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创办者——张伯行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是康熙、雍正时期的名臣、理学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职。在其为官的二十余年间，始终克勤克俭，秉持清廉刚直的官风与操守，康熙帝多次对其进行嘉奖以表示赞许。由于其为官清廉、忠于职守，百姓皆赞其为“江南第一清官”“天下第一清官”。

明清之际，为加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尊程朱而抑陆王”，统治阶级视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持“尊朱黜王”立场的学者。例如，熊赐履（清初著名理学大家）从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高度，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宣判了王学的死刑。他在《闲道录》中描写到：“自姚江提宗以来，学者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惮为园妙，以恣情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学术人心，敝于败坏”。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张伯行也成为程朱理学的拥护者，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曾言：“弟从事圣贤之学有年，虽历年以来，薄书鞅掌，而圣贤之训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圣贤处事，只论是与不是，得失厉害固有所不暇计，只成就一个是而已。况内重在见外之轻，德深则忘遇之浅。弟虽不肖，岂肯以富贵移易其心哉？”^[5](https://www.daowen.com)

与其他拥护“朱学”的学者不同的是，张伯行还通过实践传播理学，创办学校是其主要传播路径之一，苏州紫阳书院就是他创办的学校之一。“紫阳书院地度于学宫之旁，取材于僧庐之毁，功成于农隙之余，中为崇祠紫阳夫子之堂，旁为诸生讲学藏修之舍，庖廪湢浴靡不毕具。经始于癸巳（康熙五十二年）之东，落成于甲午（康熙五十三年）之春”^[6]。

书院创办之初，张伯行感学风败坏，亟需整顿，“每见今之学者，才高意广，或肆意于诗文，或留心于象数，穷极也思，作为无益，自成童以至白首，于吾学毫无所见。思之诚堪痛惜，间有高明之资，可以入道，又阳朱阴陆，误入歧途”。^[7]为转变学风，推白鹿洞书规至首位，并据此拟定办学宗旨、学规和读书日程等纲领性的规条，要求广大学子“谨纂先儒语录、文集不背于朱子者，得数十部，今尽发之书院，令诸生得纵观”，^[8]同时规定“书生自进院后，除归家省亲外，不必出院，如有万不得己之事必欲亲自料理者，诸生可亲自登记于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毕即进”，^[9]以之约束学生。还严格考试制度，每年一次大考，每月一次或两次小考，考试方式包括课文和讲书，课卷由山长评定、衙门课阅，以加强对生徒的规范和约束。^[10]在教材方面，他将《朱子全书》作为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全面传播、讲授朱子义理之学；在教学方法方面，他认为“今日士尚浮华，人鲜实学，朝夕揣摩，不过为猎取科名计，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茫乎概未有得”，^[11]故延续胡瑗的苏湖教法，延用“明体达用”的思想。书院建成一年后，张伯行离开，杨朝麟继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