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与“保护带”：领导人舆论观变迁逻辑
领导人舆论观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领导人舆论观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那么领导人舆论观是如何做到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根据形势变化而对舆论观有所调整的呢？也就是说如何做到对党的核心理念的继承并不断发展的。而领导人舆论观的论述中，是否存在可以辨识这种继承与发展的标准？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进行观察呢？
本文借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试图分析舆论观的变迁。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结构严谨的理论或假说组成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由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protective belt）及保卫硬核不受攻击并引领纲领发展完善的“启示法”（heuristics）三个部分组成。[1]按照拉卡托斯的本然说明，在科学研究中形成并得到知识共同体广泛认可的特定理论范式，被称为“研究纲领”。“硬核”是“研究纲领”的基本假设或基本原理。它决定一个“纲领”的性质，因而是不允许被反驳的。“保护带”是环绕在“硬核”周围的一系列辅助假说。“研究纲领”遭遇挑战的时候，“保护带”就要进行调整，以来保护“硬核”，从而当“研究纲领”保持足够的弹性和活力。[2]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对领导人舆论观的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主要基于以下思考：第一，舆论观也属于知识生产和建构的重要内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是对科学研究范式转化的一种概括，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法论思考，即如何产生知识。第二，目前也有研究运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来分析相关政治文本。例如，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学者尝试应用“硬核—保护带”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试图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问题[3]，分析学习理论。[4]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张凤阳、李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采用“硬核—保护带”理论分析了党代会报告文本语言，认为其经历了从“革命—斗争”取向到“改革—治理”取向的位移。[5]领导人舆论观虽然带有自身阐述特色，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精髓，可以被视为重要的政治文本。所以，本文试图运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来审视当代领导人舆论观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变迁过程。
1.领导人舆论观中的“硬核”与“保护带”
领导人在论述舆论思想时，始终有“坚持党性原则”的提法（见表2-1），而且认为党性原则是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从深层来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领导人舆论观中舆论功能经历了从为革命服务到为建设服务、再到治理执政的变迁，但其始终都是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服务，为增强政党的合法性而服务。从表面论述和深层分析我们发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始终是领导人舆论观的“硬核”，不容动摇。舆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维护政党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教化塑造了政权合法性的机体和内核，而舆论则通过生动鲜活、具体可感的形式为政权合法性提供注解和例证，增强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心理认同和支持，从而源源不断地为政权合法性补给能量，输送新鲜血液。[6]
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始终坚持对媒体的绝对领导。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导向时，始终要坚持党媒姓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李良荣和林晖提出了“党媒姓党”的三个理由：第一，党报功能定位是工作报，不是家庭报。党报必须是用于指导、协助工作的工作报，而绝不是纯粹供茶余饭后消遣娱乐之用的家庭休闲报，这是党报工作者必须树立的党报功能观。第二，党报受众定位是干部报，不是大众报。党报以宣传、指导为己任，对人们的决策起参考作用，应以各级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读者群。第三，党报风格内容定位是严肃的高级报，不是大众化的通俗报。党报以政策宣传为主功能，面向各级党政干部和中高级知识分子，那么它在内容风格上就应当是以刊载政治、经济等硬新闻为主的格调严谨、高品位的严肃大报，而绝不是一张以社会、文化、娱乐等以软性新闻为主的通俗报。[7]
通过对领导人舆论观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通过对舆论主体的角色调整来实现舆论观的更新和发展。同时，这种发展必须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相一致，这样才能使得保护带的调整不会影响硬核的稳定性。徐桂权认为，在中国转型与传媒改革的过程中，“受众”观念从一维的“群众”观念向多维的“受众”“消费者”“公民”“用户”转化[8]。领导人舆论观中的舆论主体从作为群众到公众，从作为能动主体到宣传对象、媒体受众、社会公众、表达群体的角色转化，与中国转型和媒体改革的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暗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党的领导人舆论观呈现了从舆论功能到舆论传播中介、到舆论主体的由内而外、由硬核到保护带的结构（见图2-1）。党的领导人舆论观中的舆论功能始终强调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为巩固这一地位的新闻媒体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媒要姓党；但同时为了适应以新闻事业化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形势，新闻也与舆论逐渐分开。领导人舆论观中对于舆论主体的论述则始终围绕同时代社会语境而不断调整，经历了从能动主体到宣传对象，再到不可忽视力量的变化。正是这种调整，使得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党媒姓党的硬核越加坚固，而作为保护带的新闻与舆论的互动关系、舆论主体的角色变化则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当然这些形式是与时代相适应的，由此使得保护带的调整并不会触碰硬核。
图2-1 党的领导人舆论观中的“硬核”和“保护带”
2.领导人舆论观变迁的“启发法”：“实践导向的功能性表达”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纲领的发展和调整有两种方法论原则：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9]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发展来自两方面的启示：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即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即正面启发法。这两种启示法告诉我们，禁止将否定后件式对准科学“硬核”。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经验事实而直接否定科学的基本理念，相反，为了保护内核，我们必须调整甚至替换原有的辅助假说。[10]
而党的领导人舆论观中的启发法则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切从世界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它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辩证分析方法，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历史主义视角来看，领导人舆论观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有深刻关系，是反映了时代要求又回应时代要求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首先考虑过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11]
毛泽东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政治发展的逻辑是：动员最广泛的革命力量，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现代民主国家。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谈到，“为什么要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路线，舆论工作中也贯彻这一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组织舆论进而引导舆论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这是毛泽东舆论思想中关于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13]当时的革命要求宣传党的路线、纲领，并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这也是舆论工作的内容之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14]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重要使命是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又依赖于包括宣传在内的各种教育工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到：“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共同努力。……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15]“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6]1979年党中央提出经济工作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后，由于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加上物价波动，群众的思想有些混乱。邓小平立即指出：“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17]
江泽民同志面对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的浪潮，站在事关党的成长和壮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的高度，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结合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就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导向的必要性问题和可能性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很好地解决了人们对加强新闻舆论引导的理论认识问题。[18]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为了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这一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19]同时，江泽民在论述新闻舆论导向问题时非常重视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对新闻舆论导向工作的影响，非常重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0]江泽民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相互竞争，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21]这一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势必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等。
胡锦涛时期正是市场经济大发展时期之后，经济发展造成腐败现象丛生、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由此国家特别重视社会治理，舆论也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有了转变，新闻传媒也被不同程度地推向了市场。[22]由此也有了真正的新闻事业。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了“新闻事业”的提法。在社会环境恶劣、舆论氛围不太友好的情况下，胡锦涛提出：“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在意识形态问题、腐败问题、新媒体冲击、全球化冲击情况下，习近平将新闻舆论工作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23]。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和一切思想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能把讲导向理解为一种外在的、通过行政控制才能实现的事情，而应内化为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意识，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化的机制”[24]。
总体来看，从领导人舆论观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们始终坚持“功能性”，舆论始终围绕党的核心任务、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从变迁的角度来看，领导人舆论观又是回应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体现了其“实践导向”。由此看来，党的领导人舆论观的变迁逻辑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硬核”，又从新闻与舆论关系、舆论主体角色认知方面来调整“保护带”。而实现这种调整策略和启发法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践导向的功能性表达”。其中“实践导向”是舆论观形成的现实背景要求，“功能性”是舆论观本身的描述。由此它对“保护层”的调整不但不触碰“硬核”，反而加固了硬核，也丰富了保护层的内涵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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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凤阳,李智.从“革命—斗争”话语到“改革—治理”话语——以党代会报告文本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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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富清.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3.
[19] 陈富清.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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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19(1).
[24]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