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独具，详辨六经通路之来去出入

柯韵伯除创制“六经地面学说”以外，对于“六经邪路”之隐旨，尚未见人掘取，笔者读书稍见此间微理，故起笔略陈管见，以使前贤高论得以出潜离隐。《读医随笔》云：“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气之来路。而后能开邪气之去路。”正邪斗争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主要矛盾，病邪在人体脏腑组织出入皆有通路可循。柯韵伯明确将六经视作病邪通行道路，《伤寒论翼》曰：“兵法之要，在明地形，必先明六经之路，才知贼寇所从来，知某方是某府去路，某方是某郡去路。”六经地形是根据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所划分，各经地形藏邪深浅与祛邪之难易程度均有差别，故柯韵伯称：“太阳是大路，少阳是僻路，阳明是直路。太阴为近路，少阴为后路，厥阴为斜路也。”诸邪以六经地形为交通，视正气之强弱而出入。阳经位居体表，守城卫护，倘三阳正气不足则风寒邪气得以乘虚伤之，因此柯韵伯认为三阳经为邪气来路；伤寒之中多阴邪，喜趋阴传里，伏三阴之地，故柯韵伯认为三阴经为邪气去路，所谓去路即邪气传变趋向。当世为医者多从解决疾病去路一端入手，常忽略疾病来路。建立疾病从何而来、由何而往的双向辩证思维，可先安未受邪之地，预先截止疾病发展变化，于临证有重要指导意义。《伤寒论》载“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者，是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预先通运阳明以防止疾病内传；再如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皆同时考虑了疾病的来路和去路，并分别轻重，来路往往是病变首因，是去路的先导。可见仲景对于疾病的终始进退认识深刻，其知常达变、治中兼防的临床思想值得后世医家学习。若临床见少阴证只着眼肾阳受损、阴邪内侵于少阴，未曾意识到寒湿袭虚的来路在于太阳之表不开，单用补肾扶阳祛寒之品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类经》载：“大凡疾病之生，必有所自，是有道以来也。知其所自而径拔之，是有道以去也。”柯韵伯认为治病应使邪气有所出路，因势利导，顺应机体生理自然，着手于病势所趋之向，以截断疾病出路为大忌。《伤寒附翼》曰“三阴之表自三阳来，所以三阴表剂，仍用麻黄、桂枝为出路”，三阴经邪气自三阳而来，生邪之地亦为外出之通路，以来路为通路，明晰疾病邪气通行路径，是祛邪外出时要注意的问题。如对于“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柯韵伯认为此肝乘脾证，更方为小柴胡汤是为欲使亢盛之厥阴肝木有转少阳之机、有路可出，邪气得透则克乘脾土之势衰减，即“阴出之阳而愈”之意。正如岳美中先生所言：“祛邪于体外，所取之路就其近便之处。”(https://www.daowen.com)

病邪亲和趋向和正气抗邪趋向，就辨析最佳病邪出路而言，大多较就近祛邪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因势利导往往为医家所重视，如后世医家魏长春认为“治病需从生理自然，用药当视病势所趋，祛邪应乘势利导，切忌截病出路”，寥寥数语，即点中审病求法之要旨。在治病过程中，若有邪，应当做到因势利导，祛邪而不伤正，以求“屈人之兵不如趋人之兵”。已故名医李可先生在应用伏邪理论对急危重症的治疗中，针对顽固性疾病提出“表是邪之入路，亦是邪之出路”，开创了扶阳托邪法。李可认为医者治病，当助人体之本气也，制之得法，则阴证化阳，由里出表，治不得法则表邪内陷三阴，危矣。观李可临证处方，其搭建方药格局框架之时，同时着手病邪的来路与去路，分别轻重，方向清晰，诚为方药格局的境界高妙之处，也是其考虑周全缜密之处，值得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