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文庙的创办

文庙发端于孔庙，但与孔庙相区别。文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庙可以理解为与武庙相对的、文治层面的庙宇性建筑，包括天下所有孔庙（含国庙、学庙和家庙）以及各地附属于孔庙的或单独设置的先贤祠、乡贤祠、名宦祠等；而狭义的文庙，是与武庙相对、主祀孔子且伴有教学活动的礼制性建筑，主要指与各级官学及书院直接相关的主祀孔子的庙宇，或称之为庙学，或称之为学庙。^[1]

文庙的建立与孔子是分不开的。自汉始，封建王朝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并由此进行着祀孔、建孔庙、设学校以养士与化民的措施。^[2]但从一定规模的祠堂到相当规模的庙，从庙与学的分离到地方庙学制度的形成，其中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史记》曰：“高祖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3]记载了封建统治者最早开始祀孔的情况，此时祭祀场所仅为祠堂。东汉永平二年（59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4]表明东汉时期郡、县已在学校中祀孔，但尚未建起庙来。及至北魏文成帝（452—465）在位时，“诏宣尼庙别敕有司行荐享之礼。”^[5]此时始有“庙”之称。到北齐文宣帝（550—559）时期，“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6]说明地方学校逐渐得到发展。不仅如此，此时地方学校与孔庙出现了结合趋势，如《隋书》载：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階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霑服则止。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7](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普遍重视学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强调尊孔、祭孔，并广设地方学校，在各级学校中建立孔庙。如此庙中有学、学中有庙，二者在建置的空间上和进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联，这实已开始形成“庙学”的雏形。^[8]后在唐、宋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下，“庙学”进一步发展并渐成规模。

唐高祖时期（618—626）“州、县、乡皆置学焉”。^[9]及太宗即位，“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10]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下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表明唐初地方学校发展迅速，此时为州、县学立孔庙之始。史称：“郡邑置夫子庙于学，以岁时释奠，盖自唐正观以来未之或改。”^[11]至唐咸享元年（670年），高宗诏：“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未造者，遂使生徙无肄业之所，先师缺祭奠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12]诏中提到，建先圣庙以解决“生徙无肄业之所、先师缺祭奠之仪”等问题，这表示庙与学已同地并建，庙、学渐成融合之势。及至唐晚期，梁肃在《蓖山县学记》中写：“县有文宣王庙，庙堂之后有学室。”^[13]马端临言：“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4]此时“庙学”已得到快速发展，“庙学”一词待呼而出。迄至宋代，朝廷大力兴学，地方官办学校得到快速发展，尤其在“苏州州学”的影响下，“庙旁设学”的建筑格局为世人所模仿，庙与学紧密结合，“庙学”一词逐渐取代州学、县学，成为许多士大夫论述政教的热词，“庙学制度” 应运而生。如陈大震纂：“庆历中诏兴学，即庙为之，制犹未备”；^[15]王安石记：“治平元年，天章阁待制、兴国吴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16]

综上所述，“庙学”自南北朝初见端倪，于唐朝迅速发展，至北宋正式成型。在这一过程中，建庙则设学、设学则建庙，庙是为了尊孔以兴儒，学是为了传道以化民，庙与学在建置与教育教化上联系日益密切，逐渐结为一体。其中，苏州文庙的兴办在推动庙学结合、确立庙学制度方面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