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单诊治到有系统理论的过程。中医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中医学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一、奴隶社会中国医学的发展
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中游的夏部落，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出现，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人们的宗教思想与自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观念已为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帝”所代替，天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天庭的最高统治者；商王则是“受命于天”的人间统治者。“天帝”成了奴隶主用来统治、欺骗和压迫奴隶的工具。奴隶主声称，生产的丰歉、人事的休咎、一切吉凶福祸生老病死都为上天所左右。从而形成一整套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即关于“天命”的观念。天命观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天文学要摆脱以天命观为基础的占星术，医药学要从巫和天命思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需要经历长期的严酷斗争。周代的奴隶制危机使天命观开始动摇，出现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如周公所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给自然观突破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以有力的推动，人们开始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自然，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的“天命”和鬼神。这种哲学上的两种世界观、自然观的斗争，反映到医学领域中来，便出现了医学与巫术迷信的分化和斗争。
奴隶社会初期，奴隶主阶级崇信鬼神，出现了专管迷信活动的巫。医和巫，医疗活动和迷信活动常混杂在一起。巫不但参与国家政治，掌管祭祀祈祷、占卜吉凶，也兼管医治疾病，因此，商代的医术由巫掌握。此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医巫混杂时期。西周时期的医药知识比商代又有进步。首先表现在医和巫的分业。《周礼》中巫和医的官职已截然分开，把巫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之内，说明医与巫已分别为两个组织系统。诊断疾病已不是求助于占卜，而是通过检查。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这就是说医生通过患者五脏的功能活动、言语发出的声音、容貌所现的颜色，来判断患者的生死。治病方法也不是采取祈祷、祭祀，而是用药物、针灸及外科手术。秦国名医医和完全抛弃了鬼神致病的说法，提出了六气病因学说，这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他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
夏、商、周至春秋是我国医学发展中一个重要阶段。没有奴隶社会，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医学，中国医学体系中的若干重要特点，如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等学说，以及“六气致病学说”等都始于奴隶社会，对以后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封建时期的中国医学
（一）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奠基（战国至三国）
战国时期，在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下，巫师日益没落，专业医师更加活跃，望、闻、问、切四诊已广泛用于诊病，医药知识的对内对外交流与经验总结日渐增多，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刻，使临证医学获得更大的进步。
出现于战国而完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理论知识的总结，这部著作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医学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知识见解，从理、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阐述，确立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疗原则，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约14万字。它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整体观念，注意预防养生，重视脏腑经络，运用阴阳五行。这充分反映了中医学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即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它不仅在国内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奉为经典，对于世界医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相传为扁鹊所著的《难经》，是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的，共讨论了81个问题，故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腧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腧穴为重点。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书。全书分为3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效和使用目的分三品，上品120种，包括人参、大枣、枸杞、甘草等，多属壮阳的药物；中品120种，包括黄芪、百合、黄连、麻黄等，多属补养兼能攻病的药物；下品125种，包括大戟、芫花、乌头、附子等，多属能破寒热积聚的攻病药物。药物以三品分类，是中药学最早的分类法。书中记载药名、性味、药效和主治，概括提出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对于药物的来源、采集、鉴别、炮制、储藏及服用方法也做了论述。《神农本草经》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药应用和方剂配伍基本理论的总结，为中医学辨证施治原则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医方配伍的理论与辨证施治原则的形成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都反映了医方配伍与辨证施治的早期发展过程。东汉末年，张仲景总结了已有的医药知识和自己的临证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标志着中医临证治疗学的发展和辨证施治原则的确立。
《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着重阐述临床医学的专著，是历代习医必读的教科书，也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张机，字仲景。自幼随张伯祖学医，刻苦钻研，尽得其传，终成汉代有名的临证专家，后世称其“医圣”。《伤寒杂病论》共16卷，分为两部分，一为论治外感疾病的总论，一为论治杂病的各论。成书后，由于兵火战乱，原著问世不久即散失，后人分别整理编次，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流传至今。此书的突出成就在于，以六经论伤寒，即将伤寒不同证候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所属脏腑之病理变化结合起来，在证候认识上有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六者中又以阴阳为概括，说明了不同病因与杂病发病的关系。此外，还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原则，即以望、闻、问、切四诊来分析疾病部位、性质，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而后依据扶正祛邪，施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治疗之。
《伤寒杂病论》提出了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逻辑条理完整的医疗体系。
东汉末年的大疫和战乱中产生了许多医家，如华佗、张机、董奉、淳于意等，华佗、张机、董奉，人称“建安三神医”，他们的业绩广为世人称颂。《黄帝内经》的成书，《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医学在诊断、治疗、方剂、药物方面都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二）医学的迅速发展（晋至五代）
从两晋至五代近700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几经变动，但总的来说，战乱时间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相对稳定的局面，使科学、文化、经济等在和平与安定的间隙中得到了发展。医学方面，造纸工具的进步和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科学包括医学的传播。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医疗经验的交流，丰富了医学的内容。隋唐两代都建立了太医署，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医学校，也是亚洲医学的中心。有理由说，此时期是医学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的时期。
1.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由国家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成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源证候医学专著。全书50卷，分67门，载列病候1739条，它在总结前人临证经验的基础上对诸病之源和九候之要做了详尽论述，阐明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预后，并在每个病后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该书的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以来一直被列为医生必修教材，而且以后医学著作中有关病源证候的论述多以该书为蓝本，故是我国医学遗产中较珍贵的医学文献。
2.药物学的进步南朝时期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又一药物学的总结提高，药之品种增加1倍。由于隋唐的兴盛，对药物学进行进一步总结提高成为客观需要。657年，唐政府组织医学家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写本草，历时2年编撰完成，名曰《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这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于1498年出版，纽伦堡药典1535年问世，沙俄第一部国家药典颁发于1778年，均比《新修本草》要迟800～1000年。《新修本草》有正经20卷，药图25卷，图经７卷，加上目录2卷，共54卷。该书图文并茂，创本草体裁的新例。书中记载药物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多114种。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民间及外来的药物知识，内容丰富，具有较多的学术价值，影响甚大。
3.大批综合性医著问世晋唐医学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出现了大部头的综合性著作。我国现存这类著作有《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以及藏医的《四部医典》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统称《千金方》，均由孙思邈撰写。孙思邈是有数十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家，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就是他将自己的医著冠以“千金”的缘由。652年，孙思邈写成《千金要方》共30卷，230门，合方论5300首。30年后，他又写成《千金翼方》共30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这两部著作中，孙思邈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经文古方”，而且还记录了大量的“俗说单方”，对疾病的预防、诊断、用药、处方、针灸、食物疗法等都做了精辟论述，尤其是提出的脚气病治疗、预防之法，比1642年在欧洲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早了10个世纪。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更有独到之处，创立了依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故有“药王”之称。《千金方》问世后，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4.医学教育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医学教育历来采用“师徒传授”之法实施，到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出现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医学教育，北魏有太医博士及太医助教等医官设置，隋代设太医署。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建立，它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部分组成，既是一所皇家医学院，又是一座宫廷医院。11世纪，意大利成立的欧洲最早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校，远不及我国唐代的太医署，而且时间相差几百年。
（三）医学学科发展与学术争鸣（宋辽金元）
宋辽金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造纸业的发达、活字印刷的发明、医学教育及医政设施的改革，医学各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1.医政设施的进步 北宋始设翰林医官院（1082年改医官局）专管医药行政，太医局专管医学教育。二者分立，明确分工，既加强了行政管理，也加强了医学教育。在王安石政治路线的影响下，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革新措施，从而促进了医药事业的发展。北宋中后期，由于药商操纵，造成药材缺乏，成药规格也不统一，设置了御药院和尚药局专职药政机构。御药院是保管国内外进贡药品供帝王用药的机构。尚药局是最高药政机关。尚药局的创办不仅推广了局方和成药的应用，而且统一了配方与制剂。元丰元年（1078年）编成的《太医局方》（10卷），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的前身，是世界最早的药局方。宋代医学教育较唐代更有发展，王安石改革教育后，太医局逐渐扩大，将当时著名的“三舍法”也推广到医学教育之中，而且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医学生既要学习理论，还要轮流医治三学（太学、律学和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每人发给印纸，详细记录治疗的经过和结果，年终评审。另外，还规定对医学教授进行考核，定夺补升。
2.医学理论的整理和研究 宋代由于印刷技术条件的革新，大大改变了医学整理与著述的形势。1057年设立校正医书局，集中当时医家、文人和学者对著名医籍进行整理、考证、校勘。历经十年陆续对《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进行了校订、整理和印行，流传下来。另外，还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宋代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临床价值甚高。唐慎微编成的《证类本草》，全书32卷60余万言，载药1558种，新增药476种，单方验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是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在病因病机学上也有所突破，1174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共15卷，进一步阐明了“三因致病说”，把各种疾病的原因归纳为三类：内因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所致；外因为六淫（寒、暑、燥、湿、风、热）所伤；不内外因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虫兽所伤及偶然性因素。每类有证有论，有法有方，论从证出，法随论定，方法一致，辨析严谨。这种分类法更加具体全面，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病因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3.金元四大医家的学术争鸣 金元时期出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名医，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后四人被称为金元四大家。著名的金元医家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局面，在医学理论及临床治疗上均有新的突破。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论（易水学派），刘完素的火热论（寒凉派），张从正的攻邪论（攻下派），李杲的脾胃论（补土派），朱震亨的相火论（滋阴派），各立学说，自成一家。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改变了泥古不化的精神面貌，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另外，还有注解《伤寒论》的成无己、擅长针灸及疡科的窦汉卿、营养专家忽思慧、骨科专家危亦林、治痨专家葛可久及法医专家宋慈等，都以其特长著称于世，体现了宋元医学分科精细，使学有专长，提高了治疗技术与学术水平，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为明清时期医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三、近代中医学的发展
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医学，经过2000年的缓慢发展之后，到了明代中叶，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业及海外交通的发达、印刷技术的进步及欧洲自然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医学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此时期的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不少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著作。
（一）药物、方剂的发展
明代以前，本草著作很多。明朝开国以来，本草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多种专著，都各按一定分类和编辑特点，收载了大量传统药物，也增添了实践中不断发现的新药。对以往流传的各种本草著作，做进一步全面整理、总结，是药物学发展的需要。李时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经30余年的努力，完成了《本草纲目》这一科学巨著，开辟了本草学发展的新阶段。《本草纲目》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明代三大科技著作。《本草纲目》的编写过程中，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为了明确药物产地、形态，他不畏艰苦，亲自到各地采药，搜集药物标本。《本草纲目》共52卷，150万字，载药1892种，其中374种为新增药物，插图千余幅，附方11000余首，纠正了以往本草中的讹误，提出了科学药物分类法，辑录了大量古代药物文献，“博而不繁，详而无害”。《本草纲目》刊行后屡经再版，流传国外，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此后，研究药物的著述日益增多，1593—1887年近300年间，陆续刊行的本草著作有30种以上，如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汪昂的《本草备要》、严浩的《得配本草》及姚澜的《本草分经》等纷纷问世，其中最具代表的著作是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在本草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方剂学也有较大的成就，而且也对临症的理、法、方、药进行了统一研究和总结，水平有所提高，如吴昆的《医方考》、朱橚等的《普济方》、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
（二）温病学说体系的形成
《温疫论》问世之后，许多医家相继探索，从不同角度把温病与伤寒区别开来。到18世纪中叶，对温病的研究已成一个独立的学派。温病是热性病的总称，主要是指传染病。清代，温病学说达到高峰，形成了以温病辨证论治的另一体系，温病学派出现大批医家，著述颇多。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叶桂（字天士）《温热论》、吴瑭（字鞠通）《温病条辨》及王士雄（字孟英）《温热经纬》。
（三）人痘接种法的发明
16世纪我国在出疹性传染病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发展了痘诊专科，经群众的长期实践，创造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术，在人类预防医学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我国人痘接种术大体流传于16世纪。清初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种痘法起于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张璐《医通》一书记载有痘浆、旱菌、痘衣等法。《医宗金鉴》介绍了四种种痘法：①痘衣法，把天花患者的内衣给被接种者穿上引起人工感染，是最原始的一种；②痘浆法，取天花患者痘疮的浆液，用棉花蘸塞于被接种者鼻孔内以引起感染；③旱菌法，采用痘痂研末，以银管吹入被接种者鼻孔内；④水苗法，采用痘痂调湿，用棉花蘸塞于鼻孔内。17世纪，我国种痘术不仅推广到全国，而且流传海外。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已传遍欧亚。1796年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苗，从此才逐步取代了人痘接种法，而我国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法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四）中医学的衰落与重生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促使西方医学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医学也逐步传播到了中国。西方医学的传入，本是促进我国医学发展、变革的良好借鉴，但由于我国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未能受到医学界的积极采纳，对当时医学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明代中叶以来医学界出现革新趋势，由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尊经法古的强大习惯势力，以及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一度兴起的革新势头又相对缓慢下来，我国医学的原有领先地位，从16、17世纪起，日益落后于西方。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化及西方医药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而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这一系列措施直接导致中医学几乎完全废弃。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医学的发展才又一度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逐渐又走向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