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性报道
按解释方式的不同，解释性报道可以分为背景式解释报道与述评式解释报道两类。
一、背景式解释报道
背景式解释报道，是典型的西方式的解释性报道文体。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将新闻报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报道是客观的报道。它严格地按事实的本来面貌作记录式的报道。第二层报道是记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核实材料、增补材料，特别是寻找发现读者想要了解的细节。第三层报道的旨趣就是“阐明和解释”。“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它们意味着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当这个报道是重要的，并且这些材料是能够挖掘出来的时候，那么记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开采这第三层。”[4]
另一位美国新闻学教授卡尔·林兹特诺姆说：“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在报道新闻事件中补充新的事实，即‘历史性的、环境性的、简历性的、数据性的、反应性的’事实，这样就能使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加明白易懂。”
这些见解，是对背景式解释性报道恰如其分的描述。
（一）背景式解释报道的特点
所谓背景式解释报道，是指其“解释”主要是靠提供背景材料来完成的。它的特点是：
1.对新闻事实以解释为目的，而不是以报道为目的
这一点是解释性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最根本的区别，也是解释性报道的价值所在。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柯蒂斯·麦克杜格尔指出：“新闻必须解释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那次战争爆发时，世人多数为之震惊——事实上是目瞪口呆。他们对战争的根源感到茫然。”正是因为解释性报道能道出新闻事实产生的“根源”，为读者提供“新闻背后的新闻”，所以一直大受欢迎。美国学者约翰·赫亨伯说：“提供新闻、学识、消遣，都是报纸的正当功能。此外，还要加上一个解释的因素。这个因素对于今天的报纸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5]目前，新闻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将解释性报道作为报纸媒体与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相抗衡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这种以解释为目的的新闻形式也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了报道新闻中常见的品种。
2.在新闻六要素的处理上，它侧重于“为何”这一要素
无论是一般的新闻，还是解释性报道，都离不开新闻六要素。但是，解释性报道在处理六要素时，侧重点与一般的新闻迥然不同。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最突出的是“何事”，其他要素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在一些快讯、简讯中，“为何”“如何”等因素甚至可以省略。而解释性报道则不同，它抓住“为何”这一要素进行详尽透彻的解说，尽可能地扩大读者的视野，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去认识新闻事实，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正如美国资深报人马克·埃思里奇所说：“在当今异常复杂的世界中，解释性报道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孤立的、与其他事物不相关的事实，仅仅因为是事实而给人以印象，其实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背景材料、周围环境、先前发生的事件、动机的形成，都是真正的、基本的新闻组成部分。”
3.大量地使用背景材料来完成“解释”的任务
解释性报道对新闻事实的“解释”，是靠提供新闻背景、内幕材料来实现的。很多新闻学家直截了当地在解释与新闻背景之间画上等号。他们认为，“解释，就是提供新闻的背景知识，就是新闻报道的深入化”，所以解释性报道就是“一种加入背景，揭示新闻更深一层意义的报道”[6]。
和一般的新闻比较，解释性报道在使用背景材料上有两点不同：一是侧重点不同，二是容量不同。就侧重点而言，一般新闻报道中的背景材料侧重于补充和说明，而解释性报道中的背景材料偏重于揭示和解惑。如1991年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乘飞机出逃，一般的报道介绍他自1974年推翻皇帝后，一直担任后来成立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总书记这一背景就足够了。而路透社1991年5月20日的解释性报道《门格斯图是苏政策又一牺牲品》，用大量的背景材料解释他出逃的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削弱了这个党同苏联的联系；克里姆林宫因财力枯竭，不能再以优厚的条件、提供武器的做法来支持仆从国的战争了，如果他们需要苏联武器的话，必须用硬通货来购买；门格斯图正在与游击队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取胜无望的战争；由于东德政权的垮台，原打算从那里得到200辆坦克的计划也随之落空。如此等等，深刻地揭示了门格斯图出逃的原因。
解释性报道中的背景材料数量多、容量大，远非一般新闻报道所能比拟。一般新闻报道为了防止喧宾夺主，往往尽可能地限制背景材料。因为背景材料过多，可能造成绿叶掩盖红花之弊，所以需要注意做“掐叶打枝”的工作。而解释性报道以恰当地运用背景材料见长，背景材料在整个报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像《门格斯图是苏政策又一牺牲品》，对基本事实门格斯图出逃只作了概括式的交代，其他大量篇幅都是关于出逃事实的背景材料，去掉这些材料就不能称其为解释性报道了。
（二）背景式解释报道的写作
背景式解释报道的写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1.遵循“用事实说话”的原则，用背景材料来解释新闻事实
背景式解释报道的写作关键在于掌握好解释的技巧问题，而解释的技巧就是如何用事实说话，特别要注意不能用议论代替解释。在西方新闻学家的眼里，下面这句话就是一个明显发议论的例子：“目光短浅的市政厅拒绝在瓦茵街和培佑街安装路灯，致使五人丧失生命。”因为这句话中含有主观判断，这样的语言就不宜作“解释”用。新闻应该这样报道：先写事实，五人因没有路灯而死于车祸，然后引用某个交通警察的话说应在十字路口安装路灯，还可以引用某公路官员的话，指出其部门曾要求安装路灯，但是遭到市政厅的拒绝。为了公正起见，报道应该弄清楚市政厅为什么拒绝安装路灯。美国《纽约时报》已退休的星期日版主编莱斯特·马克尔指出，是解释还是议论，这是不难区别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史密斯辞去市政府职务——事实；他为什么辞职——解释；他是否早就该辞职——议论。在解释性报道中，那些带有主观色彩的议论是不允许的。
离开客观事实，脱离背景材料，只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发议论，这样的解释是极不可靠的，容易失真。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说，在196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当秘书长发表一项声明时，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微笑着，同时拼命地敲桌子。这一矛盾的举止意味着什么？当时，有些记者在没弄清人家意图的情况下就乱加推断。有的说赫鲁晓夫当时“气得脸发青，并且敲桌子大发雷霆”；有的说赫鲁晓夫的脸“是喜洋洋的”，敲桌子“表现他（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友好”。事实证明，这些解释都是无稽之谈。赫鲁晓夫事后说，他只是想表明，他不赞成秘书长的声明，仅此而已，别无他意。[7]
可见，解释性报道虽然是阐释新闻发生的原因，但同样必须用事实说话，通过背景材料的安排来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
2.扩大视野，在广泛的背景下解释新闻发生的原因
新闻事实与一般事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新闻事实同一般事实联系起来考察，便可以清楚地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到新闻事实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是一种横向的联系。同时，新闻事实是“果”，一个结果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表层原因、深层原因等。解释性报道要清楚地解释新闻事实为何发生，就少不了从多方面进行纵向的挖掘。
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西方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今天在北京有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改变下个月在纽约的风暴”向人们揭示：一个新闻事实的背后，有着深远的背景可以挖掘。正如西方一首民谣所唱：“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8]可见，以一个更大的背景为参照，人们对新闻事实的认识就会更加接近本质。
下面这条背景式解释报道在这方面很有特色：
美国黑人寿命连续缩短
一些官员认为是里根经济政策所致
《华盛顿邮报》12月15日报道 据美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的一项报告，20世纪美国黑人寿命首次连续两年下降，而白人的寿命却不断增加。
该中心死亡率统计所主任亨利·罗森堡说：“问题很严重。如果找找原因，那就是凶杀和交通事故。”罗森堡说，最近，白人和黑人青年凶杀事件大增。但是，黑人遭受的打击更惨。1985年和1986年针对黑人青年的凶杀事件增加15%，而针对白人青年的只增加5%。这两年，汽车交通事故对黑人和白人造成的死亡情况也不同，黑人死于车祸的增加8%，白人只增加4%。
黑人近几年死于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如肺炎和肺结核病的人数也多于白人。
一些官员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说，里根的经济政策导致无家可归者增加，给穷人的援助和保健费用减少。
美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的报告说，到1984年白人的估计寿命增加到75.4岁，而黑人的估计寿命1985年降到69.5岁，1986年又降到69.4岁。
记者将凶杀案、交通事故、艾滋病患者人数、黑人和白人的寿命差距等几个方面的情况集中起来，从里根的经济政策上寻找原因，从而让读者豁然开朗。
3.引用专家权威的见解，增强解释的说服力
专家权威的意见在新闻传播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起记者用自己的话解释，它不仅因为来自第三者，符合客观手法，更在于读者对专家权威的认同，在心理上首先就产生了可接受性。李良荣先生说：“在解释性报道中几乎极少有不引述权威人士观点的例子。在解释性报道中引述权威人士的观点成为写作的要义，尤其在新闻写到关键处，常常以引述权威人士的发言作为结论，成画龙点睛之笔。”[9]
请看下面这条报道：
印度发生毒气事件有某种必然性
发展中国家因急于工业化而降低安全标准
英国《泰晤士报》12月8日 在印度博帕尔发生灾难之后，不管世界上多国的化学工业如何申明自己是无罪的，但仍有许多环境问题专家认为，这种灾难是有某种必然性的。
一些化学公司否认人们对它们进行的谴责：它们采用双重标准——存心利用发展中国家不太严格的安全规定，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西方不能接受的带有危险性的工厂。
一些环境问题专家的确对此发出过警告。李·塔尔博特博士说，由于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化，它们“常常迫使跨国公司降低自己的标准”。有些跨国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有些则发现，要这样做很困难——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化学工业处于萧条的情况下。塔尔博特曾经担任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的总干事，现在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资源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塔尔博特博士还指出，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使这些危险增加。博帕尔必须对当地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训练（在博帕尔，没有外籍工人），还必须对不识字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基本技术——例如如何关闭阀门和插销——的训练。如果这些工作人员是文盲，必须让他们通过符号来掌握这些基本技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副执行主任彼得·塔彻说，急于工业化将导致工厂“缺乏质量管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型化工厂同在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一样都是由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合资经营的，这一状况就更为严重。塔彻说：“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政府都是在强烈的诱惑下工作的，随着债务的增加，这种诱惑力与日俱增。”
他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现在越来越严重，而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却在减轻，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一些机构正努力在更大的范围里强调这些同样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上月在法国凡尔赛举行了一次有关工业和环境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强调，要把提供有关工业污染的情报作为技术转让的一部分。
发展中国家强调，它们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资料基地，使人们能够就设计和安全规定作出有根据的决定。但是，正如英国环境事务部的一位主要科学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委员会的前主席马丁·霍尔盖特博士指出的那样：“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它们不愿进口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危险，但是那里的人民却想得到收入和工作。”(https://www.daowen.com)
文中提到的出现毒气事件的几个原因，如跨国公司采取双重标准、管理和操作人员培训问题、质量管理问题等，都引用了权威人士的见解，比起记者自己来解释，说服力要强得多。
4.把握好解释的尺度，既要解惑答疑，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力避烦琐唠叨
解释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让读者知道更深一层的内幕，理解事实更深一层的内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求解释必须通俗化。通俗化是一种表达方式，化复杂深奥为明白易懂。1985年，日本《朝日新闻》曾开展一个“通俗化运动”，由局、部负责人及编辑委员、著名记者组成专门班子负责研究新闻写作的通俗化问题。这个班子认为通俗化的途径很多，而运用背景材料，对事实加以分析、解释，是一个重要方法，是更高层次的通俗化。它使新闻事件的内在原因和深层意义显现出来，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字的通俗化。
对事实比较单一、意义不言自明的题材，只需写成一般消息，把事实交代清楚就行，不宜画蛇添足，敷衍成解释性报道。所以，解释什么，不解释什么，用什么方式解释，解释到什么程度，都要视题材而定。那些复杂的事实，包括带有普遍性、倾向性，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和疑难问题，其症结和意义隐藏在表面现象的背后。对这样的事实不进行必要的解释，读者便无法了解其作用和意义，甚至还会对事实本身感到困惑不解，产生误解。这些题材通常是：由党和国家制定的，且又需要向人民群众作解释的某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突然发生的较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件；比较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等。
要写好背景式解释报道，还要求记者有敏锐独到的眼光、丰富渊博的知识、公正诚实的品德修养等，只有这样，记者对事实的解释才有可能是准确的、真实的。
请看2010年10月1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一则背景式解释报道：
日本为何急于冲击“武器出口三原则”
作为日本身为和平国家的证据，“武器出口三原则”长年扎根在日本国民的心底。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声音。尽管日本一再声称“坚持武器出口三原则”，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原则不断松动。
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10日在越南称，受现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日本难以在下一代战斗机等项目中参与国际合作研制工作，在军工领域日趋落后。为此，他有意修改这一原则，“基于和平国家的理念，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向美国方面说明其设想”。次日上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与北泽俊美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日本的武器出口。
尽管如此，北泽能否成功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还是一个未知数。盖茨在支持日本武器出口的同时，还有其他要求：日本政府切实落实和加快解决好驻冲绳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此外，北泽必须回国后在内阁中进行协调工作，以达成统一见解。而今年年中，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国会答辩时曾表示日本将坚持“武器出口三原则”。
修改“三原则”呼声不断
北泽并非首次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今年1月北泽就曾发表言论，称应考虑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希望内阁予以讨论。不过，此言一出，即遭到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的严词批评。《朝日新闻》报道，鸠山由纪夫直言 “北泽的言论过于轻率”，并重申，“一定要遵守‘武器出口三原则’，这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长期以来的姿态”。福岛瑞穗态度更加强硬，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简直难以理喻！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于1967年佐藤内阁时期面世，指日本不向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决议禁止的国家、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内阁时期，“武器出口三原则”范围扩大至“其他国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全面禁止武器出口。到1983年，日本政府决定只把对美国的武器技术出口当作“例外”处理。自此，随着业界呼声不断加强，关于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意见开始冒头，“武器出口三原则”不断松动。
2004年，日本政府决定把与美国共同开发生产的导弹防御系统作为例外，同时关于为支持反恐和反海盗而出口武器也“根据个案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进一步打开了武器出口的门缝。
2007年，日本将三艘由日本生产的巡逻舰交付给印尼方面。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武器。外界认为，日本向印尼提供海上舰艇，有借政府开发援助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意图，同时兼有对马六甲海峡等战略通道施加影响的现实考虑。
2009年8月，日本政府设置的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向时任首相麻生太郎提交了关于制订2010—2014年度新《防卫计划大纲》的报告，要求政府修改关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修改禁止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建议巩固日美同盟和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
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盖茨也曾要求日本向第三国出口东京和华盛顿联合开发的某种新型舰载拦截导弹。盖茨的这一要求可能导致日本数十年来的武器出口禁令进一步放松，并引发执政的日本民主党及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内和平主义人士的反对声浪。
今年7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曾提交报告，要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经团联说，防卫省的新合同金额从20年前的约1.07万亿日元下降到本年度的约6800亿日元，防卫产业严重衰退，长此以往将殃及日本防卫技术发展。随着武器装备高端化和研发费用上升，多国间的共同开发日益普遍，“武器出口三原则”阻碍了日本参与这一国际潮流。
冲击“三原则”为了什么
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政治大国化路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某些人士急切推动安全防卫领域的调整和变革，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清华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教授认为，日本急于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主要原因不外乎三个。
首先，经济原因。日本的军工产业亦军亦民，大多集中在一些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大企业。企业通过接受防卫厅招标项目的形式生产军事装备。近年来，日本军工企业经济不景气，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军工产业的运营。而如果允许日本与除美国以外的第三国合作研制武器，需要巨额经费的武器开发可由日本与盟国分担，而且共同开发出来的武器零部件可以向第三国出口。这一减一增，便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其次，技术原因。通过与欧美等国家的共同开发、技术合作，可以提高日本的军事技术与制造能力，保持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战略原因。通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可以向其需要出口武器的国家出口，并限制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从而协助其在政策战略上的调整，提高其战略地位，维护其战略利益。
对于二战后一直坚持和平宪法的日本来说，“武器出口三原则”是日本外交的有力支撑，是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荣的原则。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虽然可以开辟日本参与国际军备合作的道路，但也带来了日本军备流入国际冲突当事国等现实问题，一旦滥用就难以遏制。
当然，这只是北泽的个人意见，首相和内阁还没有统一的方针。对于竞选成功不久的菅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难题，不知他是否还会坚持今年8月的态度。
这一报道用了一段背景材料解释何为“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对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背景作了详细交代，然后分别从“经济”“技术”“战略”三个方面作了解释，条理十分清晰。将这些内容联系起来看，读者可以很轻松地理解这一事实的深层原因。
二、述评式解释报道
述评式解释报道与背景式解释报道的写作重心都在“为何”上，但解释的方式却不尽相同。背景式解释报道受西方客观报道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重视用事实本身蕴涵的意义来解释，即通过大量的背景材料（另一些事实）来揭示意义。美国报人罗斯科·德拉蒙德曾说：“背景式解释性报道就是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它对明天的含义。”对于什么是解释、什么是议论区分得很清楚。而述评式解释报道并不排斥议论，相反，它较多地依赖议论等表达方式来完成解释，思辨色彩比较浓。
（一）述评式解释报道的特点
述评式解释报道的特点，顾名思义，主要体现在“述评”二字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从内容上看，述评式解释报道以议论见长，思辨色彩较浓
述评式解释报道以解释为旨趣，但它的解释方式是边述边评，重点在评。请看2019年6月7日《参考消息》上刊登的报道《中国为何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俄罗斯《专家》周刊网 华盛顿对华发动贸易战外加“技术胁迫”，希望削弱中国经济，与它当年成功对付东京的做法如出一辙。
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实力的顶端。日本的汽车及零部件、办公设备以及电器热销全球。当时日本对美出口大幅超过了美国供应日本的商品总额。全球民众都开始将日本视为在技术领域已赶超美国的全球翘楚。
作为美国的盟友小弟，日本的经济发展可谓风生水起，直至它开始对自己的庇护者构成威胁。为削减贸易逆差，美国在1985年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央行逐步陷入瘫痪。在此之后的数年里，决定日元汇率的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国。1990年东京股市崩盘，令日本深陷通货紧缩之中。20世纪90年代也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
中国吸取了邻邦的教训，拥有一系列优势，不致重蹈日本的覆辙。
首先，人民币与当年的日元不同，它并未如前者那般深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中国也不会轻易被国际金融义务所束缚，强加给日本的《广场协议》不会重演。北京对华盛顿的依赖度不及当年的东京，因而能在平等基础上与美谈判，迈出独立步伐。
其次，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近14亿消费者。尽管美国的施压来势汹汹，但中国市场对压力的应对可圈可点。中国政府正在大举培育国内需求及消费，希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现如今中国经济的规模要比当年处于巅峰时期的日本雄厚得多。中国现在的出口规模远超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此外，中国将重点放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如今，在其出口中占据最大份额的是昂贵的高技术产品，包括播放设备、电脑、办公设备、集成电路、手机等。
报道先是对中日两国的情况作出比较，指出相同的地方，然后再说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三点理由。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2.从题材上看，述评式解释报道喜欢关注热点话题，评述视野开阔
以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十几年搬不掉一个“筹”字》为例。2015年全国两会开幕前，有全国政协委员透露，2015年两会将重点关注国家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虎头蛇尾问题。自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有15个国家实验室进入筹建阶段，而十几年过去了，依然“筹”字难除。记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主题的重大意义，立即展开调查。报道紧扣国家实验室筹建十几年迟迟未验收这一反常案例，既深刻揭示了导致科技创新链不畅的管理陈弊，又以小见大，从另一个侧面巧妙反映了包括国家实验室建设在内的诸多领域改革存在的因政策不连贯导致的“断头路”问题，发人深省。正如报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惠民所说：“一提起国家实验室建设，大家往往都会提到体制机制问题，而体制机制问题是体现在很多细节上的，如国家实验室的主管部门问题、人员的编制问题等。看似小问题，其实都是关乎实验室发展的大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体制机制问题才能解决。”简政放权，疏通科技创新链上的“堵点”，使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是当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这篇报道敏锐捕捉到这一社会热点，巧妙地反映出制约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突出问题，受到科技界、教育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的高度关注。
3.从表述上来看，述评式解释报道中常常闪烁着作者理性的火花，流淌着真切的情感
述评式解释报道与一般的新闻评论不同，报道熔叙事与议论、描写与抒情为一炉，为新生事物鼓与呼，对社会问题充满忧虑，对社会弊端锐于批判。这些特点，只要我们打开作品，它们就会扑面而来。《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等人写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是刻意远离主观评说之作，号称是“中性报道”，即记者在新闻中并不充当“法官”和“教育者”的角色，而是提供全面的、翔实的事实，让读者去思考与判断。即使动机如此，但因为受整个写作风格的影响，记者也情不自禁地议论上几句：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要出现一点偏差，或者有些疏漏，人们对此无须惊诧。随着改革浪涛的滚滚向前，疏漏会得到填补，偏差会被引上正确的轨道，人们将会学得更加聪明。本文之所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旨在让广大读者都来思考，加以议论，从中悟出道理，总结教训，将艰巨而光明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二）述评式解释报道的写作
述评式解释报道因其解释方式不同，写作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述评式解释报道兼报道与评论二者于一身
述评式解释报道往往以事实入题，通过对事实的评论来展开报道。并且，在报道与评论之间，它更偏向于对事实意义的阐述。通常是，事实的现象已为人们所知甚至为人们所习惯，但事实的本质尚待揭示和发掘。述评性解释报道就是由实入虚，对事实的意义作出评论。这就自然形成了浓郁的“解释”色彩。在消息写作中，述评式消息一类也是集报道与评论于一身，且以评论为主。述评式解释报道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2.“解释”主要靠议论完成，但议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述评式解释报道是通过夹述夹评来完成“解释”的，但要注意不能离开事实展开议论。这是新闻评论与述评的区别。前者以理服人，后者还得靠事实来说话。在以往的新闻报道实践中，过多地用议论而不是用事实来作解释，其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注意。早在1988年全国好新闻学术讨论会上，专家对解释性报道中的述评问题就发表过重要意见。与会者提出：解释性报道的深度究竟是深在事实还是深在思辨？一些学者指出，解释性报道中的“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绝不能变成“记者的议论”。理性思辨作为一种新闻的“批判的武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新闻事实这种“武器的批判”；那种“事实不够，议论来凑”的新闻作品，其思辨力量是贫乏和苍白的。[10]
优秀的述评式解释报道以议论见深度，但议论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请看201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刊载的《“末日”谣言何以在中国有市场》一文。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14日报道 中国微博上近日有两种蜡烛在传递。一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祭，网民响应号召贴上蜡烛图案，在网上传递悼念；二是12月21日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疯传，不少人相信地球将迎来3天黑夜，纷纷抢购蜡烛严阵以待。
一家网站称，咨询公司益普索询问21个国家的民众如何看待世界末日，结果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相信玛雅历法，即2012年12月21日为世界末日，这个比例远高出其他20个国家。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约有10%至13%的民众相信玛雅历法。
宗教情结、占卜文化和预言文化推断的世界末日，过去多次证明不靠谱，1988年和1999年都盛传世界末日快到，但是狼来了吗？如果世界末日真降临，就单凭几根破蜡烛会得救？世界末日的恐慌情结，远比世界末日还要可怕，别被千年前的玛雅人忽悠了。
从中国各地引发的“末日蜡烛”热购潮，人们也自然联想到“辐射盐”和“非典板蓝根”。去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恐慌在中国掀起抢盐潮，不少居民奔走各大超市抢盐，因为谣传吃碘盐可防辐射。2003年暴发“非典”，据称煲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防病，市面上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
这些非理性的谣言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是盲从心理，还是因为对生活及未来充满焦虑？又或者是正道消息太少，小道消息乱窜，谣言又往往跑在真相前面，导致民众养成听风就是雨的习惯？
对于所有非科学、有违事实的谣言，媒体和官方应该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并向大众说明真相。不论是涉及个别人士的人身攻击或是引起民众恐慌的不实传言，只要真相不公布、信息不流通，荒诞的奇闻怪谈和流言蜚语总会有人听信，对未知的恐惧和社会的不满就会在民众心里不断扩散。
要严防谣言满天飞，胡乱爆料者或散布谣言者更应受到惩罚和制裁，在这方面中国警方确实有所行动。陕西黄龙县警方抓了7人，他们涉嫌在公交车上散布传单，散播“世界末日”谣言。
让人不解的是，既然过马路纠集一群人就过了，坐前座也不系安全带，黑心食品经常拿人命开玩笑，中国人日子不都照过了，为何还担心世界末日？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伪科学比科学更具有娱乐功能，因此像世界末日这样的伪科学话题在人们想要娱乐的时候，就会被热烈地讨论。他说，“对于中国媒体和公众而言，这一话题是从西方植入的，由于‘末日类’电影的营销炒作而甚嚣尘上，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关系”。
12月22日，太阳肯定从东边升起，地球将继续运转，世界末日不会来。只能叹憾工作照旧要做，路上照样堵车，世界一样乱糟糟，生活烦事一箩筐。民众笃信世界末日的背后，相信除了包含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的集体焦虑，更多还隐藏着逃避现实的消极心态。
报道由“末日蜡烛”抢购潮联想到“辐射盐”和“非典板蓝根”等事件，进一步指出过马路乱闯、坐前座不系安全带、黑心食品不时出现等问题，“中国人日子不都照过了，为何还担心世界末日？”由这些现象推论，“末日”谣言是“非理性的谣言市场”在作祟。
3.评论要多用权威意见，减少记者的主观色彩
述评式解释报道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记者的主观色彩，但如果主观色彩过浓，就会影响报道的客观性。而新闻报道的力量恰恰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事实上，面对复杂的新闻事实与社会现象，记者的思辨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有时很难议论到点子上。所以在报道实践中，就有记者尝试“中性报道”，即记者不掺带任何主观褒贬，客观准确地反映事实的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新闻，如《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有学者在谈深度报道时感叹：“我们的记者太累了，累到非要把报道对象的性质、地位、作用都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其实，记者就是记者，让记者担负太多的使命的确不堪重负。事实上，记者也是凡人，对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见得都吃得准，因而记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审判官，新闻的本质是反映事物而不是裁定事物。把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吧，是非自有公论。”[11]即使是议论，报道也应多用专家的权威意见，而不是记者本人直接发议论。如上文所举《“末日”谣言何以在中国有市场》，就引用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的意见，指出伪科学比科学更具有娱乐功能，“对于中国媒体和公众而言，这一话题是从西方植入的，由于‘末日类’电影的营销炒作而甚嚣尘上，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引用让报道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