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始建
景祐年间，北宋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和兵变不断发生，宋朝陷入“积弱、积贫”的困境中，“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夷狄骄盛，窛赋横炽”[1]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不少有识之士深感要兴利除弊，必须重新考虑80多年文教政策的利弊得失。[2]其中，范仲淹综合分析国家局势后提出吏治腐败和人力不济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当时十之七八的官员忙于“迎送之劳，孜孜为子孙计”，迷恋“燕射之逸”，对徭役分配不均，赏罚不公正，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造成“百事废毁，天下大乱”的局面。[3]
邦国之本，由此凋残，范仲淹痛切地感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为改变现有局面，他在奏议中不止一次地向统治者提出“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他坚信“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而人才往往是与教育分不开的，人才的缺乏就在于“教育所未有格，器有所未就”，所以他非常重视教育这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并把“兴学”作为培育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要使天下大治，必须“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4]
苏州文庙便是范仲淹这一教育思想下的产物。范公曾属文曰：“于军前南隅，藉高明，审面势，择工之善，捡材之良，登登丁丁，不月而成”[5]。文庙初创阶段，范仲淹对胡瑗“爱之敬之，聘为苏州教授”，“其子纯佑年甫弱冠，自请入学，居诸生之末，尽行其规，于是诸生咸乐从焉”。[6]胡瑗秉持“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7]的宗旨，严立学规，倡明教化，奖掖英才。由是苏州州学声名鹊起，名扬四海。柳贯赞曰：“吴郡有学，起文正范公；而学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8]元祐四年（1089年），朱公绰子朱长文掌管教育政治事务，求学者日益众多。州学教授等请求将南园多余的空地拿来扩建学舍房屋，但受到郡守等人的拒绝。文曰：
由景祐迄今五十余载，学者倍蓰于当时，而居不加辟也。长文適命忝掌学，视黉舍倾陊褊迫，寒薄暑焮，诸生病之，来者无所处。乃与同僚请南园隙地，以廣齑废，屡谂于郡守部刺史，病财用之不给。[9](https://www.daowen.com)
适逢范仲淹之子纯礼奉命在江淮六路进行水上运输，回家祭拜先祖时听说此事后，便向君王上奏，请求整修扩建苏州州学，史载：
会文正之子兵部侍郎纯礼以厚德远业见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过家上冢，乃以学舍之役白公，公即学拜文正公遗像，延见诸生，感慨陈述，即奏言：苏潤之学，皆先臣所建，后人久不葺，而齑室不庇风雨，讲习无所，愿给钱修廣。[10]
获得恩准后，“前守户部刘公珵选官治役，度用赋工”，又“会王公自润易苏，下车三日，临视兴作，命之栽築，填污立基，如请之素”。[11]在扩建府学时，“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迁校试厅于公堂之阴，榜曰‘传道’”。[12]同时将学舍增加到二十二间，竣工后，文庙内房屋总共有一百五十间，是初建时的三倍，“为屋总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