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发展历程
“书籍是书的总称。以传播为目的而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将相当数量经过编辑的精神文化内容记录在一定载体上制成卷册，非定期、也非连续出版的出版物。”[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书籍已不只是一种信息载体，它更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几乎每个人的一生都要接触书籍，都要通过书籍获取各种知识，因此书籍成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书籍由产生之初发展到今日的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用黏土制成的泥板书写楔形文字，公元前600多年的亚述国王在古都尼尼微修建了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收集了数量巨大的泥板图书。中国早期的书籍往往书写于竹简、木牍与绢帛之上，在装订上往往用丝绳或麻绳将简编连为册。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发展到中世纪，书籍制作经历了从陶片、蜡板、兽皮、金银箔、铅纸、草纸到羊皮纸的演变过程。除草纸、羊皮纸制作的书籍外，其他材料制作的书籍是很不方便阅读的。直到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印刷书”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借“印刷书”而成长于欧洲各地；科学亦借“印刷书”而得到发展；路德应用印刷机将其宗教改革的信念传遍全德大地；启蒙运动乘着狄德罗《百科全书》一类印刷书传播的东风而走向兴盛。如今，伴随着数字化而迅速发展的电子书正深深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
（一）石书、泥板书与莎草纸卷
公元前650年，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彼时齐国的国都临淄，屋舍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而周王朝的国都洛邑，亦是冠盖相望，一片繁荣。这两座城市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人口最多、最为繁荣，在全世界范围里，这样规模的城市也屈指可数。然而在遥远的亚述帝国，却存在着一座最为宏伟的城市，即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堂皇的宫殿、雄伟的庙宇和高大坚固的城墙共同筑成了亚述帝国的辉煌，正值繁盛的尼尼微城的居民或许不会料到，三十多年后的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尼亚与米底人联合攻陷了亚述国都，这座曾盛极一时的城市随着一场大火被付之一炬。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恢弘的建筑虽毁于兵燹，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化为断壁残垣，但大火却把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烧得更加坚硬，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图书馆遗存。
19世纪中叶，沉寂了两千多年的亚述巴尼拔王宫被发现，王宫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所藏的三万多块泥板也随着考古发掘陆续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泥板刻记了历史、神话、宗教、法令和文学作品等多种资料与文献，为亚述巴尼拔在位时命人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这些泥板不仅成为今日亚述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也向人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与今日迥然不同的书籍形态。
泥板书并非产生于亚述巴尼拔时期。实际上，书籍从何时产生或许和文字的产生时间一样无法准确得知，但文字发明与使用的一个重要作用即为记录和保留信息，书籍则是由文字写就，因此在文字发明后，书籍便也随之产生和发展。早在6，0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便发明了最古老的文字，而两河流域最为常见的黏土也逐渐成为书写文字的重要载体。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赫梯人把用水洗净的黏土制成泥板，在上面写字。尽管泥板的性质、规格略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形状——都是约5寸长的四面体。在泥板的各个表面都刻上小小的楔形文字，就能在一块泥板上抄录大量的内容，如果内容太长就用几块泥板抄写，用数字和标记编号将它们连在一起。泥板刻上字之后，或者放在阳光下晒干，或者放到火窑里烘干，便成了可以长久保存的泥板书。泥板书或许与今日书籍的形态迥然不同，但都是可供保存阅读的文字载体，在纸张尚未发明的时代，泥板曾担负着知识储藏与流传的重要使命。
文字发明之初，人们往往在一些常见易得的材料之上进行书写，除了黏土以外，石头也是重要的书写载体。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区，都有在石头上刻写文字的遗迹留存至今。古埃及金字塔和庙宇的墙壁上，不仅绘制着图像，还刻写着其独特的象形文字。公元前18世纪，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一根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因此又被称为“石柱法典”。
但石头质地坚硬，难于刻写，因此使用范围较小，在很长时间里，人类常用的书写材料除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外，还有古埃及的莎草纸。莎草纸书与泥板书几乎同时产生，相比较而言，莎草纸书更接近现代书籍。由于莎草纸比较脆弱，据留存下来的实物推断，它的产生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此外，那些年代比较久远的石头图像刻印许多也是以莎草纸书为蓝本的。
公元前5世纪正值雅典的黄金时代，书籍以及书籍的使用已经为人所重视。此后，希腊人汲取了莎草纸书的制作经验，并把它传给了罗马人。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在东方扩张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当时，“被囚禁的希腊俘虏了她骄傲的征服者”，在公元前272年前后，希腊人安德罗尼卡来到罗马，他把《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作为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人，他也成为拉丁语文学的鼻祖。[2]
莎草纸书的制作与传播也使得卷轴成为早期书籍的常见形式。古埃及人使用莎草纸书写，莎草纸质地柔软、富于弹性，人们往往用糨糊将一张张纸连接起来，制成莎草纸书卷，有时可达数米。“莎草纸书卷的出现，开启了书籍的卷轴时代。”[3]埃及干燥的气候使得一些莎草纸书卷得以保存至今。其中最精美的是那些为亡灵而书写的亡灵书，这些书在葬礼上会由僧侣诵读，再随死者入葬，它们被认为具有引导死者的灵魂得以再生的作用。由于莎草纸被出口到整个地中海地区，这一书籍的形式也成为该地区主要的书籍形式。为了保护卷轴，人们往往会在书卷尾部绑上一根木棍，把卷轴从尾部开始卷起，然后在另一端粘上一段羊皮纸，覆盖住整个卷轴。[4]
（二）简牍与帛书
中国书籍的起源尽管没有苏美尔和古埃及书籍出现得那样早，但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三个独立自主创造自己完整的书籍学术文化的民族之一。文字考察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产生了无论造型还是文字的记叙结构都已十分成熟的甲骨文，很可能也同时开始了书籍制作。
书籍的记事与教育作用早在先秦时期便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只是春秋以前，学在官府，书籍往往为王室贵族所有，用于教育贵族子弟。春秋之时，孔子首开私学，学在民间，打破了官府的教育垄断。孔子晚年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古籍，即被后人称为“六经”的六部儒家经典，而早在孔子的时代之前，这些书籍便已是贵族子弟学习的课本了。
书籍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书籍启发了民智，对于封建专制统治来说却隐藏着思想的祸端。封建统治者很清楚，民智的开启、思想的多元发展并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于是为了加强思想上的控制，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举措进行管控，与思想发展紧密相关的书籍首当其冲。
山东曲阜孔宅中，有一面墙，前立有一碑，书曰“鲁壁”。相传汉代时，曾在孔宅的这面墙中发现了战国时的书籍，人们称其为“壁书”或“壁经”，这些书籍由通行于六国的古文写就，被认为是战国时的写本。而将书藏于壁中则与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为了巩固政权，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而孔子的后人不忍这些书籍被烧，便偷偷将其藏入孔宅壁中，及至汉代再次被人发现。
这些战国时期的书籍，并不同于我们今日的书籍，它们是以竹简写就的。在纸发明以前，简牍与帛书是中国书籍最主要的形式。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帛书则是中国古代写在绢帛上的文书，是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又名缯书。《汉书·苏武传》载：“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而帛书的实际存在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国语·越语》曰：“越王以册书帛。”但是，由于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正规书籍，便是写在竹、木简上的简策和缣帛上的帛书。古籍上有“先王寄理于竹帛”（《韩非子·安危》），《墨子·明鬼》篇中还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可见，竹帛已成为著书的主要材料。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序文中说得更明确：“著于竹帛谓之书。”中国的书籍至此已初具雏形。
图8-1 马王堆西汉帛书
由于古代中国使用竹简、木简作为著书的主要材料，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籍形式，即简册形式，将若干简编连起来成为册，亦称为策。古代的书籍往往是记载典章制度等的重要册籍，因此被称为典册。《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明确指出有商代记载汤攻克夏桀的典册流传至周初，这也表明，早在夏末商初，典册就已经作为官方的档案文书在使用。
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5]可见，虽然称呼不同，制式与使用或有差别，但其所代表之物却是一样的。“不论是简是策，是方或是版，都是把文字写在一块块的竹片、木版上，然后将之编连一起，成为一个‘策’罢了。”[6]
而典册究竟指何，及其采用何种装订形式则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窥探一二，其有“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典，从册在天上，尊之也”。甲骨文中“典”“册”“书”“笔”“篇”“编”等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文字学方面的证据。甲骨文中的“典”字作“
”“
”“
”，“册”字作“
”“
”“
”“
”“
”，都是象形字。从字形观察，有两个特征：一是都用一长一短的简编次，二是都由两道绳编连。[7]这正对应了《说文解字》中对典册的解释，也印证了古代典册是用一片片的简编连而成的。
一片竹简所书字数有限，于是古人往往将众多竹简编连起来。古代典籍如《诗》《书》《礼》《易》《乐》等，均用竹简书写并编连。《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编”即用熟牛皮绳将竹简编起来，这也足以证明，孔子当时读到的典籍采用的是用牛皮绳编连竹简的装订方式。《南齐书·文王太子长懋传》：“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可见，编连竹简所用的材质除了皮绳以外还常用丝绳。
用木作为书写的材质在古代其他地区也较常见，在古罗马，我们今天书籍的册页本形式叫作“codex”，在拉丁语中最初是木块的意思，继而由木块锯成的木板也叫codex，罗马人的便签通常就是两片或者多片涂蜡的木板，写好后文字向内合起来封好送出去，古希腊的情况差不多，所以人们后来把信件、账簿或笔记本也叫codex，但是无论这种形式的木板（木册）起源多早，几乎在整个古典时代，它始终是一种临时的记录手段，尚不能同书籍概念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早期古代中国较为常见的书籍形式是卷轴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缣帛便开始与竹简一同被用于书写。但是在缣帛广泛流行之时，可供书写的纸被发明了。缣帛与纸均具有柔软、易于舒卷，以及可自由裁切的特点，于是帛书与初期的纸质书均采用卷轴的方式，将几张纸或帛粘连在一起，中间以一轴为卷心。纸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促使书籍制作由简册时代转变到卷轴时代。书籍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唐代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书籍共6，520部，56，881卷，大都是卷轴时代的写本，和简策时代编撰的《汉书·艺文志》相比，不论种数、卷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在古代，人们读书时大都是右手持卷，用左手拉开书卷，这就是所谓的展卷。有些书卷开头绘有作者的像，作为一种装饰，这之后才是正文，读者就这样随拉随卷，逐栏读下去。
（三）中世纪的羊皮纸卷
继莎草纸之后，羊皮纸成为欧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羊皮纸、鹅毛笔、墨水可以称为欧洲中世纪的“文房三宝”。[8]
相较于莎草纸卷轴，羊皮纸页面比较大，更便于翻检。一本8张到10张莎草纸的小书，容易从缝线的地方脱落，而羊皮纸避免了这样的不便，更为耐用和适于保存。
西方学者认为羊皮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但据说早在公元前24世纪，古埃及人便有在皮革上抄写法令文件的。到公元140年，出版商已经开始出版羊皮纸版的《圣经》。现在所知较早的羊皮书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古经》，共有21卷，35万字。
中世纪的书籍都是写在羔羊皮和其他动物皮纸上的抄本形式。许多中世纪抄稿在色彩和形式上都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堪称书籍艺术的典范。当时书籍抄写所用的工整雅致的手写体也为今后印刷字体的产生和定型提供了范本。中世纪的书籍抄稿，就其本质特点来说，已经非常接近于近代印刷书籍的形式了。(https://www.daowen.com)
在古典时期，始终同莎草纸卷并行的羊皮纸卷同样不是书籍的主要材料。它与莎草纸相比有若干优越之处，但不足之处是在尺寸上有限制。此外，它不能像莎草纸那样易于黏合成卷，而是要缝到一起，这自然也限制了羊皮纸卷在古典时期的普及。[9]
1964年，有个日本人出400万法郎的高价，想购买一本名叫《世界末日》的羊皮书，结果被书的主人拒绝，原来，此书封面用铜、金、宝石制成，重约210公斤，书中有551个金字，金书所用的羊皮纸需耗费30万张羊皮。中世纪后，欧洲各国都普遍采用羊皮纸制书了。如果你去伦敦图书馆参观，会发现有许多“脚镣手铐”的书，这就是羊皮书，由于它们太珍贵了，盗贼们虎视眈眈，图书馆不得不用锁链把羊皮书锁起来，以防不测。[10]
（四）纸质书与印刷书
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法，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以沤、捣、抄为工艺技术的造纸方法，纸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出现了诸如左伯纸、麻纸、麻黄纸、藤纸和银光纸等驰名一时的纸张品种，带来了书写的大发展。
以纸为书籍的载体，极大降低了书籍制作成本，提高了书籍制作效率。一时间，书籍的数量明显增多，藏书盛行。隋代皇家秘阁按图书内容分库管理，隋炀帝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厢建造书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甲乙即经史两部之书，丙丁即子集两部之书。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魏晋以来的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此外还在东都内道设立了佛道典籍专藏。[11]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37万卷，这个数字及上述设立专藏的做法都是空前的。[12]
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我国的藏书也在唐朝达到鼎盛。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开元十二年，玄宗在东都设置了丽正书院，次年改为集贤殿书院，不仅设置了较完善的职官机构，在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也都十分可观。《玉海》引《集贤注记》说，开元六年八月十四日，玄宗在东都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13]。至开元十九年，“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天宝三载六月，将当时四库所存图书登记书目，“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三载至十四载。库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14]。安史之乱使唐代官藏由极盛而剧衰。唐代宗等以千钱购一卷书，也无法再现盛唐官藏的景象。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用胶泥制的活字印刷术，宋代的雕版印刷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而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古登堡造纸术出现，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影响，纸质印刷书籍迎来了其蓬勃发展时期。1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的兴起，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世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开始追求与基督教主张相违背的世俗人生乐趣。在一股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的风气推动下，书籍的内容被大大拓展，新一代作家兴起，以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为代表，通过文学创作弘扬人文主义精神。越来越多的人从阅读和写作当中获得了益处。与此同时，书籍也终于被认为是商品而得以进入流通领域，并像其他商品一样由行业工会统筹负责。也是在这一时期，纸张代替了羊皮纸而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
福斯特和斯考弗1457年印刷的《美因兹祷告诗篇》是有据可查的欧洲第一部印刷书。在这一时期，印刷术的扩散相当迅速，到1500年，除俄国外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至少有一所印刷所在运转，约有4万种书，平均每种200册印刷复本从这些印刷所源源不断印刷出来。印刷术发明后不到50年时间里，印成的书籍册数比这以前几个世纪里的书籍总数还要多得多。
随着书籍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书籍数量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规模宏大，包含多册书的丛书。如清代政府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集了古代到当时的著作3，400余种，7.9万余卷，手写本，分装3.6万余册。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养分。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国之宝”。而在西方，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大英百科全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全国性的百科全书也相继问世。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书籍的卷轴形式都逐渐被一种更接近于现代书形态的装订形式所取代，即书册形式。这是书籍外在形式上的一次革命，书籍的制作不再采取把书页的各边粘贴起来连成一长条（或卷）的方式，而是先将书页对折，然后一张张收拢叠起来加以装订，形成书册。在左边、右边抑或是书页的上方装订，主要取决于从什么方向开始书写。书籍的形式从书卷向书册发展，在东西方书籍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腊和罗马使用的折叠式便签书板被认为是抄本形式的前身，公元1世纪左右，希腊人首创了手抄本形式的册子书。[15]公元2世纪的《圣经》抄本，大都是写在莎草纸上的册页书，而相对于宗教书籍，世俗文本、文学或科学文本则拖到很晚才开始采用新的册装形式。直到3—4世纪，册页书的总量才达到与书卷齐平。[16]大约在400年时间里，书籍的卷轴和抄本两种形式并存。到了公元4世纪，犊皮纸和羊皮纸作为一种书写材料，抄本作为一种书籍形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17]犊皮纸抄本取代了莎草纸卷轴，学识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以及书籍制作材料的演变，使得以犊皮纸或羊皮纸为主的册页本形式最终取得主导地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在西方世界广泛使用。随着印刷术在西方的普及，纸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书册形式始终是书籍的主要装订形式。
在中国，书册形式出现于唐代，被称为“叶子”。宋代程大昌的《演繁露·叶子》有“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也”。从书卷到书册，其装订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叶子即未经粘连之散叶，对卷子而言，便称叶子，俗又写作页。散叶既为便于检阅而设，则装置之法，自应变舒卷为折叠。此种折叠之制，仍因袭编连众简之称，谓之为册”[18]。
这一出现于唐代的书籍形式，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而逐渐流行起来。“宋初，刊本大为盛行，而装订也随之而异，于是书籍的装订，从‘卷轴’一改为‘叶子’。”[19]此后，书籍的装帧有“蝴蝶装”“包背”“线装”等多种装订方法，但其形式已与现代书籍相似。
图8-2 元代大德年间刻本《梦溪笔谈》（蝴蝶装）
卷轴形式的书籍大都单面书写，而纸质的册子本则可两面书写，这使得书籍体积变小但所容纳的文本却增多，相对而言也降低了书籍的制作成本。同时，书卷的舒展与收纳较为不易，使得阅读和信息查找相对烦琐，而册子本则便于携带和翻阅，方便了信息的查找。
（五）书籍的标准化进程
大约在1461年，德国曼伯格的阿伯雷查特·普费斯特印刷所就开始印刷附有木刻插图的书籍了。15世纪的印刷书籍，是人们所知道的古版书，以传统的形式和崭新的风格相结合为其鲜明特色。尽管15世纪的印刷商别具一格地扩展了原有的书籍风格，而且，并没有试图用印刷所这一新的构想来改革当时的阅读习惯，但他们的印刷插图的确是一种新的表达手法。
爱德斯·莫奈提斯1499年印刷的弗朗西斯科·柯罗的著作，成为早期木刻插图本的一座丰碑。而中国明代中期，在苏州、无锡一带盛行铜活字印刷，出现了用多色套印技术印制的精美的彩色木刻画册。16世纪中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大量出版插图本的小说、戏曲书。
16世纪，书籍的生产向小型和廉价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出版商进一步发挥印刷所的创造力，廉价印制了大量书刊，与上个世纪4万册古版书相比，他们共印制了52万册书籍。书籍中最受重视的，是廉价的8开本的经典著作。1501年，阿尔丁印刷所出版了维吉尔的著作《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册，成为第一部使用新的8开本口袋书样式的书。[20]后来，巴黎和里昂的印刷商将阿尔丁印刷所的8开本再减半为16开。除了一些著名的大部头书，大多是小型廉价书，当时的需求量正适合单本书排字制版后大批量印刷。
16世纪的书籍还以它们的完美外观著称于世，印刷格式在三大字体——黑体字、罗马字和斜体字的基础上趋向标准化，罗马字体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运用。到了1600年，英国除了圣经外，罗马字体几乎取代了书中最初的黑体活字。书名页上印有书名、作者姓名、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等，这些印刷格式到1520年逐渐趋向统一。
随着印刷行业劳动分工的出现，书籍印刷迎来了标准化的新阶段。早期的印刷商都是自己设计、铸造、印刷活字的，而16世纪的印刷商则是从著名的活字设计师如巴黎的克兰德·杰拉门德那里买回活字。尽管古版书印刷商既排版印刷又开设柜台出售自己印刷所印刷的书，但16世纪所谓的大印刷商却因为开展多种出版印刷活动而更为著名。他们雇佣工人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纽伦堡的安通·考伯格拥有24台印刷机，雇用了100多名工人。
（六）电子书的诞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查令十字街上的旧书店就在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酒吧、餐馆、华人按摩店的生意却蒸蒸日上。这一趋势要归因于一种新的书籍载体的诞生，即电子书。
在欧美一些图书馆将巨量的18、19世纪英文出版物制作成电子书，提供给读者免费下载阅读之后，人们对于逛旧书店收集二手书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低。网络时代随着电子阅读器终端的推广和普及，传统书店的颓势似乎已经无法抵挡。据《卫报》2009年统计，在英国由个人独立经营的二手书店，已从30年前的3，000多家降至如今约1，500家，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下降。虽然有像乐施会（Oxfam）这样的慈善性质的二手书连锁店逆势增长，但毫无疑问，英国旧书店的黄金年代已一去不复返。网络二手书店平台的搭建，让几乎所有的旧书店都上了网，旧书商们节省下了房租和人工费，实体门店倒变得可有可无了。[21]
2007年，亚马逊古巴裔老板杰夫·贝佐斯在西雅图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的采访时说，“数字化的巨浪注定将席卷所有媒体，而书是其中的‘最后一个堡垒’”。[22]
2012年3月13日这一天，图书出版行业的朋友们又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冲击。这一天，《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所在公司宣布停印已有244年历史的纸质版《大英百科全书》，今后将只提供电子版。
信息和知识记录以及不断发展的记录形式已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存在于人类历史进程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中一些形式已不复存在或正渐渐消逝。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了许多的形式变化，例如视频或音频记录形式的变化，或者印刷书向有声读物再向电子书的转变。
电子书又称为e-book，是必须通过特殊的阅读软件，以电子文件的形式，通过网络联结下载至常见的平台，比如个人计算机（PC）、笔记型计算机（Note-book），甚至是个人数字助理（PDA）、手机，或是任何可大量储存数字阅读数据的阅读器上阅读的书籍。
1993年，彼得·詹姆斯在两张软盘上刊出了他的小说《宿主》（Host），它被标榜为“世界上第一部电子小说”的同时，也被恶毒攻击为“一场灾难的预兆，将摧毁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当时，詹姆斯告诉时任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的埃里森·弗洛德：“我受到了绝对的嘲笑，我被控毁灭小说，我在意大利成为报纸头条新闻，而且99%的新闻是负面的。”[23]
而十几年后，2009年的圣诞节，亚马逊公司的电子书销量在美国首次超过了精装书的销量；2011年1月Kindle电子书的销售量又超过了平装书。[24]电子书俨然已成为人们阅读的重要方式，其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
随着互联网加快了覆盖人类社会的脚步，基础网络技术和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互联设备基本完成了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布局，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络之中。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拥挤常态导致人们的阅读时间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而与这一新特点相适应的阅读媒介——电子书则开始成为现代都市人的新宠。
约翰·汤普森在他的著作《数字时代的图书》中指出，阻碍电子书发展的因素有：硬件“昂贵且难以使用”；有较多格式可供选择，但它们并不兼容；数字权限的所有权不明确；出版商和零售商们对电子书的定价过于接近纸质书，高于大众对电子书的“感知价格”。[25]从以上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从2005年开始，电子书已经有了两项主要先进成果。首先是电子墨水技术被广泛应用，该技术使用的是反射型阅读面，这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电子书的接受情况，但用户主要是一些专业的老年读者。其次，苹果公司在2010年推出了iPad。严格意义上说，iPad并不是一个电子书阅读设备，因为它不仅采用了许多人看来比反射屏更容易使眼睛疲劳的背光屏幕，而且没有提供原装阅读软件。[26]但它还是成为许多人阅读的工具。
和纸质书相比，这些电子书几乎不具有重量，空间占用少，可存储在实体硬盘或者网盘、云端之中，寿命长且磨损率可忽略不计；方便查找内容，可自行调整字体大小与字形等。
但显而易见，电子书并非毫无缺点，其阅读与使用需要具备基础的硬件使用知识。相对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电子书似乎也并不尽如人意。翁贝托·艾柯在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说：“在电脑前待上12个小时，我的眼睛就会像两个网球，我觉得非得找一把扶手椅，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看看报纸，或者读一首好诗。所以，我认为电脑正在传播一种新的读写形式，但它无法满足它们激发起来的所有知识需求。”[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