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与文明进程
书籍是社会变迁的见证，是文明演进的坐标，它既是当下联系过去的一种手段，也是与未来进行沟通的桥梁。“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之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34]
（一）知识与权力
书写这种技能使得知识的不断累积和代代相传成为可能。艾柯指出，人们向书籍索取记忆，“这些记忆仅凭我们短暂的一生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跟那些不识字的人（或者是识字但从来不看书的人）相比，我们的财富就是，他们活了一次，而我们则经历了好几次生命，然而这种人生的单薄是我们无法体会的”[35]。不过，这种经历在书籍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某些贵族阶级的特权。
书籍在产生之初并非为了教化民众、传递思想和知识，而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需要。中国上古时期，学术统于王官，一切文献典籍，都归统治者专有，只供贵族及其子孙世代传习，平民百姓无权查询和使用。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依附于奴隶制的“士”逐渐发生分化，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私学开始盛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书籍也逐渐从统治阶层走向更广泛的知识分子，自此之后，知识传播才逐渐打破阶级的枷锁。
在古埃及，书籍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被用于统治、宗教和律法，即使是为死者而制作的亡灵书，也往往只有统治者以及极少数有钱人才可以享用。西方的读者群大概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适应农业和法律的需求。到公元前2世纪时，书籍已经牢牢扎根，然而其流通却仅限于人数很少的知识阶层。
随着书籍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众识字率的提升，书籍开始走向普通大众，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统治阶层对书籍的管控。15世纪公众对书籍的需求高涨，随着印刷术的迅速发展，印刷成了热门行业，到处都缺印刷工匠。然而伴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书籍数量迅速增长，对书籍的管制也不断加强。
印刷术的使用使得书籍得以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当时文艺复兴思想的发展，这一影响引起了宗教当局的警觉，认为这会对教徒们的思想产生误导，传播“异端邪说”。因此，15世纪后半期，教廷多次发布禁令，严禁“滥用”印刷术。除了对书籍的出版加以限制外，教廷还对书籍的阅读作出规定。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发布罗马教廷《禁书目录》，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目录上的书籍，除非得到特别许可。《禁书目录》不断发生着变化，一直延续至当代。最后一版于1948年颁布刊行，直到1966年保罗六世才正式废止了《禁书目录》。[36]
除了宗教当局外，世俗统治者也在印刷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对其加以管控。在印刷业发展初期，尚没有针对印刷业的严格的行业规定。伊拉斯谟在1525年说：“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37]而随着印刷行业的发展，世俗统治者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开始加强对书籍出版的控制。除了禁书与惩罚外，还制定了诸多特殊的规定，比如英国王室所实行的印刷特许权制度。1504年，理查德·派森和威廉·法克韦斯第一次获得皇家特许出版商的头衔，这一职位后来演变成为特许权制度。
对印刷特许权的争夺是16世纪出版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印刷商之间利用各自的优势，不断增加雇佣的印刷工匠，展开了争夺市场和印刷特许权的激烈竞争。印刷商和出版商试图在出版上进行冒险，要求获得官方特许权，可以单独出版那些需求量大的书籍，比如法律条文、礼拜书籍、学校教科书、圣经著作等。印刷商们很快发现任何冒险出版的成功同样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以制止其他印刷商来复制有利可图的书籍。
然而，针对书籍出版的审查也招致了诸多不满，一个无知的审查官很可能在真理还未发声以前就把它埋葬了。1644年，弥尔顿写了著名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驳斥的就是英国1643年的《出版管制法》。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在当时风行一时。
出版自由的进展是很缓慢的，1709年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出台，版权法把出版的各项权利都授予了作者，从印刷商的特权变为作者的版权，这也是书籍出版进一步扩大和强调作者个人利益的一个副产品。这之后伴随着维护印刷所有权的讨论兴起，著作也开始为作者带来巨大的实惠。这一形势变化也为现代版权立法打通了道路。[38]
图8-3 1644年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封面
（二）书籍发展与社会进步
书籍通过其自身的方式塑造着人类的思想，而思想的力量又使得人们创造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无限动力，历史上书籍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发展与变革。
1.雕版印刷术与佛教的传播
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提升了书籍制作的效率，这一技术最早发明于中国，而中国最早的印刷术即为雕版印刷术。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一一驳斥了“汉朝说”“东晋咸和说”“六朝说”以及“隋朝说”。经过大量的史料考证，他指出“中国雕版印刷术大概起源于7世纪初年（636年左右），8世纪市场上出现了印纸，9世纪不但文献记载更多，敦煌发现的实物也不少，成都并且已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了”。[39]而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说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唐代，不仅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代，也是佛教在我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二者并非巧合，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与佛教发展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隋唐许多统治者都推崇佛教，如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等，佛教的盛行引发了对佛经需求的大量增长。而在印刷术发明前，佛经的复制主要依靠人工进行手书抄写，手抄佛经耗时耗力，已渐渐无法满足巨大的需求量。为了满足佛经复制与传播的需求，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如在石碑上进行拓印，以及将佛像刻制成印章，进行多次盖印，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从现存雕版印刷作品中也可以发现，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中佛像以及佛教经典占了很大的比重。
佛教传播的需要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反之，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又极大提高了佛像与佛经的复制效率，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敦煌的千佛洞中曾发现多件雕版印刷佛经，其中就有被誉为“雕版印刷第一神品”的唐咸通年间刻印的《金刚经》。该经书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保存完好，品相精美，且带有插图及确切日期，因而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但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770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该书雕印时间距离日本派遣唐使赴中国学习的最盛时期不远，当时“日本的先进文明，特别是日本皇家所享有的文化，包括与佛教有关的文化，大都源于中土，雕印《陀罗尼经》当亦不例外”。[40]书籍雕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随着文化交流，这一影响的范围得以迅速扩大，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拓展。
2.活字印刷术与大规模丛书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极大提升了书籍生产效率，促进了思想与知识的传播，但使用雕版的方式印刷书籍，每一页均需刻印一雕版，耗费大量材料和人工，占据相当大的空间。对于内容相对简单、传播需求量大的佛经、历书等来说极为适用，但若要刻印一部规模宏大的书籍，其缺点则表露无遗。
于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41]书中细致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其印刷方法与流程，特别指出该法对于大量印刷的优势。此后，人们又使用金属、木等材料制作活字进行印刷。明代木活字流行，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人魏崧也说，“活板始于宋，……明则用木刻”。
活字印刷自宋代发明以来不断发展，至清代已甚为流行。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想将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来的佚书刊印流传，当时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的金简便提议用枣木活字排印，并将雕版与活字的造价进行比较。乾隆帝被说服，着其办理，最终以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一百三十四种。活字印刷术极大提高了刻印大规模书籍的效率，促进了知识与书籍的传播。活字印刷术后来相继传入朝鲜、日本甚至欧洲等地，成为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先驱。
3.古登堡印刷术与宗教改革
在东西方各种形式的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德国人古登堡于15世纪中期改进了活字印刷术，并于1450年出版了活字印刷的《圣经》，此后印刷术在欧洲迅速扩散，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式。
书籍作为思想的有力工具，不仅为统治者所使用以维护专制统治，也逐渐成为大众反专制的重要武器。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书籍阅读与识字率的提升，当普通民众开始通过书籍传播思想时，印刷所便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有力武器。论争性的宗教书籍和小册子不断增加，在16世纪书籍中占了很大的比重。1517年，马丁·路德兴起了这场论战，最初只是采用口头争论的形式，而后书籍和各种印刷物成为重要阵地，从印刷物上的争论中可以看到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历程。互相攻击必然伴随谴责，谴责又必然引起反驳。尽管宗教论战借助书籍为工具并不新鲜，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对于书籍的运用有许多新的特点，由于出版了数量庞大的本国文字的书籍，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这场论争的范围空前扩大。改革者们都十分重视用本国文字出版的《圣经》，强调人人必须阅读。威廉·泰恩代尔用英文翻译的具有论争性的《新约全书》译本，包括为其撰写的论证味更浓的序言，一版印刷数量就高达3，000册，尽管这批书在英格兰遭到了查禁，但它马上就可以在另一个比较友好的国家出版。于是，这些书还是逐渐流传开来。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走私遭禁的书籍，是宗教改革中书籍出版的另一个特点。
除了将书籍纯粹作为论争的工具外，印刷所还推进了新宗教纲领的实施。到了1517年，教义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依赖于书籍。宗教上的一系列变化都要求本国文字版本的宗教著作迅速出版，从而能尽快在所有的教堂中使用新的礼拜书。
（三）书籍的商业发展与大众阅读
人们通过写作和阅读书籍来传递和接受知识，阅读被认为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不是为了得到其他什么神奇的报偿。随着人们对阅读书籍和获取知识的需求日盛，书籍买卖逐渐发展起来了。
在纸质书出现之前，书籍的造价颇为昂贵。草纸、羊皮纸制作的书阅读较为方便，但价格殊不便宜，并不宜于社会公众的大规模消费。拿希腊、罗马社会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莎草纸来说，它主要产于埃及一地，需从埃及出口方能进入需求地。而从出产地到需求者手中，中间有重重转卖商，因此其价格颇为不菲。正因其难能可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书籍才成为“博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最为珍视的财产，他们对书籍的钟爱不亚于对家庭、配偶或情侣的感情”。[42]
罗马人发展出了规模较大的书籍买卖，间接催生了私人书籍出版行为。从西塞罗时代起，就出现了许多专门用来出售的书籍抄本。据记载，西塞罗好几次提到书店，马蒂尔曾抱怨那些职业抄写者不讲求效率，普利尼曾描述了大规模莎草纸书的交易情况。[43]在好友西塞罗的建议下，大藏书家阿提库斯着手创办一个出版高质量图书的出版社，聘请历史学家内波斯和法学家阿拉尼昂等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当编辑，还培训了大批有文化的奴隶来担任抄书员和校对员。到公元前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抄书的产业。由于使用奴隶劳动，加之产业化的发展增加了抄本数量，书籍的价格维持在相对低廉的水平上，这使得书籍可以进入不太富裕的平民家庭。同时，罗马历代君主都大力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书籍已不再是特权阶级的专属。不过，以手抄形式制作书籍，受制于手工效率，书籍的数量仍十分有限。
直到造纸术、印刷术被广泛引入，加上文艺复兴的助推作用，书籍数量增多，内容迅速拓展，变得更为普及。正如15世纪德国诗人塞巴斯蒂安·布兰特所说：“从前只有富人和国王才拥有的东西，如今走进了最贫寒的家庭，那就是书籍。”同时，印刷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也极大促进了书籍市场的商品化拓展。
书籍的商品化意味着书籍数量增多，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的生活。12世纪，书籍生产开始随着大学的兴起而大大扩展，设在城市中的多所大学，推动了对书籍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大学书商又满足了这种需求。这些书商都是受各大学控制的，大学对书籍的内容和规格制定了各项规定，还订立了书籍出售和租赁的价格。比如1228年意大利皮得蒙的弗西利大学就最早制定了这些条例。大学书商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抄本，而这点在修道院缮写室工作中却不具备。
书籍传播的发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互相影响，促进了本土语言文学的发展，为书籍拓展了读者群体。14世纪时，书籍很容易进入市场出售。这一时期的书籍抄稿，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和本国语言发展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早期人文主义运动先驱彼特拉克与朋友一起搜罗罗马古典作家原著，加以整理修订，剔除谬误，附上人文主义的论述。西塞罗风格的修辞学著作一下子变得大受欢迎，既为教会外的一般读者所收藏，也为基督教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所珍爱。而且，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籍生产也已经开展起来。14世纪，许多佚名的中世纪作者创作了一流的诗歌和故事，但它们大都依靠口头流传，在14、15世纪之际，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籍出现了，佚名的古典作品被抄录后制成书籍，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和维庸率领众多的作家用本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不仅促进了本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群体，为书籍的进一步商业化奠定了受众基础。
此后，书籍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5世纪以后，阅读和写作成为社会风尚。各大城市都开始收集书籍，建立市政厅公共图书馆。17世纪社会书籍阅读迅速扩大，最终改变了那种任何东西都要大声朗读的习惯，而默默地阅读反倒能够加快速度和便于吸收。18世纪，普通人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教育自己。这种信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的兴起，这是一种代价很高的出版冒险，但它竟然获得了成功。狄德罗和法国的百科全书在当时极具声望，18世纪后期，《大英百科全书》和德国的《布劳克豪斯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百科全书也相继问世。作为商品，书籍的生产有其特定的流程。百科全书的生产体系就像一部大机器，从印刷厂到下面各种材料供应系统，环环相扣，紧密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书籍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
如今，书籍在经济发展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知识积累和传播的媒介，它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人类经济社会不断迈步前行。而就其自身来说，书籍也是一种商品，书籍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书籍贸易日渐繁荣。
（四）技术进步与数字出版
技术进步离不开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作为记录和储存知识的载体，书籍本身就对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依靠口语进行信息的交流和经验的代际传递，由于听到的内容稍纵即逝，且人自身的记忆力有限，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十分有限，人类社会也因此进步缓慢。在文字产生之后，人类开始使用文字进行经验和知识的记录与传播，并制作书籍，保存知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因此大大加快。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是在既有基础上取得的，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就没有人类各学科的进步。西方古典时期，依靠一代又一代人连续不断的抄录，一些希腊典籍才流传下来。包括后来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各门科学，也是由于有了书籍记载，才得以扎下根并繁荣起来。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还从相距千年的古希腊罗马典籍中汲取养分，即使是今天，这些古老的书籍所记载的内容仍是人类向前迈进的知识基础。
书籍影响着科学技术的进程，反之技术的进步也在不断更新着书籍的内容与形式。一方面，随着人类取得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书籍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并日益体现出专门化的趋势，新的学科门类不断产生，原有的知识体系则不断细化。另一方面，新技术直接作用于书籍的生产。传播知识和文明是出版的天职，印刷和出版为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当印刷术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小小的发明对于知识传播与文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从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到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发明，无一不推动着书籍跨越式地发展，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印刷术的技术变革为知识传播与文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阶梯。
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数字阅读的出现，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书籍在当下存在的意义，甚至发出“书籍将死”的预言。但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言，“我们不必忧虑书籍也许会有连根被铲除的一日。反而，愈是随着娱乐上的需要或民众教化上的需要，有了其他的发明物足以满足时，书籍必能回复它的价值与权威”。[44]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发明物并没有让书籍从此消失，尽管其内容和载体都有所拓展，但记载和传播知识的书籍仍是我们进步的重要阶梯。(https://www.daowen.com)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书籍这一历史悠久的古老载体也在新的技术环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其所具有的技术适应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目前市场上的书籍多以平面化形式为主，这一方面适应电子时代的扫描技术，可以被扫描成电子书，受益于电子书的低损耗特点，书籍的技术适应性使得书籍本身在新的时代获得了“长生”；另一方面，平面化书籍给了虚拟现实技术又一发挥的空间，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书籍中的运用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第二，书籍本身就是一个超IP载体，它可以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网剧等各种多媒体表现形式，借力新技术优势，在丰富了书籍自身内容的同时扩大了传播范围。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形容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45]。数千年来，书籍承载着人类思想中最闪光的智慧，铭记着人类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也促使人类创造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力量。如今，在各种新技术的不断冲击下，出版业的辉煌不再，书籍的存亡引发着人们的持续探讨。但也许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书籍可以“和新技术结缘而以多种形式出现”，正如从手抄书到印刷书，未来“书籍将经历全新的发展过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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