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节 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是指以调查为手段,揭露某些新闻事件的真相、某些社会问题的本质的报道。在美国,调查性报道又称为“揭丑报道”,专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闻。调查性报道按题材的事件性与非事件性之别,可分为事件型调查报道与问题型调查报道两种。

一、事件型调查报道

事件型调查报道,主要是针对某些事故、负面的社会事件所作的具有调查深究性质的报道。

(一)事件型调查报道的特点

1.从题材的性质来看,事件型调查报道属于批评揭露一类

这一点,可以说是调查性报道与生俱来的重要特色。在西方,早在18世纪后半期,报业大王普利策就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强调报纸应揭露贪污腐败。在他的鼓吹下,不少记者都热衷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到20世纪初,美国报界形成了一场揭露运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指责这种揭露性报道是“专揭丑闻”,是“淘粪”,人们干脆称之为“淘粪运动”。美国著名的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即属此例。在我国,事件型调查报道有些是作为内参的形式出现,有些则公开发表于报端。

2.从题材的获取来看,事件型调查报道的题材需要经过记者艰难的采访才能得到

按日本学者的说法,“不是依赖当局发表的材料写报道,而是记者亲自进行调查,逼近真相;不像独家新闻那样只依靠到手的单个秘密材料,而是通过彻底的调查采访,揭示事件的整体情况”[12]。事件型调查报道的采写,最大的难处是题材的获取,调查对象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记者的采写活动,绝对不会主动向记者提供相关事实材料。如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了特大井下透水事故,共造成81人遇难。当地政府官员竟隐瞒不报。7月28日,一批最先得知情况的记者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随后全国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也都赶往南丹采访。通过深入调查,这起被掩盖的特大事故终于被揭露于众。这一点,也是调查性报道与批评性报道的重要区别。我国一些较为重大的批评性报道,大都是在内部处理已经得出结论的情况下才开展的。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获取材料不必做艰难的调查,只须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准许,如《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但调查性报道不仅没有有关部门主动提供线索,相反还刻意隐瞒,记者不通过辛苦的劳动是无法了解到事实真相的。

3.事件型调查报道与其他报道相比,要求有更强的实证性

这一点,对于报纸记者来说,难度更大。事件型调查报道对真实性的要求更为苛刻,稍有差异,便可能与报道对象对簿公堂。实证性体现在报道中,是记者的采访亲历,对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材料的发现、考据。报道中的素材越具有原始形态,就越具有实证性。所以,事件型调查报道并不需要对调查材料做过多的加工整理,也不必过多地对事件发表评说,而是靠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说话,引导读者步步逼近真相。

(二)事件型调查报道的写作

1.展现调查过程,直接记叙记者的所见所闻

事件型调查报道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一般的新闻报道注重结果,是终结式报道,而事件型调查报道更重视调查的过程。因为整个调查过程实际上就是记者接触事实现象、分析事实背景、揭示事实真相的过程。如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就大量展示记者在调查中耳闻目睹的事实材料。请看全文:

山西省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两年“财气”暴长。

几年前,忻州煤矿安监局还叫忻州煤炭安全监察站的时候,四处租房办公,常为房租与房东发生不快,工作人员也大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现在,忻州煤矿安监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

与此同时,近两年,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在忻州。

2005年7月2日14时20分,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接替井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矿主和有关部门瞒报事故死亡人数,转移藏匿遇难者尸体。

2005年10月31日16时50分,忻州原平市长梁沟镇坟合峁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

2006年11月5日11时45分,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地处忻州市原平市境内)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忻州煤矿安监局的办公楼和住宅楼及正在兴建的宾馆,位于忻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靠近(五)台忻(州)公路的是该局正在建设的宾馆(正式名称是: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职工培训中心),地下1层,地面已经建起5层,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培训中心”后边的一幢欧式建筑,是该局的办公大楼。在办公大楼的后边,是一幢6层的住宅楼。住宅楼共3个单元36套房,房间面积最小的140平方米,大的180平方米。该局有10名正式职工,五六名临时工,记者在忻州市车管所调查得知,共有9辆公车挂在该局名下。

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刘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办公楼在2003年由山西煤炭安全监察局后勤处负责动工兴建,直至今年秋天才启用。由于一些配套工程还未完工,大楼的一些设施还未完善。他强调说,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只比朔州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目前,大楼的装修装饰工程还未完工。完工后,“条件会改善一些”。

对于职工住宅楼,刘副局长说共有36套住房,但“那是由局里职工和其他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集资兴建的”。至于每平方米1100元的房价,是由于该地“地处荒郊野外,那时候(2003年)忻州的房价还没涨起来时制定的”。住宅楼后共有22间私家车库,刘副局长说:“分给住户后,想做车库做车库,不想做车库安上门窗可以当住房,放杂物也可以。”统一包了塑钢阳台,是为了使单位的建筑显得整齐、美观。

刘副局长是今年才被提拔的,所以他对办公大楼资金来源、投资多少、装修花费、购置办公设备和职工住房补贴等问题都“不太清楚”。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建设资金中有小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忻州市宁武县某乡镇就“借给”该局5万元。而被该局监管的宁武县的一煤矿,则花了35万元购买了该局的一些旧的办公设备。

这篇报道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以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与实景为材料,以材料的第一手性和真实性来说话,非常具有实证性力量。

2.突出调查中具有实证性意义的细节

细节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事件型调查报道中,这种表现力可以转化为实证性力量。调查性报道如果没有实证性,就失去了揭露力。对于报刊媒介上的调查性报道来说,增强实证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报社和通讯社记者感叹:“同样内容的批评报道,如果报纸、杂志报道,被批评者往往要告状打官司,而如果电视对其现场报道,被批评者往往不敢如此。原因就是摄像机已将现场的当事者说的什么、干的什么以及旁观者的反应,都记录下来了,不容反驳。”[13]因此,突出具有表现力的细节,是使调查性报道具有实证性力量的重要策略。如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的力作《一次艰难的采访——吴川市4000亩耕地撂荒调查见闻》,本来是调查广东省吴川市博茂管理区将4000亩耕地撂荒的事件,结果演变成了有关部门阻挠记者采访的事件。这一新发生的情况闯入记者视野,成为这一次调查的“附带产品”。当地开发区办公室为了掩盖其“开发”行为,居然将自己说成是征兵办的。记者如实记录了以下细节:

当记者来到开发区办公室门口时,这里的人在高高的房檐上挂了一幅红布,上面写着“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红布下面的牌子上的字是“吴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室”,室内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搞征兵工作的。

这一细节,有力地揭露了该单位欲盖弥彰的拙劣手段。

3.在比较与鉴别中探寻事实真相

事件型调查报道具有很强的揭露力,这一力量不是靠议论得到的,而是靠事实,让读者在事实的比较中来明辨是非。如前面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列举了安监局超出办公人数的办公室、大面积住房、新修的宾馆等,与此相对的是每年发生在忻州的特大煤矿安全事故,意义不言自明。

二、问题型调查报道

问题型调查报道,是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和弊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所作的调查性报道。

(一)问题型调查报道的特点

问题型调查报道与事件型调查报道有不少相同之处,它们都必须基于记者亲身的调查研究。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调查性报道正是靠记者的“躬行”来增强报道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加强报道话语战斗力的。两者比较,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实例,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

“共享单车停到哪儿才合适?”市民张先生算是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手机里下载了4款共享单车软件。他说:“最近半年,我几乎每周骑车六七次,都是用手机扫码,骑上就走,图的就是随时租还的便捷。可除了收费的停车场,自行车停哪儿才算合法,谁能说清楚?在哪儿能查到?”

昨日,记者带着他的疑问先后拨打了13个不同部门的热线电话咨询,回复五花八门,但“不知道”和“没有相关信息”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到底正规的自行车公共停车场都施划在哪儿,谁也没说清。

乱停可举报 停哪儿不知道 自行车停车场在哪儿?

记者最先拨通了北京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接线员805号听完问题,给出答案:“建议您咨询一下122,我这边没有自行车停车的信息。”

随后,记者拨打了122。一遍语音提示听完,直到听筒里传来“您未选择,等候超时,请您挂机”的提示,也没有找到符合自行车停车场咨询的选项。第二遍拨打122后,记者选择了3号菜单,因为这里包括相关政策咨询,其他选项是事故和紧急报警、拥堵报警等。可最终,还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自行车的信息。

96310“城管热线”的接线员挺痛快,直言:“我们这儿只负责接听举报电话,但是没有停车信息。”

哪儿禁停公布了 停哪儿说不清

本周一,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发布“西城10条大街将禁止停放共享单车”的消息。其中涉及灵境胡同和西安门大街沿线、西黄城根南街、南北长街、府右街、大会堂西侧路、长安街沿线、太仆寺街、兵部洼胡同、石碑胡同。

发“禁令”的部门是否知道车应该停在哪儿呢?(https://www.daowen.com)

记者先拨打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12937号接线员查询后表示,“没有登记(自行车)停车信息”。随后记者希望要到西城区热线电话继续咨询。话务员给出了“您是想要联系电话,还是想要我们去继续核实这个问题”的询问。记者表示两者都需要,并挂机等待回复。

其间,记者通过114查询到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这是西城的事儿,我们不是一个单位。”根据她提供的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办公电话,记者联系到一位工作人员,对方很坦诚地说:“除了10条大街,其他地方都能停。具体哪儿有停车位,可以问问所属的街道。但是施划车位也得有一个过程。”

隔了20分钟,12345回复:已经分别咨询了12328、12341和96156三个热线,给出了可能了解信息的西城区交通委联系电话。

单车软件只提示“禁停区”

对于共享单车应该停到哪儿,各企业也大多采取了划“禁区”的方式来描述。比如打开摩拜单车的App,会跳出“文明北京,绿色出行”的对话框,里面提到请勿将车停在长安街及其街道两侧的胡同、景区、公共设施和机关单位等区域。同时,这款软件给出的正确停车方式是:路边白线、停车圈或单车聚集区域。ofo对于停车的描述是:无固定停车点,结束使用后,将车辆停放至道路两旁的安全区域,方便他人取用。

“禁止是一种管理手段,但更多的应该是疏导,并广而告之哪里可以停车。”市民张先生说。

结合实例,我们可以看出问题型调查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

1.题材具有非事件性

问题型调查报道的调查对象不是某一孤立的新闻事件,而是在一定时间或空间里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因此,它的题材具有非事件性新闻的特征。上面这篇报道,在北京首次划定共享单车“禁停”的时间节点上,记者运用逆向思维发现问题,由“禁停”想到“停哪”?又如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祁连山生态环境遭破坏,中办、国办发文通报,上百人被严肃问责。记者就此展开调查,实地探访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报道了祁连山“问责”后的整改情况,又引发了人们对探采项目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2.采写目的具有明确性

带着问题去采写,这是问题型调查报道一个重要的特点。一般的报道在采写前当然也有采写目的,但比较而言,问题型调查报道所调查的“问题”一般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进入了舆论的范围。《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开篇就提出了市民关心的问题:“共享单车停到哪儿才合适?”通过跟进式采访,涉及部门达十余家,暴露了很多热线电话的敷衍情况,发现了相关管理部门决策不完善的问题。报道以材料的第一手性和真实性来说话,非常具有实证性力量。

3.报道内容具有调研性

问题型调查报道,不仅是调查问题,还有对问题的研究。这一点,与我们常说的“工作通讯”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正是因为问题型调查报道具有很强的研究性,所以过去人们常将它划入“工作通讯”的范畴里。其实,工作通讯这一概念的范畴是不太确定的。有些是推介经验的,又称典型报道,目的是以先进经验来引导其他单位。这是舆论引导中正面引导的做法。有些是记者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思考,从现象出发深究“为何”与分析“将会如何”,这些比较接近解释性报道与分析性报道。近些年来,随着以解释性报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的勃兴,“工作通讯”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但是,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不会淡化,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所做的艰辛的调查研究,就以调查性报道的形式出现。与工作通讯相比,问题型调查报道的调查研究性质不变,但对社会负面现象的关注,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通讯。它的采访过程就是一个对问题剖析与思考的过程。例如《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采访的虽然是关于共享单车停放的问题,实际上也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任何工作仅靠“禁止”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从实际角度出发,让政策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执行性。又如《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一文:

“停采整治我没有二话,”袁晓坚定地说,“但是,我们一直翘首期盼的补偿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说法。”他已拿出所有积蓄给工人发了遣散费,不够的只能先欠着,等着补偿款到了再一并补给大家。

驻甘某国有企业负责人直言,他们的探矿权、采矿权是在当时条件下合法取得的,是地质人员多年艰苦工作和反复论证取的成果。他们坚决支持退出探矿、采矿活动,“但也请相关部门关切企业的合法权益,在补偿时要考虑实际矿业权方面的投入、固定资产投入和预期收益等要素,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矿老板”们的疑虑也正是高林俊所担忧的。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的矿业权退出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这是关闭注销矿业权后所有问题的根源。”高林俊说。

“按正常程序,应该是先进行赔偿、注销证照,然后清理退出,可现在未注销而先行关闭退出与恢复治理导致了资产评估难度陡升,且有法律诉讼的隐患,”高林俊说,“更为严峻的是,由于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由矿业权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方式就无法开展。可由区县政府直接发布关闭公告进行注销,势必会引起行政诉讼,这使得关闭注销的工作困难重重。”

破坏的生态要恢复,但“单位要出路、职工要吃饭”的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问题型调查报道的写作

1.解剖麻雀法

从报道中事实与信息的关系来看,问题型调查报道大都用“解剖麻雀法”。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解剖具体的案例,去揭示更为普遍的现象。如《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就是在中央问责风暴下,对甘肃省祁连山地区生态修复现状与问题的调查。文章既肯定了生态修复的重要性,又反映了生态修复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问题型调查报道属于非事件性新闻,它调查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对来说,这类题材不及事件性新闻那么“实”。但记者的调查却是实实在在的,调查的结论必须由实实在在的事实来表述。这就存在一个“虚”与“实”的矛盾。它需要化“虚”为“实”,即围绕调查的问题选定一个具体实在的调查对象,并且调查对象必须具有典型意义。

正是因为这类报道所选的事实具有典型性,所以它传递的信息要大于事实本身。“解剖麻雀法”的意义就在这里。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例,去认识一种普遍现象。“解剖麻雀法”的关键是选好“麻雀”。选得好,可以一当十,选得不好,可能以偏概全。

2.顺藤摸瓜法

顺藤摸瓜法是以记者的调查为线索,纵向地接近事实真相。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问题型调查报道较多采用这种方法,如《菜价追踪》《化肥价格千里追踪》等。这两篇报道是一种结构模式:导语提出问题,然后从“源头”着手开始调查采访。《菜价追踪》是从蔬菜的生产地开始一直追到市民的菜篮子。《化肥价格千里追踪》是“顺着进口和生产企业这个化肥供给的‘源头’,一直追到农民的田间地头”。通过这一根“藤”,读者可以看到,化肥价格在源头并没有上涨多少,主要是流通环节涨价太多。记者将主要流通环节30多种收费的价格变化,客观翔实、一笔一笔地交代出来,使读者一看就知道化肥价格是怎样涨起来的,涨在哪里,哪些是应该涨的、合理的,哪些是不应该涨的、不合理的。

3.扇面铺开法

扇面铺开法适合于横向展示一定空间的情况,它以数量的聚集来表明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以唤起人们的关注。如《共享单车停放难倒13条热线》,记者先后拨打了13个不同部门的热线电话咨询,回复五花八门,但“不知道”和“没有相关信息”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到底正规的自行车公共停车场都施划在哪儿,谁也没说清。有关部门的热线电话“踢皮球”现象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从报道的语言来看,记者的意见表述比较客观。可以说,大多数问题型调查报道都是以调查过程的展示来完成对调查结论的表述的。也就是说,调查结论已经包含在调查过程的叙述之中,这符合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的要求。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一次感冒?一个小时看了三个医生》,把病人在医院看感冒的曲折经历生动地记叙下来:先是填表,然后被安排去脚病医生处检查脚,脚病医生检查上药;接着又去看内科医生,内科医生说他患的是“伦敦型感冒”,开了一大堆盘尼西林注射剂;精神病医生问他是否有女朋友,等等。请看其中一段记叙:

在候诊室,一位穿白衣的护士用静电复印机复制了好几张病人的医疗证,并不断问道:“请问您的姓名、出生日期,您有电话吗?”

她将这些情况填在一张登记表上,这张表将由病人附在账单上,等看完病,再交给医院。接着,她问道:“您要看什么病?”

“我觉得有点感冒,我得找医生看看。”

“好吧,内科医生正忙着呢。你先到脚病医生那儿去看看脚,他现在有空。”

“干吗?我只是有点感冒。”

“那你也得先检查检查脚。”

“好吧。”病人说道。在他“表兄”的陪伴下来到脚病医生大卫·盖勒的治疗室。医生是一个性情很温和的人,他让感冒病人躺在一张床上,放松一会儿。

鞋和袜子都先后脱掉了,医生用手捏了捏他的脚,然后问道:“你脚上有什么毛病吗?”

“没有。我只是有点感冒,为什么要我来看脚呢?”

“啊,我们这里检查病情是由下到上的。我们先看看你的脚,然后再检查其他部分。”

医生在病人的左脚上发现了一块小疹,问道:“这有多久了?”

“好几天了。”病人答道。

“我给你开点药,就到楼上药房去取。将药在上面涂几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读者从以上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医院的问题和弊端,也不难感受到作者的褒贬态度和评判倾向。

思考题

1.深度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有何特殊意义?

2.背景式解释报道与述评式解释报道各有何特点?

3.如何写好解释性报道?

4.分析性报道分为几种?如何写好分析性报道?

5.调查性报道分为几种?如何写好调查性报道?


[1] 巨浪.新编新闻写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 程世寿.现代新闻写作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3] 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4.

[4] 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M].艾丰,张争,明安香,等译.北京:广播出版社,1981:144-163.

[5] 复旦大学.外国新闻事业资料[Z].1979(4).

[6] 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伍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11.

[7] 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M].艾丰,张争,明安香,等译.北京:广播出版社,1981:165-166.

[8] 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M].张淑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24.

[9] 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9-130.

[10] 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7-18.

[11] 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0.

[12] 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0.

[13]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关于《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采访与制作[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8):15.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