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8]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大师，是晚清与民国的学术界中，一座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山峰。鲁迅赞其：“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9]历史学家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也曾称赞道：

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起某方面之广博，方法之谨密，文采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矣，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10]

王国维的幼年是在故乡海宁度过的。在其童年时期，四岁丧母，父亲远行，由祖姑母及叔祖母抚养长大，不幸的家庭变故、父母亲的缺位造成了王国维“寡言笑”的孤僻性格。当王国维十一岁时，其父游宦回乡，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王国维好读书，自曰：“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11]忧郁沉潜的气质、过人的天资，加上王父有意识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其在青少年时期便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仅16岁的王国维便中了秀才。

中秀才后，王国维开始有选择地进行读书，并尝试学习清代汉学大师们研求学问的正途——“考据学”。他积极研习俞樾的《群经平义》，并仿其体例，逐条予以批驳。^[12]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对史学、校勘、考据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却对八股时文不甚上心。对八股文的忽视导致王国维在1893年和1897年的乡试中名落孙山。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大量西方科学文化输入中国，王国维对新学产生了浓烈的追求欲望，他称：“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13]1898年，在好友许同商的举荐下，王国维赴上海求学，并进入《时务报》工作。

在报社任书记之职务时，王国维加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并与其互引以为知己，从此如影随形。1900年12月，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东京学习，次年因病回国，自此进入独学时代，如其自述：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藤田君也。”^[14](https://www.daowen.com)

1904年，罗振玉受端方所邀，赴苏建学后，便请王国维往苏州任教。据佛雏先生考证，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所授科目为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他所教授的课程虽涉及封建纲常领域，但上课不泥古，注重新学，常立足于时事，融贯古今、中西结合，深受同学好评。江苏师范学堂优级本科第一届学生蒋息岑回忆说：“王虽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然王能沟通不同之中外礼俗，时创新说，着眼当时之国势民风，讲求实效，而为学生心悦诚服”，^[15]“后成为中学方面的总教习”。^[16]1906年，罗振玉逢母丧及江苏教育会逐客之事，愤然离去，王国维随之离开。

中年以后，王国维由哲学转向宋词和宋元戏曲。他说：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知，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17]

填词的成功帮助王国维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直接慰藉，推动他在文学领域继续发展。然而，他求知的脚步并不止于此。晚岁，王国维转而专治殷墟龟甲文字。

观其一生，王国维学识博大而宽广，著述宏富，哲学、文学、碑刻、古文、古器等皆有研究，且精通日、英等诸国文字。陈寅恪称王国维之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尤为重要的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间，王国维热心教育事业，为近代教育改革作出重要贡献，世人赞：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其开创的劳绩与独立的价值。作为教育家的王国维，站在哲学（教育学之母）高度，博采西说与传统学说之长，试图在我国建立一种新的教育观与新的教育制度，并针对旧教育的衰弊种种（包括内容与方法），而努力廓清之改造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