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歧视无穷
美国《独立宣言》曾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98]然而，从美国独立至今，尽管美国黑人为美国的独立、发展、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但仍然难以摆脱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歧视的命运。以至于19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向美国、向全世界的人们大声疾呼：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1863年林肯签署颁发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虽然已经彻底废除了美国奴隶制度，但美国黑人获得解放、自由与平等，远没有那样简单。前面所叙的“解而不放”和“3K党阴魂”，只是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悲惨命运的冰山一角而已。
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自由民调查委员会曾就解放黑人奴隶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为战后的南部重建蓝图的设计者——国会参众两院重建联合委员会提供了信息和建议。在众多的调查中，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阿加西斯回答很具有代表性。
路易斯·阿加西斯说，他欢迎解放奴隶，但是如果给予新近解放的黑人以完全平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是危险的。在阿加西斯看来，黑人在非洲和西方的历史表明，他们好吃懒做，爱恶作剧，耽于声色，只会模仿，奴性十足，秉性温厚，反复无常，目标不专一，忠诚，重情谊。但这一切不能说明他们有能力自治：“我认为，立即给予黑人我们自己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的所有特权是不正当的和不安全的……我们要注意不要一开始就给予黑人种族过多的权利，以免以后还要剥夺对他们和对我们有害的某些特权……把非洲裔美国人视为一种畸形人，是流落他乡的落后的非洲民族的代表，需要友谊、关照和保护，但是没有希望和能力臻于西方文明的巅峰。”——这是当时美国普遍的种族观。[99]
曾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担任过美利坚联盟国副总统、后又担任过佐治亚州州长（1882-1883年）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对杰斐逊和共和国的开国者们所表达的信条采取了公然的反对立场。他公开宣布：“我们的新政府恰恰建立在相反的思想之上。它确立的基础以及它赖以立足的基石是：黑人与白人不平等的伟大真理；奴隶制和屈从于优等的种族是他的自然的和正常的状态。我们这个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这种伟大的生理的、哲学的和道义的真理基础之上的政府。”
正因为如此，南北战争之后，当种植园主阶级极力恢复他们以往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地位的时候，谷物分成制、租佃制以及在白人小农和黑人中间强者对弱者实行的各种剥削形式，比在内战前（奴隶制除外）具有更大的压迫性。平等并未在南部的土壤枝繁叶茂，以至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论重建运动》中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奴隶制犹如其他一切长期存在的邪恶制度一样，起于人类自私心的深处，存在了多少世纪，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顽强地对一切有利于自身继续存在的事物施加影响。今日，它如此强有力，以致没有法律，甚至与法律相抗衡，亦能存在在南部各地，习惯、风尚、道德、宗教，均站在它的一边；从前的奴隶的愚昧和驯服性同奴隶主的狡诈和因袭的权威合在一起，不仅成了奴隶制再度滋长的条件，而且使联邦政府不可能彻底摧毁它，除非联邦政府拿起集权作武器，取消州的权力，在每条叉道上驻上一名联邦官员。当然，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得到，也不该这样做。”[100]实际上，美国南北战争后，解放了的黑人并未真正取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与权利。首先，美国白人极力阻碍黑人获得选举权。
有关美国黑人何时获得真正普选权，不了解美国历史发展细节的人，多以为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签发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废止奴隶制度并赋予黑人选举权，黑人的地位从此被解放，拥有了美国公民身份。
从法理上讲，美国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历史确实如此。1868年7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明确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此人口数包括一州的全部人口数”。但“第十四条修正案”又同时规定，选举中“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二十一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之所以做出自相矛盾的立法，从根本上说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作祟。正如印第安纳州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斯所说：“撇开平等的问题不说，我说的是我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我们差别太大，不应该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他甚至否定那种认为黑人帮助北部打赢了内战的说法。实质上，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北方资产阶级对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妥协的产物，它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剥夺黑人选举权和继续奴役黑人大开方便之门。在黑人的斗争下，187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第十五条修正案”，并明文规定：“合众国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这里的“曾服劳役”，实际含义为“曾是奴隶”，这种曲笔表述，曾在美国宪法中多次出现。
综上所述，从法理上说，美国黑人最迟在1870年就获得了完整的的选举权，但美国黑人从1870年起是否真正拥有选举权则是另外回事。我们必须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各州仍然一直掌控在南方白人手中。这些南方白人在不能蓄奴的情况下，转而通过种种间接手段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
有研究表明，从1860年以来，在南部白人选民中，真正的政治分裂第一次发生在平民党人造反的时候，而民主党人和平民党人都力争黑人选票。这种黑人政治活动的复苏吓坏了南部人，并使他们得出结论：必须永远取消黑人参加南部政治生活的权利。既然“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已禁止将种族用来作为限制公民享有选举权的资格要求，那么南部种族主义者又如何能够从法律上废除或限制黑人的选举投票权呢？
其实，美国“第十四条修正案”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并非没有漏洞。南部的立法机关为根除黑人选票的影响，每个南部州虽都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上述修正案制定了相关法律或修改了州宪法的相关条款，并从字面上抹去了某些带有种族歧视语言表达，但这些修改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限制甚至取消黑人的选举投票权。
1890年，密西西比州在不公开违反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情况下，对于进行选举登记的人，采用文化测验、人头税、要求了解宪法的规定和长期居住条件等办法，为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做出了“示范”。接着，作为平民党人运动高涨时期黑人政治活动复苏的一种后果，除马里兰、田纳西和肯塔基州以外，从1895到1907年，所有南部各州都剥夺了黑人选民的选举权。[101]其中，“最容易实施的就是一种巧妙的规定，要求投票者读一段州宪法，或一个法令，或当选举官员读的时候‘理解和解释它’。对于一些对此要求并不感到困难的黑人，他们就用另一种办法来治他，诸如规定投票的纳税或财产资格。为了让不识字的和极穷困的白人能通过这个网，那些发明者又定出了所谓的‘祖父条款’——这个条款承认没有财产或教育资格的任何人有选举权，只要他在1867年以前投过票，或者他是这种人的儿子或孙子”[102]。这样，他们通过“祖父条款”又无形剥夺了大批黑人的投票权。当时，美国有6个州制定与实施了所谓的“祖父条款”——尽管祖父条款所包含的种族动机十分明显，但联邦最高法院直到1915年才以违反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为由予以否定，但其他限制黑人投票的方法则继续保留在南部的法律之中。
在种种法律限制下，尽管有部分黑人会通过审查而最终拥有投票权，但人数已微不足道。例如，“在1896年，路易斯安那州登记的有色人种选民是12.7万人，但在两年后通过的修改宪法下，这个数字下降到5300人”。[103]“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成年黑人只有3%是登记的选民”[104]。即便如此，那些拥有投票权的黑人在真正参加投票时又往往面临来自白人的私人暴力威胁，他们在政治上无法与白人相抗衡。于是，那些一直守法且拥有投票权的黑人公民在许多地方的投票处被赶走甚至惨遭杀害。
1935年美国“全国黑人大会”动员令还明确指出：“在美国黑人社会中，饥饿和贫困绝不是单行的。由于剥夺了公民权，他们遭受双重苦难。选举，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实质上被剥夺了。”[105]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向联合国递交一份“向全世界呼吁！”的文件。文件的副标题是“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剥夺少数民族黑人血统公民的人权的声明，并呼吁联合国加以制止”。这是一份关于剥夺选举权、剥夺法律、教育和社会权利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文献。[106]
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广大美国黑人也没有真正获得选举权。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联邦政府对南方州以文化测验、人头税、“祖父条款”、白人预选会等形式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采取漠视、放任的态度。同时，美国黑人与政府人士之间在知识和感情上也存在鸿沟，记者威廉·香农在1962年秋季号《美国学者》杂志上指出，政府对待民权的态度和它对其他问题一样，“一心一意只顾约翰·F.肯尼迪的政治利益”。香农指出，总统对改变参议院条例的斗争不闻不问，这一斗争的目的在于消除议员利用冗长的发言以阻挠议事的可能性，使民权法案有较多的机会可以通过。“然后，上周总统写了一份词句漂亮、有说服力的民权法咨文交到国会山。这份咨文里的重要提案无法通过，因为自由派在改变参议院条例斗争中已经失利了。”[107]
1965年，在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压力下，美国国会制定通过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1965年8月6日，约翰逊总统在马丁·路德·金等积极推动黑人平等投票权的民权领袖见证下，签署了《投票权法案》。这样，黑人投票选举权才真正得以较好落实。该法案废除了各州制定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登记前提条款，并且规定，以后州政府新制定的选举法在实施前必须接受联邦政府审核，从而将各州可以制定投票方法的制法权实际上收归到联邦政府，以此杜绝各州变着花样制定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法律。实事求是地说，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颁布与实施不仅让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实际享有了选举权，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推动了美国的民主进程，而且确认并强化了联邦政府在选举事务上的主导权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黑人在政治选举中便一帆风顺。
其次，美国白人常以残酷的私刑迫害黑人。
美国白人大量使用私刑残酷迫害黑人是美国种族歧视最重要的表现之一。那些企图对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挑战，或拒绝将屈辱待遇作为南部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来接受的黑人，不仅要面临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全面压制，而且还面临着暴力惩罚的威胁。据相关研究统计，“1883—1905年，有50多人——大部分是黑人——在南部遭到私刑的惩罚——即被一群暴民谋杀。私刑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进入20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1880年开始到20世纪中叶，私刑受害者人数达到了将近5000人”[108]。
19世纪的最后16年，发生过2500起以上的私刑，而这个世纪是随着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的种族暴动（该州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的顶峰）结束的。20世纪接着发生了其他的暴动，其中最恶劣有两次：一是1906年亚特兰大的大屠杀，一是1908年亚伯拉罕·林肯居住过的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骚乱。据相关研究统计，从1900年到1914年，有1100多名黑人成了暴徒的牺牲者，这些暴徒往往不用绳子绞，而用柴火把黑人烧死。[109]
在美国南部，私刑由1917年的34起增加到1918年的60起和1919年的70多起。10个黑人退伍军人，其中还有几个穿着军衣，在1919年被处以私刑；14个黑人被公开烧死。[110]
有些私刑是在夜间秘密发生的；有些则是事先刊登广告，吸引大批旁观者前来观看。这些暴民所从事的活动令整个文明世界感到震惊。1899年，一位名叫萨姆·霍斯（Sam Hose）的种植园劳工因自我防卫杀死了他的雇主，随后在佐治亚的纽曼，他在2000名围观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残忍地杀害。有些人甚至从亚特兰大搭乘专车前来观看。包括幼童在内的一大群人观看施刑者如何先是一点一点地割掉霍斯的耳朵、手指和私处，然后把他放在火上活活地烧死，最后相互之间争抢他剩下的骨头。执法机构对私刑并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打算将那些犯罪之人绳之以法。
在北部，种族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黑人受到的敌视几乎同样多。一些北方城市甚至不允许黑人进入城市范围，另一些城市则到处是私刑和暴力。北部的暴力行动中最使人震惊的是1908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一次，在此次暴乱中，2名黑人受私刑，4名白人被杀，70名受伤。50份起诉书控告进行私刑的暴民领袖，但无一人受惩罚。[111]有人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黑人经历了内战以来最恶劣的时期。[112]
1889-1918年发生私刑200次以上的州[113]
续表
20世纪头20年，南部和北部均处于动乱的年月中。南部部分白人谋求完全制服黑人，他们竭力使用了一切熟知的手段，除杀戮、肉体摧残外，还施加经济压力：分得土地的黑人被诈骗而失去土地，佃农和分成制农户因欠下白人还不清的债而脱不了身。他们还采用了一种劳役抵偿的制度，从县监狱中租出黑人囚犯使其从事劳役以抵偿刑期和罚款。
为解决日益频发的私刑对黑人生命的严重威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美国三十年来的私刑：1889—1918》，它成为一次强大宣传运动的开路先锋，此运动包括在各大报上整版的广告，以及200余次抗议集会。1922年众议院以230票对119票通过了一项联邦反私刑法案，但一名南部参议员喋喋不休地发言，阻挠了此议案的讨论，使之在参议院夭折了。[114]1935年美国“全国黑人大会”动员令明确指出：“在全国所有法院，黑人得不到公理。他们被非法地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每日每时面临不公正的审判和不人道的判处。黑人被掠夺、受私刑，而国会却对此不以为然，拒不通过一项反私刑法案。他们被排斥在公共场所之外，甚至被排斥在国家首府的餐馆之外。所有这些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已愈益严重。”[115]1951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向联合国提出一项呼吁：“我们控诉种族灭绝”。这是一份对黑人进行私刑和其他暴行的记录。它要求联合国根据反对种族灭绝公约第二款来采取行动。这份呼吁书是由“民权大会”全国执行书记威廉·L.帕特森编辑、拟订并递交联合国的。[116]
另外，美国黑人也常常成为人们的谋杀对象。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仅芝加哥一地，“10个谋杀受害者中也有7个是黑人。1983年，谋杀受害者中有513名黑人（除了拉丁美洲人）、108名拉丁美洲人和95名白人（除了拉丁美洲人）”[117]。
第三，美国黑人在生产就业中也深受种族歧视。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黑人主要被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奴隶主强制在种植园里从事艰辛的种植业，深受种植园主的压迫、奴役和剥削。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虽然在法律上逐渐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受种族歧视等因素的影响，除大量黑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被强制在种植园从事繁重的种植业外，那些离开种植园的黑人也多从事制造业和工矿业的工作。这些行业不仅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而且劳动环境恶劣、事故频发，不少黑人死于非命。美国1915年工业状况调查评论：“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况之中。这个比例有多大不能精确判定，但可以肯定：受雇于制造业和矿业的工资收入者家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而且可能有一半，其全年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维持任何一种舒适的和过得去的状况。”这种事态的社会后果是使人不安的：穷人儿童的死亡率为中等阶级儿童死亡率的三倍；六个大城市中，有百分之十二到二十的儿童是半饥不饱和营养不良的；在所有上学的儿童中，只有三分之一念完小学；在公立学校学生中，中学毕业的不到百分之十。[118]1935年美国“全国黑人大会”动员令，明确诉说了他们在就业方面所遭受到的艰辛处境：
整个美国今日面临群众性的失业、生活水平下降、饥饿和苦难的危机。这一危机对黑人来说，动摇了他们在国内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六年可怕的萧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令人不能忍受的双重剥削。他们既是黑人，又是工人。
在农场和工厂中的黑人工人，以及在主人家当奴仆的黑人，眼睁睁地看着物价上涨而工资却在降低。在就业上加剧了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他们不敢肯定，明天还能有工作。黑人矿工被袭击，铁路工被老板们煽动起来的白人歹徒吓得不敢上工，工会树起了日益增多的障碍以阻止黑人就业，它们奉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不承认黑人享有工会权利，不许他们入会。黑人妇女实际上是从当地工厂中被赶出来。黑人青年找一门生计的机会愈来愈少。不断增长中的这种一筹莫展的形势，阻碍着黑人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在政府建筑工程中，对黑人技工就业的种族歧视在继续。甚至在所谓“黑人”工种中也不再有希望获得工作了。失业在蔓延，在全国各地区，黑人正迅速地成为无业种族。
南部的黑人农业户正迅速变得贫无立锥之地。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在已往十五年内，黑人不仅没有再获得什么土地，而且失去了四百余万英亩田地。再者，本来是少得可怜的农业工资还在逐步下降。[119]
有人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仅1933年哈莱姆区的潜在劳动大军中，黑人就有百分之六十六失业。查尔斯·约翰逊在《黑人经济状况》一书中写道，1929年在费城，白人失业率为百分之九，黑人为百分之十五点七，1932年白人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七，而黑人则为百分之五十六。汤姆·卡恩在一份为“产业民主同盟”写的研究报告中说，八年“新政”以后，黑人劳动大军仍有百分之二十五失业，白人则为百分之十三。1935年，靠救济生活的黑人有二百余万。各地靠救济生活的黑人比例，大大超过白人：在底特律为四倍，圣路易斯、纽约和伯明翰为三倍。[120]
1948-1984年间部分年份的不同种族的失业率
注：表中的“黑人和其他种族”，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种说法，用以表示那些数据并非仅对黑人而言。然而，由于黑人占到其中的90%以上。这一类别的统计报告一般反映了黑人人口的状况。黑人-白人失业比是黑人失业率除以白人失业率。[121]
黑人，尤其是年轻男性，从劳动力中退出的数量惊人。黑人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无业问题，是美国社会存在的相当严重的问题。有统计研究表明，自1955年以来，黑人就业率就不断地急剧下降；而在白人男性中，则基本稳定或略有上升。在1984年，所有年轻的黑人成年男性中仅有58%就业，所有18到19岁的黑人男性中仅有34%就业，16到17岁中仅有16%就业，这个事实表明无业问题在年轻的黑人男性中已经到了灾难性的程度。有关具体数据，参见下表：(https://www.daowen.com)
1955-1984年部分年份中16-34岁男性的人口就业率
（根据种族的年龄划分）
注：这排除了那些或被制度化（如在学校、监狱中等）或在军队服役的人口。表中的“黑人和其他种族”，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种说法，用以表示那些数据并非仅对黑人而言。然而，由于黑人占到其中的90%以上，这一类别的统计报告一般反映了黑人人口的状况。黑人-白人失业比是黑人失业率除以白人失业率。[122]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部长赫伯特·希尔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列出了以下的失业统计数字：芝加哥黑人失业率为17.3%，总失业率为5.7%；纽约黑人失业率为10%，总失业率为6.4%；俄亥俄州哥伦布黑人失业率超过10%，总失业率为5.6%；匹兹堡黑人失业率为24%，总失业率为11.6%；圣路易斯黑人失业率为20%，总失业率为8.4%；费城黑人失业率为28%，总失业率为8.4%；印第安纳州加里黑人失业率为44%，总失业率为6.3%；底特律，在185000多失业人口中黑人占112000人。[123]
20世纪70年代黑人青年失业率高得惊人，有时达40%。在大多数北部和西部城市里，事实上的隔离仍然常见，“白人逃避”到郊区和高速上升的房地产值限制着普通收入的黑人家庭选择居住地区的自由，加强了这种趋势。[124]
黑人失业与贫困，也导致黑人婴儿死亡率大大高于白人。“例如，1961年全美国婴幼儿死亡率是25.3；但白人婴幼儿的死亡率是22.3，低于平均数，非白人为40.7，几乎为平均比率的一倍。无论是从纽约看（全市比率为25.7，而在白人中为21.4，在非白人中为40.0），或是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看（整个比率为31.4，白人为24.5，非白人为42.1），毫无例外地，在美国的十个主要城市中（这些城市位于北部、南部、西部和中西部），非白人的婴幼儿死亡率要高得多。而全美国黑人的四分之一住在这十个城市中。”[125]
黑人专栏作家威廉·拉斯伯里（William Raspberry）认为，民权运动的发展为美国黑人政治的自由创造了条件，“确有一些黑人，对于他们而言，清除掉人为设置的种族隔阂就足够了。自此以后，他们实质上就自动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对于其他的黑人而言，即便通过一些神奇的手段，种族主义在美国消失了，他们的处境也很难有所改变”。为何如此，勒罗伊·克拉克（Leroy D.Clark）和朱迪·特伦特·埃利斯（Judy Trent Ellis）解释说：“人们必须认识到，民权立法仅能使处在有利位置、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立法的人获益。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相应工作经验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来说，已因不具有特定的教育和工作经验而被拒之门外，他们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工作岗位上进行竞争。由于种族主义造成的无能，使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丧失了从事特定工作的资格。然而，民权法第七章只是防止使用种族或其他歧视作为工作的障碍；如果缺乏正当的资格，它也无法确保一个人就业或者晋升。”[126]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黑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虽有改观，但黑人的生存困境仍然笼罩着美国大地。1967年，肯尼思·克拉克明确告诉世人：“现在，大量的黑人完全看清了，近期民权运动的胜利，仅使比例极小的黑人中产阶级受益，而他们自己的处境一仍其旧，甚至还恶化了。”1968年，一直致力为黑人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也不得不质疑自己致力于民权运动的实际意义：“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呢？”贝亚德·拉斯廷在他那篇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文章《从抗议到政治》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说，赢得入住公共住宅的机会又有什么价值呢？”[127]
美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经济上受到剥夺是造成黑人教育水平低下、生活欲望低沉和犯罪比例高的原因。对此，尚看不到解决的办法。面对劳动力供应日益增加与因自动化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日益减少的矛盾，美国经济根本无法提高黑人的经济水准。种族主义是这种种族间经济相差悬殊的根源。长久以来，黑人总是最后被雇用而最先被解雇。没有迹象表明，用优待黑人补偿三百年来对其所进行的剥削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美国的文化是白人的文化，无论它能吸收多少来自黑人的创造性贡献，它都拒绝接受黑人。[128]
第四，美国黑人在教育上长期深受种族歧视。
美国独立之后，在黑人子弟教育问题上，一直有着种族歧视的烙印。
1787年，黑人领袖普林斯·霍尔因黑人子弟不能进入免费公立学校受教育而向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及众议院大会呈递了《争取教育平等的请愿书》，要求“恳请尊敬的诸位先生运用你们的智慧，就我们亲爱的子女受教育这一问题做出有关规定”[129]。
为阻止黑人接受教育，白人种族优越论者还常常以暴力手段破坏当地的黑人教育。当时的“自由人事务署”的领导霍华德将军说：“反对黑人受教育的做法俯拾皆是，他们不向自由人提供可用于办学的房舍或建筑。在1865年、1866年和1867年，处于社会底层的暴民不时地在南方各地烧毁被用作学校的建筑物或是教堂，鞭打或驱逐老师，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杀死他们。”[130]亚拉巴马州则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阻止黑人子女接受教育。法律“规定对于意欲教会黑人阅读、书写和拼写单词的人要处以二百五十到五百美元的罚款”[131]。
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虽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但种族隔离教育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因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创立的“隔离但平等”法律原则而得以强化。该案认为，种族隔离的政策虽然强迫黑人与白人不得共享同一设施，但是并未造成白人与黑人间不平等的现象，未剥夺黑人依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种族隔离的法律并不违反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案理由是，种族隔离政策是否造成不平等一直只是社会性的问题（social equality）而已，司法系统无法控制社会上是否实质平等，司法系统在乎的只有法律上是否平等（legalequality）而已。更有甚者，联邦最高法院还指出，如果一个种族相较于其他种族在社会上就是比较低劣，美国宪法当然无法将不同的种族放在同样的标准上比较。由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所创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美国一系列的种族隔离措施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起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为止，其间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1896-1954）难以撼动，种族隔离措施一直有法律上的正当地位。
也就是说，美国黑人子弟仍然不能享受与白人子弟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正如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南北战争时期致力于人类平等和废奴运动政治家查尔斯·萨姆纳在《塞尔勒·罗伯茨反对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的案件》中指出：“为黑人儿童专设的学校也并不等同于免费公立学校。我们已经了解到，除了逼使黑人父母们多付一笔税金和给黑人父母及其子女打上等级印记之外，它还是造成黑人儿童不便的根源。如果这些黑人儿童能就近就读于最近处的免费公立学校，他们本来是不会有这种不便的。还有一点——这点考虑是不可忽略的——两种学校中的教学内容也许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一种特别为一类人开办的学校在精神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于法定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因为在免费公立学校中，各阶层儿童可以平等地会聚在一起。把专为黑人儿童创办的学校说成是它的等同物简直是一种嘲弄。”[132]
1935年美国“全国黑人大会”动员令明确指出：“黑人青年被剥夺了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在职业和技术训练领域中，这种情况更令人吃惊。再者，当前教育方面明显地紧缩开支，尤其影响南部黑人学生，由于他们是种族隔离的学校，学校尽管极为不够，但常常是首先而且是不按比例地被关闭。”[133]
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民权运动者发动了一系列争取教员的平等薪金、学校的同等设施的斗争，他们为了争取获得平等的图书馆、文娱设施、卫生设备等进行过一系列斗争，但均未获胜。他们还通过法律手段来为黑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如：1948年，在“西普尔控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董事会案”中，法院根据同样的理由裁定：应允许黑人进入各州立大学。1950年，法院在“斯威特控佩因特案”的判决中指出，在斯威特申请进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律研究院之后，专门为斯威特开办一个隔离的黑人法律班，这不但在各项训练设施和课程上不平等，而且，为提高他们的名望和机会以鼓励业务上的交往，也是不平等的。[134]
美国种族教育隔离制度在法律上退出历史舞台始于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20世纪50年代早期，琳达·布朗是一位住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学生。她和她的姊姊泰瑞·琳每天都要沿着石岛铁路调车厂走一英里的距离到公共汽车车站，然后搭车到距离家里有五英里之远的黑人学校蒙罗小学。琳达·布朗尝试取得离她家较近的萨姆纳小学的入学许可（该学校离家里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以免通勤之苦，却遭到托皮卡教育局基于种族的理由驳回入学申请，原因是萨姆纳小学是一个只给白人小孩子读的学校。在当时堪萨斯州的法律允许（但非强制要求）人口大于15000的城市可以依据种族的不同而设置种族隔离的学校。基于这样的法律规定，托皮卡教育局设立了种族隔离的公立中小学，然而州内附近城市的许多公立学校并无此种设立种族隔离学校的制度。
在托皮卡地区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托皮卡地区有名的领导如律师麦金利·伯内特，查理斯·斯科特以及鲁辛达·陶德）带领之下，1951年秋，琳达·布朗父亲奥利弗·布朗作为第一原告对托皮卡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当地法院引用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认为教育局的种族隔离措施不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权。虽然在公立中小学实施种族隔离的措施确实对于黑人学生有不良、负面的影响，但是基于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建筑物、交通措施、课程以及教职员等方面有“实质”（substantially）的平等，因此认为此影响仍不足以构成不平等的因素。于是，此案被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将几个同样具有种族隔离教育背景事实的案子合并一起交由最高法院审理，分别是：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即本案，堪萨斯州的案子）、布理格斯诉伊利奥特案（南卡罗莱那州的案子）、戴维斯诉普林斯·爱德华郡教育局案（维吉尼亚州的案子）、贝尔顿诉格布哈特案（布拉诉格布哈特案）（德拉瓦州的案子）以及波林诉夏普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案子）。除了波林案外，这些全部都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从旁协助诉讼的案子。鉴于这些案子的本质背景相似，都是为黑人学生争取进入白人学校的权利，因此后来在提到本案时，其实并不仅限于发生在堪萨斯州的本案，同时包括了这些案子。并且，法院本身的判决也是合并判决的（除波林案之外）。因此，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其实就是一个广泛的对这些所有合并审理的案子以及随后的布朗第二案的统一称呼。
美国最高法院就合并后的“布朗控教育局案”进行了反复激烈辩论，于1954年8月提出最终裁定意见：种族隔离的法律因为剥夺了黑人学童的入学权利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学童不得基于种族因素被拒绝入学。因为本判决的缘故，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从本判决后“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被推翻，任何法律上的种族隔离随后都可能因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而被判决违宪；同时本案也开启了接下来数年美国开始废止一切有关种族隔离的措施；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因为本案迈进一大步。
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只说明各地应以“十分审慎的速度”改善，并未明确订定措施必须完成的限制期间，因此在美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借以拖延中小学中种族融合措施的完成。
例如，在1956年，101位来自美国各地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及参议员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南方宣言》，反对最高法院关于废除种族隔离措施的要求，“认为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案件的裁决，显然是对司法权的滥用。它使联邦司法机构执行立法职能趋势达到了顶点。贬低了国会威信，侵犯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利”[135]。
弗吉尼亚州的普林斯·爱德华县在1959年不愿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而关闭了其所有学校，到最高法院对他们实施裁决、强令其恢复时，他们才重新开放。自1959年到1963年间，有1700名黑人孩子失学，此时，黑人组建了普林斯·爱德华县免费学校，自1963年秋至1964年6月进行教学活动。[136]
第五，美国种族歧视在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
1865年至1876年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联邦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了诸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为南方获得解放以后的自由黑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民权保护。然而1870年后，南方各州的政府、立法机构及法院重新被南方白人所掌控，他们通过了一系列旨在维护白人特权与利益，并最大限度奴役黑人和限制黑人权利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历史称之为“吉姆·克劳法”。它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所谓“隔离但平等”为原则的幌子下，将种族隔离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从而使种族隔离政策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差距甚大，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是造成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1883年一位黑人律师为反对旅行隔离作证时说：“在此地，亚拉巴马州，实际上在整个南方，在准许黑人搭乘的列车上，黑人一直受到普遍的歧视……在规定给黑人乘坐的车厢上，白人径直走上来，抽烟、嚼烟草、恶语伤人，诸如此类的事随心所欲，而各条铁路上的列车员却从不履行其职责保护黑人乘客。”[137]1896年的“隔离但却平等——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之判决”则明确判定这种隔离是平等的。“一项法令，仅仅意指白人和有色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区别——它基于两个种族肤色的不同，只要是白人同其他人种在肤色上有区别就应存在下去——就不是有意破坏两个种族的法律上的平等，重新建立一种强迫劳役。”[138]美国这种司法判案，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美国种族歧视并不局限于南部各州。南北战争之后，南部的种族观念和暴力手法向北部和中西部蔓延。南部的演说家，如南卡罗来纳的本杰明·R.蒂尔曼，把白人至上的主张带给北部听众并激起了潜在偏见。最有影响的南部宣传家是北卡罗来纳州前浸礼会牧师托马斯·狄克逊，他的小说《豹斑》（1902）和《同族人》（1905）据说在白人读者中引起最卑鄙的种族偏见，发行量达几十万册。《同族人》于1915年被拍摄成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时期在北部和中西部煽动种族暴动的一个有力因素。
从社会层面来说，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仅局限于民间，也存在于美国政府乃至于总统。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位明确主张种族歧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南方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是当时唯一 所拒绝接纳黑人的北方主要大学。“他是一位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妻子更甚，他甚至在内阁会议上给大家大谈所谓‘黑鬼’的故事。他的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旨在降低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提案，但遭到国会拒绝。威尔逊毫不顾忌地利用政府首脑的权力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他任命南方白人担任传统上由黑人担任的职位。他的政府以反共产主义为借口，监视和破坏黑人报纸、组织及工会领袖。他在海军里搞种族隔离，把非裔美国人转移到厨房和锅炉间。”[139]1983年的美国一本教科书《希望之地》，曾对威尔逊总统的种族歧视行为做了如下描述：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公然仇视黑人。威尔逊是一位公然鼓吹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是低劣的。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威尔逊向新闻界承诺人权。但是一当上总统，他就背信弃义。威尔逊命令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必须互相隔离。这样的隔离，在南方重建之后是破天荒的！当南部城市的黑人联邦雇员抗议这一命令时，威尔逊就将他们解雇。在1914年11月，一个黑人代表团要求总统收回成命，威尔逊表现得粗鲁而仇视，拒绝他们的要求。[140]
在反抗美国白人的种族歧视和争取种族平等斗争着的黑人之中，有一位最重要的青年学者威廉·E.B.杜波依斯。他是马萨诸塞州人，获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学位。1905年6月，杜波依斯和一小群黑人知识分子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集会，通过了两个争取黑人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纲领，并宣布他们决心开展一场新的争取解放的斗争。1906年，在约翰·布朗起义的地点西弗吉尼亚州的哈泊斯渡口召开的会议上，尼亚加拉运动（人们这样称呼杜波伊斯集团）重申它们的决心，并鼓起了新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因种族隔离与歧视而引发的种族冲突事件频发。
1919年芝加哥种族骚动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它起因于1919年7月炎夏的一天，在海滩游泳场上发生的一场争吵。一名黑人孩子在第29街海滩游过了隔离黑人白人的界线，于是他受到一群白人孩子用石头的袭击。在成群的黑人和白人沐浴者进行争执时，孩子被淹死了。由此而引发的激战，发生在各黑人居住区街头。黑人从有轨电车中被抓出来痛打；一帮帮歹徒在黑人居住区游逛，任意开枪射击。在爱尔兰人和黑人居住区之间的西、南边界区附近，袭击与反击特别激烈。年轻的白人一帮一伙——所谓体育俱乐部成员——由资助他们的监护政客们默许，袭扰黑人社会，攻击他们长期嘲弄为“非洲佬”“捣乱鬼”“脏鬼”“黑炭”“黑鬼”的人，黑人成了他们的猎捕对象。从文特沃斯大街及其附近来了一群年轻的白人暴徒，主要是男孩，冲进了黑人区。他们一到就进行破坏，伤人害命。有一次暴徒们还向医院射击。这天傍晚，15名受害者来到医院就医，其中一个是白人，其余均为黑人，大多数是被刺伤或击伤，少数是枪伤。
1919年芝加哥种族骚动事件后，芝加哥州长洛登任命了超党派的、调解种族纠纷的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调查此次暴动的起因，并要求为解决这类事件提出科学与合理的建议。在进行一年研究之后，该委员会的报告说，它虽想不到“即时可行的挽救办法”，认为没有“恢复种族间和睦相处的迅即可达的途径”，但是委员会提出了某些建议，寄希望于“种族的相互了解与同情，随后将是和睦相处与合作”。委员会将信心寄托于“各界市民的良心”，并认为“进展应从逐步脱离1919年出现的那种不光彩行为开始”[141]。委员会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要求政府改善黑人居住区生活、娱乐、教育等条件与设施，详细地告诫雇主与劳动组织，不得利用黑人充当罢工破坏者，不得将他们排除于工会和企业之外。建议“对黑人工人应与白人工人一视同仁”。鼓励黑人参加工会。“那些追求私利的煽动者，不论黑人或白人，他们在允许黑人获得平等会员资格的各业工会中，利用种族情绪实行隔离的工会”，均应受到严厉谴责。但报告又同时警告黑人社团：“虽然我们承认黑人种族尊严的正确含义和社会价值……但是，过多地按种族利益考虑和谈论，只会使人们增加对种族隔离的兴趣，因而妨害种族问题的调整。”黑人报纸也被告之，它们应较小心并较准确地报道有关黑人和白人冲突事件，不应在种族问题上使用令人敏感的标题大做文章。[14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黑人为美国参战和战胜法西斯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仍然得不到应用的尊重。此时的美国，“有种族骚动，也存在着全国性的种族歧视，如军队中继续对近一百万黑人实行隔离，红十字会血库中黑人与白人的血分开保存。当黑人获得一个财政独立与社会自尊的立法时，南方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在杰拉尔德·L.K.史密斯与其他窘迫黑人者的家乡底特律，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暴动。1943年6月20日，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的武斗，引起另外一些冲突。白人暴徒立即进入黑人区，边走边杀边烧。到联邦部队恢复秩序时，二十五名黑人和九名白人已被杀死”[143]。
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绝大多数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每天——不，每小时——所受到的暴力待遇可以说是毫无概念。这种暴力行为是由当局有意和自觉进行的。这样的暴力行为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且今天，每天，还在不停地持续地进行。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是一种漫长痛苦的，充满了恐惧和鲜血——我们的鲜血——的生活”[144]。因此有人称：“六十年代完全是一个暴力的时代。这种暴力是粗鲁的、经常发生的，往往是无目的的，以前几乎任何人也没有经历过。”[145]在极南部的各个地方，民权运动遇到致命的抵抗。1963年和1968年之间，暗杀者的子弹夺去了一位总统、一位总统候选人、一位可敬的黑人领袖和两三个其他著名人物的生命。1965年和随后的时期，在几十个城市里，爆发过破坏性的黑人聚居区暴乱。
有研究表明，在黑人聚居区“差不多20%的孩子的贫困持续时间自出生就开始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持续的时间往往是10年。今天，贫穷的黑人孩子，平均遭受贫困的时间几乎长达20年”。美国学者肯尼思·克拉克曾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种族的角色》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所容许的种族非人化，是种族主义这一社会疾病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的而又最危险的症状。”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虽对肯尼思·克拉克将黑人聚居区人们的贫穷全部归结为种族歧视不完全赞同，但也认为：“任何一位关注美国种族关系的严肃学者，都不能否认黑人高度集中在贫穷的城市聚居区与美国社会历史上的种族压制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莫伊尼汉认为：“随着反歧视立法打破了黑人自由的障碍，平等问题将会把注意力从自由问题上引开；换言之，对能使黑人在物质生活上获得跟白人类似的平等资源的关心，将会超过对自由的关心。但他坚持认为，单凭移开法律障碍，并不能实现平等的目标，因为歧视的累积效应，已使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显然不可能利用民权法所提供的机会。”[146]
我们必须明白，在一个由白人制定规则的世界里，黑人自己的抱负和目标要用白人世界的语言来表达的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美国黑人地位极为低下。查尔斯·沃德尔·切斯纳特就是一个突出的个人例证。尽管他只有八分之一的非洲血统，在社会上仍被确认为黑人。切斯纳特作为语言学家和教师，受到了上层白人的排斥和敌视，尽管从知识水平上说，他自然能够与他们交往。他所吸收和教授的文化主要是欧洲的产物，然而他在争取与他家附近的受过较好教育的白人圈子的正常交往中遇到了障碍。切斯纳特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白人朋友。我不能与任何自视很高不愿与我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或住在同一个旅馆的人交往从而贬低‘友谊’这个神圣的词语。对于我来说，友谊只能存在于有共同志趣的人之间，在某些方面（如果不是所有的方面）平等的人之间以及能够相互尊重和敬仰的人之间。”[147]
第六，种族骚乱给美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1919年7月得克萨斯的朗维龙所发生种族冲突与暴乱，一周以后扩展到美国首都。在那里，主要由白人军人组成的暴徒抢劫了黑人区。1919年7月27日，在密执安湖边发生一场白人与黑人的争吵之后，芝加哥爆发出最严重的种族骚乱。暴徒们在这个城市的贫民区肆无忌惮地烧、杀、抢劫达13天，国民警卫队无能为力。暴乱结束时，有15名白人和23名黑人被杀，178名白人和342名黑人受伤，1000多家人无家可归。在后来两个月中，诺克斯维尔、奥马哈和阿肯色的伊莱恩相继发生严重骚乱。到1919年底，总共发生过25起暴乱，数百人伤亡，财产损失达数百万美元。[148]
1992年4月29日至5月2日，洛杉矶爆发了美国20世纪以来最大的种族骚乱，骚乱持续3天，波及整个美国，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暴力事件共造成58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11900多人被捕，5000多座建筑物被毁，财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给美国国内到处都投下了阴影。一位洛杉矶市议员沉痛地表示：“这是洛杉矶市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49]
本次种族骚乱缘于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案的不公正裁决。1991年3月3日晚，洛杉矶警察局的劳伦斯鲍威尔等4名白人警官驾车在城北部的圣费尔南多谷的公路上迫停一辆违章行驶的车辆后，发现驾驶员是一名黑人青年，于是其中的一名警官用电枪将他击倒在地，其他3位警察用警棍轮流对金进行殴打。一位叫鲍威尔的警官打得最欢，他专往脑袋上打，一边打，一边兴奋地狂叫。在81秒钟内，黑人青年罗德尼金一共挨了56下重击，导致其面部残破、肋骨、腿骨粉碎性骨折。不巧的是，这一过程正好被业余摄影师霍利迪用摄像机从自家阳台上拍了下来。第二天，美国公众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令人吃惊的场面。此事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哗然。几天后，在舆论和黑人群众的强烈要求下，4名白人警察被捕，联邦调查局、洛杉矶警察局等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法庭审理，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温图拉县的地方法院宣判：“经陪审团讨论，认为4名警官的行为属于在拒捕情况下的正常行动，故而宣判无罪。”[150]这种不公正的审判，使庭外聚集的黑人民众变得绝望和愤怒，黑人纷纷上街示威抗议，并上升为暴力冲突。位于市中心的警察总部被人袭击，他们在总部门外高呼“有罪！有罪！有罪！”“无公道、无和平！”这晚，纵火者、抢掠者、枪手和暴徒通宵达旦地袭击，使城市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浓烟遮蔽了天空，被视为加州标志的棕榈树亦有很多着火燃烧，在黑夜中就像一支支火炬在燃烧，整个洛杉矶变成了“人间地狱”。
为平息事态，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不得不下令派遣了一支4500人的部队进驻洛杉矶，其中包括精锐的第7轻装步兵旅（这支部队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和占领巴拿马的战斗），另外派遣1000名联邦警察前往洛杉矶，骚乱才得以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