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对我的攻击来自方方面面：责备、不满，甚至厌恶，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保守党，教会人士和非教会的新教徒，自由思想家和宗教狂热者，爱国者和廷臣们都联合起来愤怒地攻击一个曾为查尔斯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the Earl of Strafford）的命运留下慷慨的泪水的人［指休谟自己］。在这个怒火第一次爆发结束后，更让人痛苦的是，这本书［《斯图尔特史》］似乎渐渐被人遗忘了。
休谟，《我的一生》，1776年
休谟的政治观点已经困惑了好几代学者。J.Y.T.格莱格（J.Y.T.Greig）写道：“同样的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埃德蒙·柏克又是乔治三世呢？他怎么可能既捍卫北美殖民者抵抗英国国王、部长们以及一个腐败的下议院的专制权力，又同时攻击老辉格党人、爱国者、威尔克斯党徒和各种类型的民主极端分子，以抵制这类人在国内的活动？”[1]这个问题概括了把休谟的《英国史》置于18世纪历史学中的辉格党与保守党派之争的困难。尽管休谟小心地在辉格党和保守党的思想中寻找平衡，但他充当的不只是两党中间人的角色。休谟最为关注的是提出一个连贯、公平、一直到他那个时代都缺乏的历史叙事。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休谟观察到，18世纪的英国面临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外交上，保留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可能带来危险。这清晰地体现在1775年他写给考德威尔的威廉·缪尔（William Mure of Caldwell）的信中。休谟称：“从我坚持的原则上来说我是一个美国人，并希望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无论管理能力优劣与否。”[2]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认识到，殖民政治的逻辑与英国混合政府的形式是不相容的，所以不可能把古代贸易帝国的政治强加到现代英国[3]。休谟对帝国政治的悲观看法与他对英国政府应该提升权力范围的观点一致。他认为，“爱国者们”已经得到了太多自由。执法权力式微已经使得维持经济和政治自由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如果自由过度延伸，专制主义会成为必然。基于此，休谟指出，英国有可能完全丧失自由，并且“自由的精神”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有节制地实施。
所以，休谟对英国的政治前景是从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展开的。因为贸易利益已经是英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选择稳定的路线。休谟一方面对英国前景表现出担忧，另一方面看到英国从封建到贸易时代转变中出现了混合制政府，而这两点密不可分。他试图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使得一些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休谟专注于辉格党和保守党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之争。然而，休谟的《英国史》不应被读作宣扬保守党合法性的一部作品[4]。把他看作从党派准则中构造一部英国史是错误的，因为他对所有党派的历史观都持批判态度。
休谟作为历史学家的创造性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他描述了贸易兴起怎样把人们从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在一个更公平的基础上互相交流。财富从大地主（主要是国王和贵族）向乡绅阶层重新分配，财产的新平衡很快就使君主权力和议会自由准则陷入冲突。休谟在《英国史》中的目标之一是强调兼顾主权和自由的必要存在。他指出，两者都与英国作为一个海洋贸易强国的定位紧密相关。所以，他的《英国史》旨在警示18世纪的读者，允许任何一方——主权或自由——占主导地位都是危险的。休谟认为，依附任何一个特定的党派准则都会削弱英国在欧洲力量角逐中捍卫自身贸易和自由的能力。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考察休谟对经济在现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来重新解读他的《英国史》。为了能够完全理解和评价他在《英国史》中的政治论点，我们必须理解他怎样分析贸易社会的发展。从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休谟和他的朋友亚当·斯密预测了市场经济的出现。休谟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在他对现代政治的历史解读中非常重要。休谟看到，贸易不只塑造了英国政治的轮廓，还重塑了欧洲政治体系的力量关系。
休谟试图在尖锐的党争、对抗的利益、宗教分歧等相互冲突的历史叙事中使用一种全新的、对各方都公平的语言。只有理解了贸易怎样在英国政府演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支持不同的政策以求与逐渐增强的贸易化需求相吻合的观点。休谟没有把英国政府看作一个自给自足的、充满组织原则的系统。事实上，他把英国政府看作一个需要不断修正的机构，因为它需要应对经济和社会不断改变的需求。
休谟对英国通向贸易现代化的描述是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我们特别需要关注两点。第一，休谟把英国政府的演变置身于早期现代欧洲历史混乱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他关注了新大陆的发现，之后欧洲国家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殖民贸易和持续的金银流动，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和殖民地对资源和财富的竞争。第二，休谟强调了英国自由不能在没有欧洲文明的条件下产生。休谟对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的解释不仅包括短期的政治事件，例如条约、王室通婚和战争，还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长期历史变化。他同时代和后世的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5]。另外，欧洲的历史背景帮助休谟探索了贸易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他也对政府能否规避快速增长的贸易利益带来的危险表示忧虑。他认为英国的混合制政府对保护个体生命财产的能力已经变得非常自满。
尽管读者对《英国史》第一卷的回应比较冷淡，但之后的五卷都非常成功，以至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名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6]。《英国史》纵跨1 700年的叙事范围，以及它关于社会传统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的强调都极大地影响了下一代英国历史学家，包括凯瑟琳·麦考利和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y）[7]。很多18世纪的读者都很欣赏麦考利夫人的《自詹姆士一世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1763—1783年），因为它可以被看作一部反对休谟作品的著作[8]。尽管麦考利与休谟的政治意图大相径庭，但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休谟的史学方法——把经济和社会因素融入一部关于自由的启蒙史中[9]。休谟的知识遗产也有利于塑造美国宪法。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都非常熟悉他的作品[10]。
休谟的《英国史》一直到今天都是一部重要的、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休谟通过对贸易社会的分析建立一个翔实的英国史叙事，展开了对英国社会和政府演化的综合论述。可以说，贸易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一生的主题。(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引自Donald W.Livingston，Philosophical Melancholy，p.258。
[2]休谟，《书信》，II，p.303。关于休谟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可参考John M.Werner，“David Hume and Americ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72（33），pp.439-56；Mark Spencer，David Hume and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5），pp.82-153。
[3]关于沃波尔时代“帝国”这个概念的论述，可参考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pp.170-98。
[4]Ernest Cambell Mossner，“Was Hume a Tory Historian？Facts and Re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41（2），pp.225-36；Ernest Campbell Mossner，“An Apology for David Hume，Historian”，PMLA，1941（56），pp.657-90；Laird Okie，“Ideology and Partiality in David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Hume Studies，1985（11），pp.1-32.莫斯纳（Mossner）和奥基耶（Okie）都驳斥了把休谟看作一个保守党派史学家的看法。关于对休谟的《英国史》在发表初期的读者反响，可参考James Fieser，“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Reviews of Hume's Writing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6（57），pp.645-57。
[5]C.H.Firth，“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13（7），p.41.
[6]关于出版经销商在提升休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声誉中的作用，参考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Harry Ranson，“Hume and the‘Conspiracy of the Booksellers’：the Publication and Early Fortunes of the History of England”，Studies in English，1950（29），pp.162-82，Edmund Burke，“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e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 in Three Books”，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8 vols.，London，1792-1827），V，pp.441-727。埃德蒙·柏克没有完成他的英国史专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休谟的《英国史》已经出版并取得了成功。
[7]C.H.Firth，“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y”，pp.25-40.Mark Salber Phillips，Society and Sentiment，pp.3-59.关于休谟对史学方法的影响，参考Francis Palgrave，“Hume and His Influence upon History”，in R.H.Inglis Palgrave，ed.，The Collected Historical Works of Sir Francis Palgrave（10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9-22），IX，pp.535-98；Robert Henry，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Invasion by the Romans under Julius Caesar（London，1771-93）。关于休谟对后继学者罗伯特·亨利的影响，参考Ernest Campbell Mossner，“Hume as a Literary Patron：A Suppressed Review of Robert Henry's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1773”，Modern Philology，1942（39），pp.361-82。
[8]Lucy Littlefield，“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Catharine Macaulay”（unpublished D.Phi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11），p.50.休谟和麦考利的通信发表于European Magazine，1783（4），pp.331-2。麦考利夫人的《英国史》可参见，Catharine Macaulay，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Ⅰto the Revolution（8 vols.，London，1763）。
[9]Karen O'Brien，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5-9；Sylvana Tomaselli，“Civilization，Patriotism and Enlightened Histories of Woman”，in S.Knott and B.Taylor，eds.，Women，Gender and Enlightenment（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8-9；Karen Green，“Will the Real Enlightenment Historian Please Stand Up？Catharine Macaulay versus David Hume”，in C.Taylor and S.Buckle，eds.，Hume and the Enlightenment（Routledge，2011），pp.39-51；Stephen Buckle，“Hume and the Enlightenment”，in C.Taylor and S.Buckle，eds.，Hume and the Enlightenment（Routledge，2011），pp.13-37.需要指出的是，卡伦·格林（Karen Green）的文章是对斯蒂芬·巴克尔（Stephen Buckle）的直接回应。
[10]关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休谟的《英国史》在美国的影响力，参考Mark G.Spencer，ed.，Hume's Reception in Early America（2 vols.，Thoemmes，2002）；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p.37，504；Thomas L.Pangle，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the Moral Vision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ock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37，47，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