的过程中难免产生错误，这样的错误可能经过一次次的抄写流传下来，造成对原本信息的损耗。在印刷时代，不断再版已成为常态，书籍中的排版往往暗含着作者以及出版商的意图等潜在信息，即便是同种语言书籍再版，排版、字体、字号、行间距等版面元素的变化，也会导致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无法被完全解读。
图文信息过于单调也会导致信息损失。相较于广播、默片或者有声电影等传播媒介来说，书籍是一种安静的媒介。它没有声音、没有活动画面，这正是书籍这一信息传播媒介的短板。书籍不能还原现场情景，只能通过读者的想象空间填充“彼时彼地的场景”，这必然会导致书籍传播原本就模糊的信息被读者“任性”地“删减”或是“篡改”。例如，2015年冯唐翻译的《飞鸟集》，译本一问世，泰戈尔瞬间成了“段子手”。这很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埃尔·梅纳德的故事。博尔赫斯想象，有个作者想改写《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还要融入17世纪的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样，他写出来的《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原著一字不差，但意思截然不同，因为每一句话今天说出来，意义已不同于那个年代。同样，我们也以另一种方式在阅读它，因为这部作品引起了无穷尽的阅读，这些阅读逐渐形成原文的一个组成部分。[32]
2.制作困难，感官单一
书籍不同于口语和文字，它不仅需要一定的载体，还往往有一定的制式，需要经过加工制作的过程。古代苏美尔人需要把用于书写的泥板制成特定的大小，中国的竹简书也要经过削制、烘烤与编缀等过程，纸质书籍所用的纸张更是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
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书籍往往由人工进行书写。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这样回忆自己幼年的读书经历：“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手抄书籍，一方面，是凝结着人类长时间劳动的价值产物；另一方面，是较为正式、有仪式感的形式，因此手抄书虽然耗时耗力，但也成为典型的情感寄托媒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作者、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曾写道：“印刷的成果确认为良品，手写的作品更受尊敬：油墨印成的书放在架上，任凭虫啮尘封，墨水写成的书却得天恩宠，与古代巨著风骚共领。”
同时，作为主要依靠视觉获取信息的媒介，书籍对于视觉的倚重也造成了人类感官的不均衡。口语时代，口语是人们交流的主要媒介，其信息的接收主要通过人的听觉。由于听到的内容稍纵即逝，传播范围无法突破人声的局限，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往往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之内，听觉与视觉以及其他人类感官在传播过程中较为均衡。而书籍的阅读则突破了特定传播环境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翻阅书籍，与书籍作者进行“对话”，因此视觉成为书籍媒介主要依赖的感官，也由此造成了人类感官的偏倚。
3.载体局限与空间占用
书籍依赖于某种载体，以某种物理形式出现，这也就意味着书籍一定占据着或大或小的物理空间。尽管在书籍发展的历史中，人们不断改进着它的载体，从石块、泥板到羊皮、缣帛和纸，承载同样信息的书籍所占据的物理空间越来越小，但书籍仍受制于物质实体，需耗费一定空间。
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即书籍对空间占用的最好体现。最初为了保存知识，人们建造了图书馆，随着书籍的发展和增多，这一书籍的聚合空间不断系统化。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当属有着200余年历史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里收藏了240万件藏品的法律图书馆堪称世界之最，这里有最早的儿童书籍和儿童圣经（1763年出版）；最小的书只能用针尖打开，而最大的书《美洲的鸟类》有1米高；有最古老的楔形文字书板，有世界上仅存的3部犊皮纸圣经之一的《古登堡圣经》。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28亿册的馆藏量成为图书馆历史上的巨无霸，空间占据体量也令人瞠目——图书馆书架的总长超过800公里。
图书馆巨大的空间体现出书籍对空间的占用，由于书籍以纸张等一定的物质实体制成，保存的知识信息越多，所占据的空间就越大。直到电子书和互联网出现，书籍的物质实体被数字化，其所占据的物理空间才可被忽略不计，同时得以通过网络跨越空间自由传递。但其便携度、阅读的舒适程度以及对电力等外部条件的依赖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
无论书籍如何发展，它依然承担着基本的保存和传递知识与信息的功能。正如艾柯所说：“五百多年来，围绕书这一客体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书的用途或结构……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