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苏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这座城依水而生、因水而存，这一方温润的水土，滋养了苏州人水一样灵动的体态和性格，又有着如水般变化万方的文化灵性。文化是苏州的标签，三元坊将苏州人钱棨连中“三元”的历史置于眼前，胥门因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地法”建筑姑苏城而得名，文丞相弄记录着文天祥誓死守卫苏州、抗击元兵的故事，闾邱坊巷因北宋大臣闾丘孝终宅第于此而闻名遐迩，俗称“水磨腔”的昆曲、四大名绣之首的苏绣、“阳春白雪” 的古琴艺术、桃花坞木刻、苏州园林……都是这座城市文化的标签和魅力所在。“一座东方水城让世界读了2500年，一个现代工业园用10年时间磨砺出超越传统的利剑。它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它用双面绣的绝活，实现了东方与西方的对接。”[1]
苏州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吴县三山岛遗址的出土解开了太湖地区一万年以前的面貌，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上的空白。[2]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苏州的先民们已经创造出内涵丰富且极具特色的原始文化，水稻的种植、纺织技术的发明以及高超的制玉工艺的出现，无不透露出：这里是我国水稻种植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曾经创造出足可与中华文化媲美的、辉煌的原始文明。[3]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姬亶欲传位于三子季历，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逊让避位，逃至江南梅里，依从土俗，断发文身，并向当地的土著传授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逐渐与之融合，成立了以太伯为君长的小国——勾吴，后其弟仲雍继位，直至仲雍的十九世孙寿梦继位称王，吴国始有纪年。接着，夫差灭吴，吴并入越，越又为楚所灭，至秦始皇一统天下，行郡县，吴地成为会稽郡下属之吴县。后汉顺帝永建四年，析会稽郡浙江以西地为吴郡，领十三县。魏晋时期，战乱导致北人南迁，为吴地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大大促进了吴地的开发。[4]公元589年，隋炀帝废吴郡改为苏州，苏州之称自此开始。605年，京杭大运河开通，加速了吴地文化、经济的发展。唐“安史之乱”致使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吴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文化精华，加快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此时，苏州已成为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5]白居易诗云：“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6]范成大称：“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7]宋徽宗政和三年，苏州升为平江府，政通人和之际，苏州文化得到繁荣发展。元朝时，苏州虽受战火洗礼，但整体呈兴旺发展之势。明清之际，苏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吴地首先在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清乾隆六下江南，南巡吴地，都体现了朝廷对苏州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苏州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自春秋始建至今，这座古城穿越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民，虽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但城址不变、本性不移，苏州文化更是一脉永承、千年不竭，这与教育和人才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生员学习之所，苏州文庙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早期，苏州文化传播主要通过私学。苏州地区的私学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渊源于言游（字子游，今属常熟人，孔子的南方弟子）。言游极擅文学，早年辗转于中原等地讲学，晚年回到家乡从事教学。他提倡“明夫子之道，以化其俗”，蛮荒之地的吴人大受其益，奉其为文学礼仪之先贤，誉其“文开吴会，道启东南”，人称“南方夫子”，亦尊“言子”。[8]这便是吴地私学之始。除面向大众的私学外，还有一种小众的文化传播形式：家传。即祖辈教父辈，父辈教子辈。私学和家传对文化传承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影响力不大、覆盖面不广。直到北宋景祐年间，范仲淹创办苏州州学，“方学之成，吴人莫不欣悦鼓舞，望车马之来而乐芹藻之采也”。[9]苏州州学开宋代普及地方学校之先河，杨载称曰：“然则天下之有学，自吴郡始也。”出现了第一所官学性质的州学后，各地州县纷纷效法，府学、县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众多学子得以在官学中接受教育。
自苏州文庙问世后，每次发生重要变动，皆有学者写文章以记之。例如，宋元佑五年，朱长文作《苏州学记》，清楚地记载了苏州文庙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郑仲熊撰《吴郡重修大成殿记》，记录了苏州文庙受战火毁坏后，重修大成殿的具体工程。元朝燕公楠的《平江路儒学大成殿记》、郑元祐的《重修平江路儒学记》和《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杨载的《平江路重修儒学记》、柳贯的《新修平江路学记》、周伯琦的《建大成殿轩记》，明朝王彝的《苏州府孔子庙学新建南门记》、贡颖之的《苏州府学之图记》、吴宽的《苏州府重建文庙记》、魏俊民的《宫墙记》、况钟的《苏郡儒学先贤祠记》、刘民悦的《正乐舞修祭器乐器记》，清朝觉罗雅尔哈善的《苏郡义学碑记》、张伯玉的《吴郡州学六经阁记》、朱理的《重修苏州府儒学记》、李淦的《平江路儒学祭器碑》、李鸿章的《重修苏州府儒学记》等，这些文献都对苏州文庙历次的修建工程和祭祀活动进行了详细记述，但多是单篇成文，文字描述更偏向于记事。幸有明人王谷祥纂修的《苏州府学志》，清时潘世湉的《苏州府学明堂匾额志不分卷》和徐坚所撰的《苏州府学金石志不分卷》，这三类书籍弥补了上述史料的缺陷，对苏州文庙的各种资料进行了整理与汇编，系统考辨了苏州文庙的发展流变、匾额和金石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苏州文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更遑论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做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苏州文庙得到抢救性保护，有关苏州文庙的各类研究呈喷薄之势，如杨镜如的《紫阳书院志 1713—1904》（2006），从教育史的角度对紫阳书院的办学方针、形制、沿革、历任执掌的名流和诸多名人学者进行了挖掘和研究；杨镜如的《苏州府学志》（2013），不仅对府学的沿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生员、教授、祭祀等做了详细分析，还分别从人物、朝代的角度，对文庙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华谙棋的《苏州府学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启示》（2014），根据苏州文庙的历史发展轨迹，将其划分为苏州府学阶段、紫阳书院阶段和新学阶段，并深层剖析不同阶段的教育思想，据以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目标观、人才观、教学观和实践观；陆雪梅主编的《现代书法碑刻》《儒学碑刻》《农业碑廊画册》《古代书法碑刻》和《工商经济碑廊画册》，将馆内现存的碑刻描绘于书本上，丰富了碑刻的承载形式，更扩大了碑刻阅读的广泛性和便利性。除此之外，其他学术著作中也有涉及苏州文庙。如高文的《中国孔庙》（1994）、张亚祥的《江南文庙》（2009）、曲英杰的《孔庙史话》（2011）、王鹤鸣等的《中国寺庙通论》（2016），不仅从历史学、建筑学、美学等多维度对苏州文庙进行了对比和研究，还对全国文庙进行了统揽和介绍。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挖掘苏州文庙的理论价值、提升苏州文庙的精神文化、合理地保护利用苏州文庙，亟待我们做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究。
1986年以后，苏州文庙又名苏州碑刻博物馆，主要承担着地方碑刻保护的任务。为使“碑刻技艺”这项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下去，苏州碑刻博物馆推出碑刻拓片展及“碑刻技艺”展示体验室，鼓励游客参与碑刻体验活动，并多次走进学校，让学生参与碑刻制作，甚至赴韩国、日本交流传统技艺，积极宣扬我国碑刻技术的同时，借鉴吸收国外优秀经验。苏州碑刻博物馆在德善书院内开设了道德讲堂、文化讲座等一系列活动，向苏州市民，尤其是学生传播国学知识、弘扬国学之美。与此同时，苏州碑刻博物馆承袭古制，对外举办各种礼仪活动。例如，古之“释奠礼”作为华夏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举行的隆重祀典，也是文庙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延续至今，苏州碑刻博物馆将“释奠礼” 发展为“姑苏孔子文化节”，在孔子诞辰日举行，并沿袭“释奠礼”的主要流程。“祭贤礼”亦为苏州文庙的传统，发展至今，“祭贤礼”演化为“庆祝范仲淹诞辰纪念活动”，虽然祭祀对象减少，但精神内核不变，敬贤爱贤思想贯彻古今。乡射礼也是苏州碑刻博物馆一直举办的活动，该活动继承古制，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人文体育精神。古之礼仪再现，丰富了苏州文庙的活动形式，发扬了传统儒学的魅力。在宣传中国文庙，普及群众对文庙的认知方面，苏州文庙走在了前列。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更加强调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苏州文庙作为传播儒学的重要阵地、儒家思想的物质载体，理应受到合理保护和充分利用。当前对苏州文庙的历史挖掘和学术研究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例如，人们对苏州文庙的历史脉络缺乏系统的认识，对苏州文庙的功能和理论价值认识不足，缺乏专门针对苏州文庙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教育研究，对苏州文庙的保护和利用缺乏方向性指导等等。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于问题意识、实践引领和中国立场，充分利用历史法、文献法、田野调查法、文本叙事、图像佐证等研究策略，从教育史学的角度，对苏州文庙的沿革与现状、选址与布局、礼仪与礼制、主要教授、教育与教化、建筑与生态、文化传承与影响七个方面进行剖析。特别是本书力图挖掘苏州文庙在物质呈现基础上的教育内涵。例如，对苏州文庙布局思想和教育意蕴的探究发现，苏州文庙在建筑风格上讲究天人合一，颇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含义，蕴含了深刻的生态哲学理论，其“左庙右学”的布局排列，更是充分体现了“仁礼一体”“中正和序”的儒教思想，极具尊卑有序、严以律己、中庸处事的古代教育意蕴。不仅如此，苏州文庙的教育人物也因独特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治学之道闻名于世。府学阶段的范仲淹、胡瑗、钱德洪、朱长文，紫阳书院阶段的张伯行、王峻、沈德潜、钱大昕，新学阶段的罗振玉、王国维、汪懋祖等，学识渊博、育人有方，在他们的影响下，苏州文庙先后以《三经新义》、朱注经书、四书五经等为主要教育内容，产生了明体达用的“实学”、博习经史的“古学”和“学术化”的教育思想，培育了一批批治国之士和专门人才。优秀的师资共同创造了苏州文庙的辉煌，让苏州文庙成为当之无愧的“东南学宫之首”。作为文庙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苏州文庙研究》旨在突出地方文庙特色，扩大读者对苏州文庙的认识度，丰富中国文庙内容，增强世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力，提供全新研究方向，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文庙研究，为弘扬我国灿烂辉煌的国学文化奉献绵薄之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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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长根，蒋忠友：《苏州文化与文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张伟：《吴文化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探索》，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王卫平，王建华：《苏州史纪（古代）》，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张伟：《吴文化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探索》，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5]张伟：《吴文化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探索》，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6]［唐］白居易：《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60页。
[7]［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0页。
[8]李嘉球：《苏州状元》，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9]［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