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编的形式与特点

整理编次《伤寒论》，既是一个研究过程，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发端于西晋王叔和，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渐次发展中形成了多种以王编为蓝本的各具特色的编次形式，其中既有以方类证的，也有以法括证的，还有以脉、因、症、理等多种方式加以类归的。而柯氏所编实际上就是把《伤寒论》每一个方证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证候，并将论中有关条文悉汇其后加以互勘对照，进而以明其理的一种以方类证式的整理编次。这种编次，唐有孙思邈《千金翼方》“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倡之于前，宋有朱奉议《类证活人书》“将病对药，将药合病”应之于后。但如果将孙、朱之编与柯编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柯编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可谓是继承中的发展，其中主要者有以下几点。

1.不拘原文条序，却依旧因循六经之章次　也就是说，柯氏在重编《伤寒论》时，虽已打乱了王叔和编次后的条文次序，却并没有破坏仲景原有的六经框架，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以有利于临床辨证论治为目的，对论中之“证”及其相应条文给予了明确的六经定位或归属。其是太阳病证者分列太阳，是阳明病证者隶归阳明，即所谓“其证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之义。在这一点上，朱奉议不循六经章次的编排自是与之明显有别，而孙思邈尽管也是按经分编，但其具体做法上又与柯编存在着很大差异，且不乏幼稚与欠妥之处。如仅以比较全面、醒目的《太阳病篇》而言，孙氏将之分为“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太阳病用柴胡汤法第四”“太阳病用承气汤法第五”“太阳病用陷胸汤法第六”和“太阳病杂疗法第七”7大部分，这种编排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也说明孙氏尽管很早就提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编次原则，为以方类证式编次例开了先端，但其具体编法尚属幼稚，尤其将柴胡、承气类归太阳病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依据太阳病原篇之用方情况所进行的一种简单类归，而这种类归就不如柯氏将其分编于少阳和阳明的那种明确六经归属的编排醒目、实用。(https://www.daowen.com)

2.按经分证，而又以证为主　这是柯编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柯编的一个重要特点。盖证者，既是论治的准则，又是用药的依据。而辨证以论治，则是贯穿《伤寒论》全书始终的一个活的灵魂。如何更好地揭示《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继承张仲景丰富多彩而又科学实用的临证学术思想，又是各种整理编次者孜孜以求的共同旨趣所在。而柯编中以证为主，并尽力突出六经各主要方证的做法，则更是诸多编次者中的佼佼者，它不仅起到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而且亦使《伤寒论》中“证”的概念渐趋明朗和具体。在这一点上，它较之同属以方类证式编次的孙编和朱编来说，自是明显前进了一步。因为孙、朱之编，仅仅具备了以方类证之雏形，尚缺乏明确的概念，不具有完整的体系。他们对于“证”的理解，还处于证、症不分之阶段，亦即孙氏所谓的“方证同条”及朱氏提及的“药证”之“证”，其含义多系指“症”而言的。而柯编中诸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之“证”，其含义绝非“症”的同义语，而当是对论中有关脉、症进行综合分析后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诊断性结论，其作用在于因证可以明治，据证可以言方。

3.以方名证与以方类证　这是柯编的又一重要特点，其中以方名证更是柯氏编次过程中的一种创举。在此以前，孙思邈于《太阳病篇》中虽然也是以桂枝汤、麻黄汤等方直接标目，且在每方内容上有似于柯编，但他毕竟是言桂枝汤法、麻黄汤法，而不是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自然就不能算作以方名证。而朱奉议虽于《类证活人书》卷十二首段提出了“药证”概念，认为“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但他于其后的具体编排时，则又是仅言某方之名，不说某方之证，况且从其前后内容综合来看，所及之“证”多系指“症”而言的，此自然也就不能看作以方名证。再者，从以方类证而言，柯编所类之证有两种，一是六经“所重”的主方证，如桂枝汤证中的有关桂枝汤方的主治条证；二是其类方或化裁方证，如桂枝汤证中的桂二麻一汤等19首方的主治条证。这种类归，有主有次，层次井然，能起到执简驭繁的积极作用。而在这一点上，朱氏以《伤寒论》113方单独标目，分别命节，就缺乏纲举目张的整体效应。孙氏虽然在类证形式上有似于柯编，但这种类似仅限于《太阳病篇》，显得不够全面与系统。因此可以认为，柯氏以方名证、以方类证的重新编次，是《伤寒论》以方类证式编次史上使之渐趋明确、具体，而又系统、实用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