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互联网语境下，新的话语建构和传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经典范式，同时，由于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开放性和全球化特点，意识形态在国际和跨境政治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更大的安全隐患。总的来说，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有以下五方面挑战：
1.面对互联网具有亲和力、互动性、个性化、视觉化的传播特征，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和话语体系创新不够，要达到正面舆论引导的“实效”，尤其强化青年群体的关注度和认同度并不容易
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是渗透社会的程度或控制社会的效力，是与其同日常生活话语模式的嫁接或者融合程度相关，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面临着自身话语权和传播能力与时代脱节的风险。由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形成的传播效果评价机制，新媒体在报道框架和话语建构上偏向于用户主导、情感主导和兴趣主导[1]，而传统媒体面向全体大众的传播策略、严肃的内容风格和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在传播效果上难以占据优势。
2.一部分网民和精英知识分子运用社区论坛、微信群、表情符和反讽性文章，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消解和抵挡，面临监测难度大、病毒式传播等挑战
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获得感差异决定了利益诉求和发展期待的多样化。一部分网民和网络“大V”利用社会治理问题、中产阶级维权、底层群体权益、社会诚信缺失等焦点议题制造舆论矛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造成不利影响。例如，“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中三原色图片、针筒表情在微博上被大量评论转发，形成病毒式传播的态势，给政府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提出极大挑战。此类事件，体现出隐喻叙事和“图像政治”组建成为网民社会动员的传播新策略，在特定语境下“有图有真相”的文本更加容易激发意见群体的共鸣。而这些信息在非公开的微信群中被快速转发，具有病毒式扩散的特征，导致私人领域日常讨论与公共领域维权、抗争话语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不仅提高了舆论监测的难度，而且一旦出现大规模转发则会造成重大舆情事件。(https://www.daowen.com)
3.国家加强互联网信息管控的大背景下，公众意识形态话语由直接表达逐渐转变为反讽和隐喻，“显舆论”和“潜舆论”监测存在失真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和各级网信办加强了网络信息的管理力度，“紫光阁事件”发生后又整顿了微博热搜，以强化主流媒体在微博、微信上精选评论的权限。虽然这些监管举措有效净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但也同时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微博、微信平台主流媒体新闻下的评论受到管控后，一定程度上无法真实地反映舆论倾向和民意态度；二是为躲避审查和删帖，部分公众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向讽喻风格转变，“暗示梗”的频繁出现，导致通过解读网络舆论来真实把握民意变得越来越难。“显舆论”因干预而过度正面化、“潜舆论”因隐秘而难以被监测，这两者最终都致使现有的网络舆论分析和引导工作可能存在“失真”的问题。
4.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
信息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策略通过互联网媒介采取更具隐蔽性和渗透性的“西化”和“分化”，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新闻观等极端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不断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在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的国际环境下，经济层面的争端逐渐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对立，在中美两国关于贸易战“正当性”的讨论中，改革开放以来所秉持的“中国道路”模式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价值观受到西方媒体意识形态的消解，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威胁。
在以互联网为渠道而进行的跨境传播语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面临两类“西化”思潮的冲击：一则，盲目推崇美欧社会制度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国家凭借着大型数据库和信息掌控能力，利用带有意识形态的数据话语霸权和所谓网络“大V”在社交媒体、论坛上利用西方政治架构批判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试图解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兜售西方“霸权主义”。二则，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软着陆”，假借西方思潮概念外壳宣扬某些利益群体特殊诉求的“话语陷阱”。
5.在跨境政治传播和交流中，港澳台极端社会思潮对内地意识形态安全容易形成倒灌和渗透风险
由于内地与港澳舆论场的区隔，在重大政治事件报道框架和话语建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内地意识形态安全在跨境政治中面临港台极端意识形态渗透和倒灌。在跨境政治传播过程中，境外媒体以及“右翼”群体利用哗众取宠的极端言论迷惑内地舆论，对我国政治稳定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冲击。
[1] 张志安.人工智能对新闻舆论及意识形态的影响[J].学术前沿,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