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翼》的主要学术特点、成就及其评价
1.六经分证兼赅伤寒杂病 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这是柯韵伯的著名论点之一。其于《论翼》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认为六经提纲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注家多执《伤寒》论外感、《金匮》治杂病的观点，视《伤寒论》为阐述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著，而柯氏不落前人窠臼，标新立异，自具卓识，“令百病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使《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方法推而广之。
从《伤寒论》所论述的病证来看，其间或为外感，或为杂病，或参伍互见，确非伤寒一病所能囊括。仅就六经病而言，除“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之外，其余各经病证既可见于外感，又可见于杂病，而非伤寒一病所独有。其方的运用亦然，公认为阐述内科杂病辨证论治的专著《金匮要略》，其所载170余首方剂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伤寒论》原方，或据此加减化裁的。至于《伤寒论》中所述种种失治误治后产生的变证、坏病，如结胸、脏结、痞证、瘀热发黄、热入血室等，在内科杂病中，更是屡见不鲜。故柯氏有言：“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学习《伤寒论》当如是观之。
2.伤寒六经非经络之经 对《伤寒论》六经，柯氏亦有独特的见解和发挥。他认为仲景创六经证治之旨在于：“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令各得所司，清理脉症之异同，寒热之虚实，使治病者只在六经中下手，行汗、吐、下、和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因此它兼赅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临床错综复杂证候的概括，“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有着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作用。其较之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治的热论六经，已有了很大发展，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柯氏针对不少注家限六经为经络之说，极力申而辩之。他说：“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存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为《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明示六经是统百病，赅八纲，无乎不包的六区而非经络之经所能尽括，补偏救弊，精义独明。柯氏创六区之说，结合脏腑、经络、气化及证候类型论六经，切中肯綮，对后人启发颇大。
3.重视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贯穿于《伤寒论》全书的指导思想，柯氏对此颇有心得，于其书中阐述甚详。
（1）见病须知机得情：柯氏认为，凡病有名、有证、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证（指症状——笔者注）定方者，中工也；于证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因此他主张，临证立法处方应“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方可获桴鼓之效，示人以辨证论治之法。
（2）有是证便与是方不为经拘：《伤寒论》分六经证治，六经皆有其主治之方。如汗解太阳之表的麻黄、桂枝；清下阳明里实的白虎、承气；和解少阳之枢的柴胡、黄芩；温健太阴之虚的理中、四逆；急回少阴之阳的通脉、白通；平调厥阴寒热的乌梅丸等。柯氏认为，此乃仲景治病之定法，然“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之活法”，并指出：六经主治之方，亦可互相通用，如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而设，而太阳之汗后阳虚水停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而设，太阳之脉反沉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阳明病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当汤为太阳瘀热在里而设，阳明蓄血亦用之等，不胜枚举。可见“方各有经，而用不可拘”，实为《伤寒论》辨证论治之大法，充分体现了仲景异病同治的思想。(https://www.daowen.com)
（3）治病当因证立方，忌随时定剂：柯韵伯鉴于宋、元以来的医书，多有“论麻黄、桂枝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秋分后与立夏之前”等随时用药之迂论，根据其“夏月盛暑而伤寒吐利，多有用姜、附、吴萸而始效；隆冬严寒而病温，多有用石膏、硝、黄而热乃解”的临床经验，竭力匡而正之。他指出：“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证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又说：“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若分四时以拘法……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柯氏此说，言似偏激，但细玩其味，又觉理通义明，平允可从，诚为经验之谈。由此足见柯氏重视辨证论治之一斑。
4.反对拘日传经之说 对伤寒六经的传变次第，历代注家多拘于《内经》“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日传一经之说，柯氏对此亦疑而否之。他认为，六经之部位有深浅、高下之异，故受邪的日期有远近、迟早之殊，所谓日数之说，“皆言见证之期，非六经以次相传之日也”。而疾病的传变与否，以及病传何经则当视人的体质等内在因素而定，故他说：“太阳阳盛而不罢，便转属阳明；阳已衰而不罢，便转系少阳；若阳陷则转系太阴，阳虚则转入少阴，阳逆则转入厥阴矣。”证之临床，疾病的传变确如柯氏所说，即多从患者的体质而变化，那种把疾病的传变看作按日数固定不移进行的观点殊难令人信从。
此外，在发病学上，柯氏亦特别强调体质内因的作用，他认为：“夫病寒、病热，当审其人阴阳之盛衰，不得拘天气之寒热，天气之寒热伤人，必因其人阴阳之多少，元气之虚实为轻重，不全凭时令之阴阳为转移。”这也正是他主张辨证论治，反对随时定剂的理由之一。
5.合病、并病非独三阳所有 柯氏对《伤寒论》中的合病、并病研究较深，颇得其要领，著有《合并启微》专论而阐述之，指出：“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肯定了合病、并病在《伤寒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合病、并病的内容，他认为非独三阳病所专有，如表里阴阳二经及三阴病“虽无合并之名，而有合并之实”。故他说：“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底，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则是三阳矣。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则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阴与阴合，不合于阳，即是三阴合病。”不仅如此，柯氏还清楚地认识到，合病、并病虽常相提并论，但二者有着“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这种在发病顺序上的差异，为后人学习和理解合病、并病提供了方便，使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抉以表著，实补前人不逮。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柯韵伯氏对《伤寒论》一书有着精深的研究，于论中的某些重点、难点及历代注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均有具体、详尽的阐述或独创的见解，立言精彻，匠心独运，确为阅历有得之论。故昔叶天士先生及诸伤寒大师亦极盛赞之。由此可见，《伤寒论翼》确是一部研究《伤寒论》所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福建中医药》，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