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力方剂，匠心独运

柯氏注力于方剂学的研究，造诣精深。由他参阅、罗东逸编集的《名医方论》被医界公认为很有价值的方剂学专书。书中柯氏议论占大部分，且见解精辟，多有独到之处，某些警句为后人所乐诵。《伤寒附翼》亦即《伤寒论》之方解，立言精当，别具匠心，深受叶天士的赞赏。

1.以法统方，深明制方大法　如何掌握前人遗留下来行之有效的方剂，关键在领会用方规律，即制方大法。柯氏在《论翼》专题中论述了制方大法，成功地将《内经》治法理论和仲景经方互相印证。

大、小、缓、急、奇、偶、复，后世称之七方。柯氏认为，《内经》创七方以制病，仲景更穷其变幻，尽其精微。如大青龙汤、大陷胸汤、大承气汤、大柴胡汤等皆属大方，小青龙汤、小陷胸汤、小承气汤、小柴胡汤等皆属小方。麻黄汤、大承气汤，汗、下之急方也；桂枝汤、小承气汤，汗、下之缓方也。麻桂各半汤为偶，桂枝二麻黄一汤为奇。仲景之方，一经柯氏点明，确实使我们对这些方剂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是治疗八法，对临床指导意义较大。柯氏认为仲景以六方为主，诸方从而加减。汗法皆本桂枝，吐法皆本栀豉，攻法皆本承气，和法皆本柴胡，寒法皆本泻心，温法皆本四逆。这样以法统方，提纲挈领，不仅在学习时容易理解，而且在临床应用时能左右逢源。(https://www.daowen.com)

2.以方类证，方不拘经　柯氏研究《伤寒》的主要手法是以方类证，方不拘经。《论注》分六经辨证，每经分若干证，而以方名证。先辨证，后附方。全书分38个证，隶于六经之下，除痉湿暍证、热厥利证、阴阳易证、诸寒热证外，全部以方剂名证。无论是辨证还是论方，都以释仲景文为中心，明大论义为己任，并非简单的方论。我们揣度其学术思想，很可能得之明许弘《金镜内台方议》的启示。《金镜内台方议》的特点是：“不释长沙之文，而议长沙之方。”柯氏则以方类证，方、文并议。此外，还主张方不拘经，尝谓：“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例如，麻黄汤、桂枝汤为太阳而设，而阳明之伤寒、中风亦用之；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之汗后阳虚水泛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设，而太阳之脉反沉者亦宜之；五苓散为太阳消渴水逆设，而阳明之饮水多者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而阳明之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挡汤为太阳瘀血设，而阳明之蓄血亦宜之，等等。指出：“合是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不可拘，是仲景法也。”柯氏以方类证、方不拘经的观点对研究仲景学说有重要的贡献，这也是他自成一家的主要原因。这种方法对我们研究方剂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3.方解精当，力倡约方简药　无论经方，还是时方，柯氏对其注解常能做到理论与临床相结合，此方与彼方相对照，说理透彻，立言精当。如人参养营汤方解说：“古人治气虚以四君子，治血虚以四物汤，气血俱虚者以八珍，更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宜乎万全万当也。而用之不效者，盖补气而不用行气之品，则气虚之甚者几无气以运动；补血而仍用行血之物，则血虚之甚者更无血以流行。故加陈皮以行气，而补气者悉得效其用；去川芎行血之味，而补血者因以奏其功。此善治者只一加一减，便能转旋运之机。”

柯氏反对杂药乱投，力倡约方简药，这和他尊崇经方的思想有关。他对某些药物众多的方剂均有微词，如对刘河间的著名方剂防风通圣散亦力诋其非。相反，对那些方简而药精的方剂则倍加推崇，特别对某些独味药在危重证上的运用更多心得。如解独参汤说：“一人而系一世之安危者，必重其权而专任之，一物而系一人之死生者，当大其服而独用之。故先哲于气几息、血将脱之证，独用人参……或加消耗之味以监制之，其权不重、力不专，人何赖以得生乎？如古方霹雳散（独味附子）、大补丸（独味黄柏）皆用一物之长而取效最捷。”确为阅历之语，经验之谈。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