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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身边站，满耳皆乡音

牛司令给淄博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写信，要求回故乡工作。

贫下中农出身，共产党员，山东大学三十二岁教师，被接受顺理成章。

一九七二年早春我到淄博时，牛司令已在市广播局上班，暂住市招待所。

我被安排到《淄博日报》做编辑，后来知道具体安排者是副社长曹奎春。

二弟夫妇愿意回故乡工作，对大哥是天大好事，因为母亲回来了！

我们被安排到既能安居乐业又有机会发挥特长的单位。

我们夫妇的新单位，对中文系毕业生来说，比较理想。

更加理想的是：广播局提供了在当时相当舒适的住房。

广播局转播台外边有两排平房。分给我们的是西北角一套。里外两间房子，开间很大，中间没有门，可以挂帘子。前后有院子，前院院中盖了厨房，两家一个共用水池，公共厕所在第二排平房西边。

我妈像献宝一样把她的宝贝孙子抱给长子看。

牛老大端详来端详去，喜爱之极，顺口来个淄博男士单音粗话。

牛斗立即鹦鹉学舌，学得不太准确，也是个单字：“套！”

全家哄然大笑。

儿子早就叫“牛斗”了，“新军”名字，除了转户口用，基本没人叫。在天津时我们一口一个“狗蛋”“狗狗蛋”地叫，后来就叫成了“斗斗蛋”，再后来，到天津看病的小姨在我家小住，直接叫“斗斗”。牛新军从此定名“斗斗”，又叫“牛斗”。

牛斗，多好的名儿！牵牛星和北斗星，天上最明亮的星。比“牛新军”“牛鲁原”都好。

后来牛斗的表妹朱虹上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谁知道天上最亮的星是什么？”

朱虹马上举手回答：“是牵牛星和北斗星！”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

朱虹回答：“我表哥叫‘牛斗’！”

到淄博，我被边缘化了，办事决策都是牛家母子。(https://www.daowen.com)

牛司令跟邻居商量房子如何整治，根本不问我的意见。

我妈轻车熟路在新厨房忙着做饭，从来不问我做什么。

他们不问道于盲，修房、做饭这类事，我弱智。

俗话说：天塌了，自然有高个子顶着。

不久动工，广播局新同事、新邻居都来帮忙。

高高的房顶先用葵花秆、高粱秆在屋檐高的位置横三竖四搭上架子，再用一层一层报纸糊上，外层糊上油光纸，做成虚棚。夏天可以隔热，冬天可以保暖。

坑坑洼洼的地面，抹上平整的水泥。

我妈从厨房给“匠人们”端出一盘又一盘的菜。

我娘每顿饭做菜不会超过四个，马家吃饭，从不“七个碟子八个碗”。

我妈做的菜，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招待客人吃饭，应是名义上我这“家庭主妇”的事，可我会做什么菜？一样也不会。

我妈回到淄博，惬意得很，儿女身边站，满耳皆乡音。指挥哪个孩子干什么事，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儿子却适应不了。怎么，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说的都是听不懂的话？

记不得是回淄博第几天，儿子突然发起邪来，中午怎么哄也不睡觉，哭着闹着找炮伯伯！找苑阿姨！

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北京，我怎么给他找？

灵机一动：“打电话！”

我抱着哭闹的儿子跑到转播台传达室，拿起电话，捺住话机上搁话筒的弹簧，煞有介事地对着话筒说：“喂喂！你是炮伯伯、苑阿姨吗？斗斗想你们了。什么？你们在值班？下了班就来跟他玩？叫他先睡觉？”

儿子抽噎着，放心地睡了。

原来，“哄小孩”就这么容易！

几天后，儿子已和新邻居小朋友玩成一片，也“打”成一片。

如果哪个小妞哭了，甭看，多半是我家小子正揪着人家的小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