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从纵向来看，领导人舆论观的变迁有三个维度的重要变化：舆论功能、舆论传播中介、舆论主体。研究发现，党的领导人舆论观中的舆论功能大致经历了从为革命服务到为建设服务、再到治理执政的变迁；领导人舆论观中作为舆论传播中介的新闻媒体大致经历了从宣传本位到对象本位、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传播模式的变迁轨迹；领导人舆论观中舆论主体（人民）大致经历了从能动主体到宣传对象和受众，再到不可忽视的力量的变迁。
从横向来看，领导人的舆论观已经形成“硬核”外加“保护层”的结构。“硬核”即坚持党的领导，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型政党，其艰难的革命过程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保护带”即不同时期领导人对舆论有不同的论述和观点，如舆论功能、舆论主体、舆论传播中介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和变化。不同时期的舆论有不同的功能，有时候是放开媒体，削弱政治色彩；有时候媒体是宣传手段、是政治喉舌。但这只是外围保护带的策略性变化，不仅不妨碍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变化，而且更加强化了党性原则这一“硬核”。所以，硬核越来越坚硬，而保护层也越来越多样。
通过对领导人舆论观及其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党的领导人治国方略始终是在维护“硬核”的前提下，对“保护带”进行布局调整。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这种调整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学习型政党，能够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把握现实局势、判断社会走向，其舆论观也是一种实践导向的功能性表达。
【延伸阅读】陈虹，潘玉：探索中国特色舆论史的研究范式[1]
媒介不仅可以记录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状态，呈现舆论表达的内容，而且能够引导、组织与动员舆论，并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思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与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2]媒介运作同时体现在四个层面，即“作为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和在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以及作为接收体验的空间”[3]。不同历史语境凸显出不同的主流媒介形态，成为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手段与渠道。媒介形态可以是古代先秦歌谣这样的口语表达[4]、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书面表达，也可以是宋代书院这样的一种组织机构与言论空间[5]，还可以是邮驿等体系建立背后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的表征。[6]媒介作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载体，映射出其深层社会实践与制度表征。因而，以媒介演进为基本脉络、以媒介的社会实践为阐释路径来呈现舆论的发展脉络，成为舆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1.媒介技术的演进
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言，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会形成其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与传播特点，在舆论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建构了由这一媒介而形成的舆论内涵。在技术赋权的影响下，实现了舆论格局的重塑。[7]因此，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对于舆论的意义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舆论是通过怎样的媒介技术而形成的，其产生机制如何；第二，这种媒介技术形成了什么样的舆论；第三，一种媒介技术的形成必然与复杂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由此形塑了舆论的复杂特性，因而需要对舆论所发挥的功能的变革进行评估。[8]作为一种载体与工具，媒介的价值在于影响与变革了舆论所形成的言论空间、舆论呈现形态、舆论参与主体、舆论呈现议题、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而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叠加互动作用。[9]
2.媒介的互动观
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与兴起，为国人构建公共舆论空间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为国人自由发表见解、对国际国内事务进行评判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10] 任何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构成一种交往网络空间，反映出舆论思想观念、言说主体、呈现形态、舆论地域分布结构等因素的互动与抗争。[11]因而，舆论史研究不仅应该从时间维度上梳理舆论的发展历程，还应建立舆论史研究的“横向发展”[12]坐标，即关注某一历史语境下，媒介之间的互动观、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舆论表达过程中跨空间地域的互动关系，进而确立完整的、立体的舆论历史观念，反映舆论发展的复杂性与多面性，[13]揭示舆论历史生成、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从而建构舆论研究的历史坐标系。
每个时代都有新媒体。[14]新媒介的兴起会产生新的形式、策略与理念，对其他媒介形成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因而，舆论史研究应该注意到不同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如近代公共舆论的表现不只是报刊舆论，还呈现为各种形式，如告示、揭帖，民间的集会演说，到之后电报、电话、广播的引入，产生的公电、专电等，由此舆论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政治家舆论、精英舆论以及民间舆论。[15]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各自的舆论制度下，出于政治和战争需要，以多样舆论手段（布告、报纸、书刊、广播、通讯社等）和行为配合政治军事战线，开展舆论攻势，产生出强大的阶级舆论，影响着群情民意。[16]通过不同媒介对于同一舆论议题的意义建构，有关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互动关系中得以深入，呈现出舆论在不同互动空间中的宏观层面。
舆论史研究还应该重视我国舆论发展历史的空间地域维度，即如何在历史的叙述中，彰显中国舆论史的空间分布结构特色。[17]由于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舆论的表达中反映出来，因而舆论在异质性的地域空间中形成，具有其特殊性与多样性。
3.媒介的社会实践性
当前，多学科融合成为舆论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原因在于舆论内涵的多元复杂性。因而，舆论史研究需要考虑媒介与社会诸多因素的互动关系，将舆论放在更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反映媒介对于舆论表达的功能与作用。如微传播成为新兴传播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微传播重构文化权力关系导致不同文化身份主体表达的多元话语政治间的博弈。[18]社会公众作为舆论主体，它的主体性得到极大提升，由以往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与见证者，使政治议题走向日常化、生活化。舆论史研究在此互动机制下拓展了其研究范畴，涉及有关舆论研究的各个侧面。
舆论史研究应将媒介研究从媒介内容、生产结构中解放出来，关注媒介的开放性实践。从媒介实践的变化过程中反映宏观的社会语境，进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探究，体现舆论与社会变迁深层的互动关系。舆论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其发展自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但作为一门专门史研究，只有将上述因素纳入舆论史研究中进行考察，以舆论为研究中心，围绕舆论基本构成要素与专业话语对其发展历史进行叙述，才是舆论自身的历史研究。
[1] 陈虹，潘玉.中国特色舆论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J]. 新闻记者，2017（2）
[2] 陈虹, 潘玉.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J].新闻记者,2016(10).
[3] 转引自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
[4]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5] 摘自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周军老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6] 摘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侯东阳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7] 摘自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8]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学》主编周武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9] 陈虹, 潘玉.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J].新闻记者,2016(10).
[10] 袁德娟.中国近代报刊舆论主权的重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0).
[11]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陆鹏程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2] 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
[13]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4] 朱从兵.作为“新闻史”“文化史”和“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5] 摘自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杨萌芽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6] 摘自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田雷老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7]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学》主编周武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8] 摘自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