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静止的媒介形态
从媒介更迭的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以来诞生的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媒介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迅速完成多次更新换代，与这些我们更为熟悉的媒介相比，中国古代报纸在超过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媒介形式、内容构成及技术支撑等都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近现代媒介的不断变化作为参照，中国古代报纸的“不变”，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静态媒介的形态特征。
（一）形式：缺乏规范
自唐至清，中国古代官报在朝廷管控下逐步向规范化发展，但总体上缺乏统一的样式。唐代的进奏院状主要由各藩镇派驻京城的进奏官们编发，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以后，发报制度才逐渐正规、统一起来。宋代初期在京城有地方当局设立的进奏院，负责编发进奏院状，供地方官员了解朝廷信息；随后的都进奏院的设立，将各地方进奏院进行统一管理，逐渐代表朝廷的利益与立场。其间还实行定本制度，即“进奏院将所编报状抄送枢密院，经该院审定，成为一种标准本，据此发抄”[18]。
明代中叶以后，邸报由手抄逐渐转向更为规范的活字印刷，载体形式也变为书册的样式。总体而言，宋、明、清代报纸的形式是逐渐规范的，但与近现代报纸相比较，形式上乏善可陈，只是材料堆砌，无分栏，无标题，无体裁之分，也无版式和固定用纸规范。
（二）内容：僵化不变
与近现代报纸以职业记者采写的新闻为主要内容不同，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主要来自政府官方公布的信息，尽管经历千年的发展，其主要内容的来源也变化甚小。(https://www.daowen.com)
西方近代报纸在诞生之初，其内容因为要适应资本主义萌芽期所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而不断丰富和变化。近代报纸的雏形诞生于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快速发展的意大利威尼斯，15、16世纪手抄小报开始在那里编织起日益密集的新闻信息传播网络，而“这些手抄信息正是我们今天报纸的雏形”[19]。其所传递的内容包括商品行情、交通航运信息、战争消息与政局情况等，迎合了当时商人、手工业主以及航海者了解最新信息的愿望与需求，顺应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内容上丰富多变，实用性强。
而在中国古代报纸系统中占主体地位的官报内容一直较为僵化，变化不大。即使是中国古代民间的报纸，因受官方管控，其内容也主要为转抄官方信息。从上文邸报的发展历程中便可发现，这些报纸具有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针对性，所以内容上基本没有脱离中央机关公告材料、谕旨、宫廷、官员、军事活动以及臣僚奏疏等官方内容。官报中没有专门采写的新闻亦无广告与评论性文字，行文较为正统，缺少活力，官文书的色彩较为浓厚。而那些偶尔现身的社会新闻，也并非出自职业新闻人的采写，往往出自向皇帝报告相关社会事件的大臣题奏。在官报体系中，自采新闻不允许自由刊发和报道，更不用说针砭时弊等评述类文稿。此外，尽管古代官方报纸在形式上逐步走向规范，但大体内容却没有太大改变。
历朝历代对报纸内容都进行严格把控。宋代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新闻审查制度——定本制度，据《宋史·刘奉世传》载：“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20]这一制度虽屡废屡复，但官方对报纸内容的把控未曾完全废止。被迫下令取消定本制度的高宗，规定由给事中进行“判报”，对于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和日食、地震等异常天象，兵变、农民起义、边疆暴乱等军事行动，以及上层未达成一致的朝廷机事都严格控制，禁止见报发布。[21]而明清时期，文字狱的日益盛行，更强化了对报纸内容的查禁力度。
（三）技术：倡旧抑新
中国古代在技术方面取得了极高成就，凝结着古代中国人民智慧的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与近代以来媒介不断因技术驱动而更新迭代相比，技术在中国古代报纸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中国古代报纸始终未发展为西方现代报纸那样以机器印刷为重要特征的大众出版物，新技术难获应用甚至受到遏制是重要原因。正如韦伯所言，“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22]
虽然古代报纸自唐有之，但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唐代有过印刷报纸的情况，学界认为自宋代起可能有刻印版的报纸出现。但是官方报纸除宋代外主要为手抄，民间报纸自明代起有印刷。如明代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所言：“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23]
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都是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但却未能在中国报业发展特别是官报的传播中发挥较大作用。官报的传播自宋代至清代主要都沿用抄传的办法，至清代甚至“被视为不可更改的传统”[24]。但民间报房却不同，小报作为坊间传播的印刷品，一直沿用印刷传播的传播模式，且宋代印刷报纸的流传范围较广，清代中后期的京报也主要用刻印，但民间报业因受中央控制很难得以发展，所以印刷推广的范围十分有限，总体上看新闻传播仍以手抄为主，所以古代报纸因印刷技术而产生的创新根本无从谈起。
一千多年的古代报业发展史中，历代官报都由官方发行，通过水陆驿站传递，而非由报馆发行，因此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业。如此一来其发行渠道可谓单一，但却顺应了封建社会朝廷对于信息的管控这一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