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与Newspaper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报纸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现代报纸在模式上有根本的区别时，另一个问题就随之产生了，那就是：中国古代报纸还能被称为“报纸”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了解报纸这个概念的来源，另一方面也需要理解报纸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与外延。
（一）从“新闻纸”到“报纸”
“报纸”并非中国古代已有之词，而是近代随着西方报纸的传入而产生的仿译词。19世纪上半叶，来华西人增多，他们新造了“新闻纸”这一名称，来指代彼时中国没有的西式报纸，即英文中的“newspaper”。
“新闻纸”一词最初出现的时间无法确考，但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便已经出现。182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他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中编入了“新闻纸”[30]。1833年1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新闻纸略论》，言“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这一仅三百余字的短文，被认为是中文报刊中第一篇介绍西方报业的文章。1834年，叶钟进在《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亦提到：“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里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31]可见，至少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纸”便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用来指代西式的报刊。但这一时期，西式报纸在中国尚处于萌芽时期，“新闻纸”这一词语也仅为少数来华西人及了解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知，对民众而言仍是陌生的事物。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国人办报活动也开始兴起，出现了艾小梅创办的《昭文新报》以及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等一批最早的国人自办报纸。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式报纸在中国成长壮大，逐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在此期间，“新报”一词也开始用于指代“新闻纸”，并被一些报刊用作报名，如《香港中外新报》《教会新报》等。1883年的《万国公报》载《新闻纸论》一文，谈到“盖溯西国新报之始，从俗而言之则曰新闻纸，其实言新报则较妥”，可见“新闻纸”“新报”所指均为西式的报纸，而随着西式报纸在中国的普及，这两个概念开始为更多人所知。
“报纸”一词的出现则较“新闻纸”和“新报”更为晚近，且与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意译词或仿译词创造的这类复合词的地位日趋巩固，有时甚至成为创造新词的模式。例如，复合词‘新闻纸’和‘铁路’产生后不久，便稳定下来了，并促进其他新词的创造。……根据英语Newspaper翻译的仿译词‘新闻纸’，对后来（通过模仿）创造的新词‘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32]方汉奇认为，“报纸”一词最早出现于1875年3月6日《申报》中一则题为《福州创设华字新闻纸》的消息中[33]；李玲则在1873年的《申报》所刊载的一篇读者来稿《洋烟害》中，找到了更早的证据[34]。由此可见，“报纸”一词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在“新闻纸”“新报”之后所造新词。随着“报纸”一词的普及，“新闻纸”“新报”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显然，“报纸”一词诞生于近代，且最初所指即为近代以来的西式报纸，即所谓的“新闻纸”“新报”。它在中国的出现由海外舶来，而非从本土的传统或已有的事物进化而来。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古代并无“报纸”。当我们将“报纸”一词用于指代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载体时，其实是用新生的概念去理解旧有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将其基本内涵拓展和延伸了。
（二）邸报与报纸
实际上，几乎在西式报纸开始为国人认识的同时，人们对报纸和邸报的比较便也开始了。较早接触西式报纸的林则徐曾在一封信中说：“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35]林则徐并非将二者视为一物，而是在“新闻纸”尚不为国人熟知的情况下，利用人们熟悉之物，在消息的传递这一功能上将二者类比。
而试图从我国古已有之物中为报纸“寻根”之举，在《开设报馆议》一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古者采诗以观民风，诵诗而知国政，专立太师之官，以主其事。盖诗者，即今之新报。……我中国，邸报开设千年，本远出于西报之前，特未推而广之，采诗之法，又未追而复之。”[36]古之诗与彼时之新报，显然并非一物，将二者等同，其实是在强调新报传达民意之功用。
到20世纪初，便有人将外来物“新闻纸”同本土的“邸报”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本质为同一物，并得出中国的邸报是最古老的新闻纸的观点。1905年的上海《大陆》报刊有一篇名为《报纸之由来》的文章，言：“环球列国，印有新闻纸，以中国为最古。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历七百十三年至四十一年）发刊开元杂报，唐孙樵文集载有读开元杂报，其发刊京报，亦在唐朝。”这种观念的产生，一方面由于近代报纸在进入中国后，势必会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导致人们会从本土历史中寻求相似物为其“寻根”；另一方面，随着国人办报的发展，报纸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当报纸越来越多地融入大众生活时，它作为一种外来物的属性便开始渐渐为人所淡化。
新闻史界往往通过对邸报产生时间的判定去探讨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这一路径建立在默认“邸报是古代报纸”的基础之上。廖基添等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邸报并非报纸，并通过对学界观点较为一致的西方报纸起源的梳理，从物理形态、传播范围与内容特征三方面划定了“报纸”的核心[37]，由此认为唐宋“进奏院状”及明清邸报均不是报纸。但从其论证可以看出，他得出否定结论主要基于中国古代报纸不满足第二条传播范围中的“在公众范围，或至少若干群体或阶级的范围内”，因为他将在公众中流传的邸报的复制形态看作古代报纸。
这样的观点其实亦早已有之，1872年7月13日《申报》刊文《邸报别与新报论》：“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事实上这也指出了邸报的受众限于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不似舶来品“报纸”在发展之初便带有大众传播的特点。
由此可见，邸报是否是报纸不仅取决于邸报自身，还取决于“报纸”的定义。若将“报纸”按其诞生之时便带有的“西方基因”，而将其含义局限于大众传播，则中国古代的邸报显然不能算作报纸；但若从我国古代媒介系统的历史事实和既有传统出发，将其含义拓展到大众传播之外，试图从媒介特征与功能上的一致或相似来达成对邸报媒介形态的分析和理解，则将其称为古代报纸亦未可厚非，毕竟，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理解规律、命名概念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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