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克斯与自由”事件
休谟晚年在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他早前的《MPL散文集》《散文集》和《英国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政治克制的美德，并纠正当时的一些错误观点。但是，在晚年对这些作品的修订中，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中立的立场。他与辉格党的原则渐行渐远，慢慢接受了保守党主义，他开始相信共和主义的传播一度使他试图保护的宪法处于失衡。
休谟关于共和主义的忧虑很快就被事实所证实。1763年4月23日，约翰·威尔克斯在《北方不列颠》（North Briton）杂志第4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了“自由的精神”作为一个抵制王室和议会压迫的政治力量[186]。“45号”很快成为一个自由以及公众暴力抗议的流行语。3月，休谟给吉尔伯特·埃利奥特写信说，他希望消除“令人讨厌的辉格主义偏见”[187]。六年后，在威尔克斯与自由运动的高潮中，他又写信给另一个朋友休·布莱尔（Hugh Blair）道：“威尔克斯的疯狂……超越了提多·奥茨（Titus Oates）和天主教阴谋；甚至比两者更可耻。”[188]1771年，休谟发现“威尔克斯主义者和人权法案人士陷入彻底和罪有应得的耻辱”给他带来了“快感”，因为“他们的噪声比在大西洋上所有的大炮声更可憎和令人作呕”[189]。在他看来，威尔克斯煽动的暴动比美国殖民者反抗英国政府的活动更危险，因为前者可以造成英国政府的完全倒塌[190]。
休谟观察到了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2nd Earl of Guilford）“对波旁家族表现出来的傲慢”以及“对伦敦暴民的软弱”，并对政府逐渐减少的权力表示担忧。“取代法官的权利被放弃；常规的许可证丢失了；驱逐权也一样；所有下议院的强制权力都放弃了；所有反对诽谤的法律都被废止了；政府权力被贝克福德（Beckford）、克罗斯比（Crosby）以及市议会的免受罚权损害；另外，王室年俸收入下降了。”[191]休谟最大的忧虑是，逐渐增加的公共债务会把国家引向“不可避免的毁灭，并且有一个超越几何学的确定性，因为它是关于算数学的”[192]。
尽管由总理诺斯大人领导的王室政党（又称为“国王的朋友们”）行动非常迅速地镇压了叛乱，但休谟观察到，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和不完美的”胜利，因为政府缺乏根除反对派的力量[193]。“不幸的是，这个自由几乎不能在不存在完全丧失它的危险下被削减；至少，放纵的致命后果必须通过它带来的不幸首先被人感知到。”[194]休谟弱化了他早前对媒体自由的赞美：“但是必须允许这样说，尽管很难，也许根本不可能，对不受约束的媒体自由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它是混合政体下的邪恶。”[195]国王“在思考美国问题前”应该首先“惩罚那些伦敦市和米德萨斯郡无礼的恶棍，他们每天在侮辱国王和整个立法机构”[196]。
休谟现在可以接受那些他早前在《关于一个完美共和国的想法》一文中驳斥的“通俗观点”，即“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如法国和大不列颠，可以按照一个共和政体建国，共和政体只能在一个城邦或者小的领土内实现”[197]。在他给外甥小大卫·休谟（David Hume the Younger）的信中，他隐晦地承认了早前的错误，即没有接受孟德斯鸠关于国家大小和政府形式之间关系的论点[198]。尽管休谟仍然认为“共和制政府”在人类政治历史中“最好”，但他承认“共和主义只适合一个小国；任何把它移植到我国的尝试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而这是专制主义的前锋”[199]。他重述了从17世纪宪政之争中吸取的教训：“那些不停地呼唤自由的人们是多么愚蠢：［甚至还想］通过废除君主制来强化它的力量。”[200]如他一生中所宣称的，政府的真正原则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它们已经成立的事实基础上，而传统在政治生活中起到绝对主导的作用。他在信中回顾了大概二十年前写给孟德斯鸠的信中的一个主题：“哈林顿在英国宪法对面建立了他的奥西阿那（Oceana），就像那些盲人在拜占庭对岸建造了卡尔西登（Chalcedon）。”[201]
【注释】
[1]休谟，《英国史》，IV，p.370。
[2]休谟，《英国史》，V，pp.128-9。福布斯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参考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p.125-92。福布斯强调，休谟在他第三版的《散文集》（1754年）中淡化了自由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区别，这本《散文集》和他第一卷《英国史》都在1754年出版。在《散文集》中，休谟删除了一些关于中央集权的开明君主制政府无法支持个体自由的论点，以“这类政府以法治为基础，可以与其他自由政府一样提供公民自由”取而代之。
[3]休谟，《英国史》，VI，p.533。
[4]同上书，pp.18-19，387，558-9。休谟“公共自由”这个概念和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不太相同。前者指的是议会的特权，后者则要依靠三权分立。对孟德斯鸠“政治自由”概念的解释，可参见Harvey C.Mansfield，Jr.，Taming the Prince：The Ambivalence of Modern Executive Power（Free Press，1989），p.234。小曼斯菲尔德（Mansfield，Jr.）认为，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得到安全，从而精神上获得安宁”，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使得没有人害怕任何人”。
[5]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V，Chapter XIX，p.70.关于孟德斯鸠对英国自由本质的论述，可参考C.P.Courtney，“Montesquieu and English Liberty”，in D.W.Carrithers，M.A.Mosher and P.A.Rahe，eds.，Montesquieu's Science of Politics：Essays on The Spirit of Laws（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pp.273-90。
[6]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II，Chapter IV，pp.18-19.
[7]休谟，《书信》，I，p.134。关于孟德斯鸠对休谟的影响，参考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p.125-92；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p.41-52；James Moore，“Montesquieu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R.E.Kingston，ed.，Montesquieu and His Legac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p.181-4；Paul A.Rahe，Montesquieu and the Logic of Libert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8-43。
[8]George Harris，The Life of Lord Chancellor Hardwicke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Diaries，Speeches，and Judgments（3 vols.，Moxon，1847），II，pp.312-5.该法案是20.Geo.2.c.43。
[9]关于这个协定的历史背景，参考Michael Fry，The Union：England，Scotland and the Treaty of 1707（Birlinn，2006）。
[10]George Harris，The Life of Lord Chancellor Hardwicke，II，p.314.
[11]休谟，《书信》，I，p.134。
[12]George Harris，The Life of Lord Chancellor Hardwicke，II，p.401.查尔斯·约克在1749年11月11日给他父亲的信中描述了与孟德斯鸠会面的过程。
[13]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II，Chapter IV，p.18.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45.迈克·索南塞尔指出，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著作An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和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783）与孟德斯鸠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
[14]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II，Chapter IV，p.18.二十年前，约翰·特伦查德曾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见他的小册子John Trenchard，The Thoughts of A Member of the Lower House，in Relation to a Project for Restraining and Limiting Power of the Crown in the Future Creation of Peers（London，1719），p.9。特伦查德认为：“政治学方面没有一个更为确切的真理，即君主制的存在必须依赖军队或者贵族；前者（军队）会使它成为一个专制政府，而后者（贵族）使其成为一个自由政府。”
[15]参考Henry St.John，Viscount Bolingbroke，“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Bolingbroke：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edited by D.Armitage，p.125。博林布鲁克强调了贵族在立法机构中维持宪法平衡的作用。他认为，贵族“既不依赖国王也不依赖民众……组成一个中间阶层，在我们的宪法面前成为两者（国王和民众）的调解人”。
[16]George Harris，The Life of Lord Chancellor Hardwicke，II，pp.400-1.
[17]George Harris，The Life of Lord Chancellor Hardwicke，II，pp.400-1.
[18]Ibid.，还可参见Charles Yorke，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Law of Forfeiture，for High Treason.Occasioned by A Clause，in the late Act，for making it Treason to correspond with the Pretender's Sons，or any of their Agents，&c.（London，1748），p.38。约克不同意孟德斯鸠对英国宪法灭亡的预测，争辩说英国宪法的准则“将使其免除一般政府必死的命运”。
[19]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II，Chapter IV，p.18.
[20]Montesquieu，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Hackett Publishing，1999），David Lowenthal tran.，p.26.
[21]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105.关于孟德斯鸠对德意志政府的论述，可参考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Chapter VIII，pp.167-8。
[22]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Chapter VI，p.161.
[23]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105.
[24]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V，Chapter XIX，p.70.
[25]Paul A.Rahe，Montesquieu and the Logic of Liberty，p.300，note 20.拉厄（Rahe）指出，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孟德斯鸠关于英国腐败的段落引起了美国殖民论战者的注意。参考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55-143；Donald S.Lutz，“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European Writers o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78），pp.189-97。但是孟德斯鸠对于买卖官职持比较正面的态度，参见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p.104-5。
[26]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Chapter VI，p.161.
[27]休谟，“Of the Remarkable Customs”，《散文集》，p.184。
[28]同上，pp.184-5。
[29]同上，p.185。
[30]休谟，《英国史》，VI，pp.365-6。休谟列举了很多这类例子，比如，下议院通过的《排除法案》，禁止任何下议院议员从事收入不菲的工作。孟德斯鸠注意到英国政府中监督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是整个宪法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文化。他也承认监督在政治文化中的存在，但是他认为监督针对的既包括王室，也包括下议院。参考Montesquieu，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Hackett Publishing，1965），David Lowenthal tran.，pp.87-8。孟德斯鸠写道：“英国政府更为明智，因为有一个机构持续地监视着它并持续地监视着自己。结果就是，错误即使存在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并对整个国家保持警觉非常有用。”
[31]休谟，“Of the Remarkable Customs”，p.185。
[32]同上。休谟不同意博林布鲁克的以下观点，“如果我们更倾向于大众这一边，自由就会更为安全”。参考Bolingbroke，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From the Minutes of Humphry Oldcastle（London，1747），p.11（Letter I）。这个观点在博林布鲁克后来的文章《政党论文》中得以重申，参见Bolingbroke，“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p.163（原载于The Craftsman，No.441，14 December 1734）。
[33]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I.
[34]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孟德斯鸠认为，尽管一个自由的宪政政府对与公民相关的政治自由有利，但这两类自由并不一定相互关联。关于这两个自由的概念的区别，可参考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166。
[35]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X，Chapter XXVII.孟德斯鸠在早期的著作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1734年）中，论证说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犯了一个与亨利七世同样的错误，即通过增强民众的特权来打压贵族的权力。孟德斯鸠认为，这两个国王都摧毁了君主制的基础。他把古罗马和现代英国联系起来，试图证明英国宪政终会失去平衡，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个独立、强大的贵族的支持。
[36]参见休谟，“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pp.377-464。休谟对古代宪法不抱有幻想也体现在对当时常见的一种观点的反驳，即古代国家的人口比现代更多。孟德斯鸠在他的Lettres Persanes中第112—122封信，以及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的Book XXIII，论证说现代社会人口的减少来自道德的原因，而非自然的原因。休谟驳斥了孟德斯鸠关于人口下降的说法，指出：“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情况，以及财富的平等，给人类的繁衍和幸福带来了最为有利的条件。”这段来自休谟，“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p.402。
[37]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1967（6），pp.33-56.
[38]关于孟德斯鸠对休谟的影响，参考Hugh Trevor-Roper，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pp.4-6；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p.258-61；Roger L.Emerson，Essays on David Hume，Medical Me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p.119-20。很难判断休谟在这点上是否直接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因为孟德斯鸠还受到了博林布鲁克的影响。关于博林布鲁克对孟德斯鸠的影响，可参考Robert Shackleton，“Montesquieu，Bolingbroke，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French Studies，1949（3），pp.25-38。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孟德斯鸠主要是受了保罗·拉宾·索拉斯（Paul Rapin de Thoyras）的影响，参考Nelly Girard d'Albissin，Un Precurseur de Montesquieu：Rapin-Thoyras（Klincksieck，1969）。
[39]休谟，《书信》，I，p.134；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p.41-52。
[40]同上。
[41]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480.
[42]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p.221-33。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p.74。
[43]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p.231-2。
[44]同上文，p.231。
[45]同上。
[46]同上。
[47]同上。
[48]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231。
[49]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240.
[50]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231。
[51]休谟，《英国史》，VI，pp.68-9。
[52]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231；休谟，《英国史》，VI，p.69。
[53]同上。
[54]同上。
[55]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232。
[56]同上。
[57]Paul A.Rahe，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Classical Republican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p.586-90.
[58]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p.74.
[59]休谟，《英国史》，VI，p.153。
[60]休谟，《英国史》，V，p.559。
[61]同上书，pp.18-19，387，558-9；Eugene F.Miller，“Hume on Liberty in the Successive English Constitutions”，pp.85-6。
[62]休谟，《英国史》，IV，p.368，footnote g。
[63]Tim Harris，“‘Lives，Liberties and Estates’：Rhetorics of Liberty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pp.217-41.
[64]休谟，《英国史》，V，p.550，note［B］。
[65]同上书，pp.18-19。
[66]同上书，p.127。
[67]同上书，p.178。
[68]休谟，《英国史》，V，pp.19，177。
[69]关于克拉伦登伯爵对英国政府的观点，参见W.C.Costin and J.S.Watson，ed.，The Law and Working of the Constitution：Documents 1660-1914（2 vols.，Adam&Charles Black Publishers，1952），I，pp.317-23。
[70]休谟，《英国史》，V，p.199。
[71]参考Frank D.Balog，“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p.205。
[72]休谟，“Of Passive Obedience”，《散文集》，p.203。
[73]休谟，《英国史》，V，p.128。
[74]同上书，p.137。
[75]同上书，p.179。
[76]休谟，《英国史》，V，p.45。
[77]同上书，p.19。
[78]同上书，p.236。
[79]同上。
[80]同上书，p.44。
[81]休谟，“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p.63。
[82]同上文，p.61。
[83]休谟，《英国史》，V，p.124。
[84]同上。
[85]同上书，p.160。
[86]同上。
[87]休谟，《英国史》，V，p.160。
[88]Laurence L.Bongie，David Hume：Prophet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Clarendon Press，1965），pp.52-6.
[89]休谟，《英国史》，V，p.20。
[90]同上书，p.114。该法案是21 Jas.1 c.3。
[91]休谟，《英国史》，V，pp.20-1。
[92]同上书，p.44。
[93]休谟，《英国史》，VI，p.159。
[94]Frederick G.Whelan，“Church Establishments，Liberty&Competition in Religion”，Polity，1990（23），pp.155-85.
[95]休谟，《英国史》，V，p.193；VI，pp.366-7。
[96]休谟，《英国史》，I，p.524。
[97]休谟，《英国史》，V，p.179。
[98]休谟，《英国史》，VI，pp.366-7。(https://www.daowen.com)
[99]同上书，p.367。
[100]Frederick G.Whelan，“Church Establishment，Liberty&Competition in Religion”，Polity，1990（23），pp.180-185.
[101]Jordan，“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pp.687-713.
[102]休谟，《英国史》，V，p.242。
[103]休谟，《英国史》，VI，p.322。
[104]休谟，《英国史》，V，pp.328-30。
[105]休谟，《英国史》，V，p.330。
[106]同上书，p.126。
[107]同上。
[108]同上书，p.472。
[109]同上。
[110]同上书，p.473。
[111]同上。
[112]同上书，p.475。
[113]同上书，p.474。
[114]休谟，《英国史》，V，p.474。
[115]同上书，p.481。
[116]同上。
[117]同上书，p.482。
[118]同上书，pp.475-6。
[119]David Hume，“Extracts from a Collection of Memorandums”，in John Hill Burton，ed.，Life and Correspondence，I，p.128.
[120]Knud Haakonssen，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83-98；Donald Winch，Riches and Poverty，pp.90-123.
[121]休谟，《英国史》，V，p.239。
[122]休谟，《英国史》，V，p.235。
[123]同上书，p.207。
[124]同上书，p.210。
[125]Richard Price，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and the Justice and Policy of the War with America（Dublin，1776）.后来的学者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继续发展了休谟的“公民自由”的概念，指出政府如果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各个团体，或者政治自由的范围有所局限，都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到公民自由。对普赖斯观点的综述，可参见Donald Winch，Riches and Poverty，p.145。
[126]休谟，《英国史》，VI，p.367。
[127]同上。
[128]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Book XII，Chapter XIX，p.204.
[129]Laurence L.Bongie，David Hume：Prophet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pp.52-6.
[130]转引自Laurence L.Bongie，Prophet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pp.52-3。
[131]休谟，《英国史》，VI，p.191。
[132]同上。
[133]同上。
[134]同上书，pp.174-5。
[135]同上书，pp.190-1。
[136]休谟，《英国史》，VI，p.176。
[137]同上书，p.381。
[138]同上书，p.385。
[139]Tim Harris，“‘Lives，Liberties and Estates’：Rhetorics of Liberty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pp.217-18；Mark Goldie，“Introduction”，in M.Goldie，ed.，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Everyman，1993），pp.xxiii-xliii.关于洛克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观点，参考John Locke，Two Treatises，pp.10，157，185，221，227。另参考John 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204-5。
[140]Frank D.Balog，“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pp.205-6.
[141]休谟，《英国史》，VI，p.174。
[142]同上。
[143]Ernest Campbell Mossner，The Life of David Hume，p.311.休谟《英国史》的第一卷出版后辉格党人指责他是一个保守党历史学家，而第二卷出版后很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并使他与辉格党得以和解。
[144]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p.44。关于休谟同时代就光荣革命的辩论，参考H.T.Dickinson，“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on the‘Glorious Revolution’”，History，1976（61），pp.28-45。
[145]关于休谟对光荣革命的看法，可参考Nicholas Phillipson，“Propriety，Property，and Prudence：David Hum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in N.Phillipson and Q.Skinner，eds.，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02-20。
[146]孟德斯鸠对绝对君主制和共和国的分析和区分为休谟在此处的观点作了理论准备。
[147]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p.40。关于对保守党宪政思想的介绍，可参考J.A.W.Gunn，Beyond Liberty and Property：The Process of Self-Recogni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3），pp.120-93。
[148]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p.45；H.T.Dickinson，“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on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76（26），pp.195-201。
[149]John Trenchard and Thomas Gordon，Cato's Letters：or，Essays on Liberty，Civil and Religious，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2 vols.，Liberty Fund，1995），II，p.501。最早发表在The London Journal，No.69，10 March，1721。
[150]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p.45。
[151]同上。
[152]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p.45。
[153]Mark Goldie，“The Roots of True Whiggism，1688-94”，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980（1），pp.195-236.关于18世纪辉格党史学观，可参考Laird Okie，Augustan Historical Writing：Histories of England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1），pp.47-113。
[154]Simon Targett，“Government and Ideology during the Age of Whig Supremacy：the Political Argument of Sir Robert Walpole's Newspaper Propagandis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4（37），pp.289-317.
[155]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p.128-9.
[156]Ibid.，p.179；Quentin Skinner，“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pposition：The Case of Bolingbroke versus Walpole”，pp.121-4.
[157]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130.
[158]转引自Paul Langford，The Excise Crisis，p.13，原载于The Craftsman，6 October，1733。
[159]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127-36.
[160]Bolingbroke，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Letter XXIV，p.318.
[161]Paul Rapin de Thoyras，The History of England as well Ecclesiastical as Civil（15 vols.，London，1726-31），XV，pp.103-287.Hugh Trevor-Roper，“Our First Whig Historian：Paul de Rapin-Thoyras”，From Counter-Reformation to Glorious Revolution（Pimlico，1992），pp.249-65.1753年1月，休谟在给约翰·克莱芬（John Clephane）的信中写道，“即使拉宾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对后来这段历史时期［即斯图尔特王室即位之后］的描述极度欠缺”；五个月之后，他写信给詹姆斯·奥斯瓦尔德（James Oswald），称“我一向崇敬拉宾，但是现在看来他非常令人憎恶”。关于休谟反对拉宾的论点，可参考M.G.Sullivan，“Rapin，Hume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ia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002（28），pp.145-62。
[162]Laird Okie，Augustan Historical Writing，pp.47-73.王室和在野党关于拉宾所写的《英国史》的论战主要发表于Daily Gazetteer，No.64（11 September 1735），Craftsman，No.497（10 January 1736），Craftsman，No.500（31 January 1736）。休谟，《书信》，I，pp.170，179。
[163]Paul Rapin de Thoyras，The History of England as well Ecclesiastical as Civil，XV，pp.281-7.
[164]Ibid.；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p.233-40.
[165]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233.
[166]休谟，《英国史》，VI，p.533。参考Lois G.Schwoerer，“Locke，Lockean Ideas，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0（51），pp.531-48。
[167]Hugh Trevor-Roper，“Hume as a Historian”，in D.F.Pears，ed.，David Hume，a Symposium（Macmillan，1963），p.90.特雷弗-罗伯坚称休谟的《英国史》主要针对的是拉宾的《辉格史》，因为后者是“英国辉格党（拉宾的雇主们）的官方历史学家”。
[168]休谟，《英国史》，VI，p.520。约翰·洛克在这个方面发展出一个不同的概念，可参考Mark Goldie，“John Locke's Circle and James II”，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2（35），pp.557-86。
[169]休谟，《英国史》，VI，p.531。
[170]休谟，《英国史》，V，p.114。
[171]同上。
[172]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p.125-92.
[173]休谟，《英国史》，VI，p.531。
[174]David Gauthier，“Hume，Contractaria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9（88），pp.3-38.大卫·戈捷（David Gauthier）不同意大多数休谟学者的看法，即休谟的哲学观点与契约论者在本质上非常不同，他指出休谟其实也是一个契约论者。
[175]David Hume，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Edinburgh，1745），p.32.
[176]休谟，《英国史》，VI，p.526。
[177]关于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准则在英国政治中的作用，参考J.P.Kenyon，Revolution Principles：The Politics of Party 1689-17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2-27。
[178]休谟，《英国史》，VI，p.533。
[179]休谟，“Of the Original Contract”，《散文集》，p.191。
[180]同上文。
[181]同上文。
[182]Catharine Macaulay，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 to the Revolution（8 vols.，London，1763-83），VIII，p.329.
[183]休谟，《英国史》，VI，p.531。
[184]休谟，《新书信》，p.70。
[185]转引自Donald W.Livingston，Philosophical Melancholy and Delirium：Hume's Pathology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257.参见休谟，《新书信》，p.69。
[186]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政治含义，可参考John Brewer，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pp.163-200；Kathleen Wilson，The Sense of the People，pp.206-36。
[187]休谟在1763年3月12日给吉尔伯特·埃利奥特的信，载于休谟，《书信》，I，p.379。关于休谟对“威尔克斯与自由”事件的观点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Donald W.Livingston，Philosophical Melancholy and Delirium，pp.256-89；David Raynor，“Hume on Wilkes and liberty：Two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ondon Chronicle”，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1980（13），pp.365-76。
[188]休谟于1769年3月28日给休·布莱尔（Hugh Blair）的信，载于休谟，《书信》，II，p.197。
[189]休谟于1771年1月21日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载于休谟，《书信》，II，p.235。
[190]关于休谟对“威尔克斯与自由”事件背后错误的哲学观点的批判，可参考Donald W.Livingston，“Hume's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Liberty”，in N.Capaldi and D.W.Livingston，eds.，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Springer，1990），pp.144-52。
[191]休谟于1771年6月25日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载于休谟，《书信》，II，pp.244-5。
[192]同上书，p.245。
[193]休谟于1770年2月21日给吉尔伯特·埃利奥特的信，载于休谟，《书信》，II，p.216。
[194]同上。
[195]休谟，“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p.3。
[196]休谟，《书信》，II，p.303。
[197]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p.232。
[198]休谟于1775年12月8日给他外甥小大卫·休谟的信，收自休谟，《书信》，II，p.306。
[199]同上。
[200]同上。
[201]休谟，《英国史》，II，p.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