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东洞其人其学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安芸广岛人，初称东庵，后改东洞（寓居京都东洞）。中神琴溪评：“东洞先生，医人之俊秀，宇内之一人。”吉益东洞世代为金疮及产科医，祖上曾随遣唐使到唐学医。他遍读古今医籍，认为自《病源》及《千金方》之下，刘、张、李、朱乃泛泛空论。受名古屋玄医和后藤艮山影响，广读百家医著，愤当时的医生拘泥于阴阳、五行，只论病因、师承，惟施温补。1738年寓居京都，执着于古医道的研究，赖雕木偶为生，虽贫穷至仅余一炉、一锅及雕木之屑，仍手执《伤寒论》勤奋研读。1746年，他偶见名医山胁东洋为当店主人母开的处方，说“可去石膏”。山胁氏是当时朝廷典医，他听到店主人传达东洞之言后深为感佩。此后，在山胁氏的推荐下逐渐成名。他否定阴阳、五行、脉象、本草、病因，坚持亲验实证，只用仲景古方，开创了日本汉医“方证相对”之说。

东洞著作甚多，最为后人称道者是《方极》（1755）、《类聚方》（1762）、《建殊录》（1763年，载有门生记录54例治验案）、《医事或问》（1769）四部。此外，《药征》付梓于1771年，《东洞先生遗稿》由其子在1789年集辑。另有《医方分量考》一书，东洞先生虽致力，但不全而未刊行。家藏《方选》《丸散方》为平日调剂之用，《医断》是东洞先生为门生鹤元逸作序的著作，等等。(https://www.daowen.com)

在《类聚方》自序中，东洞先生主张“医之学也，方焉耳”，“张氏之籍之难读也，方之与证之散在诸篇，使夫学者惑焉。今也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其有疑者，矩之以方焉，名曰《类聚方》”；在《方极》自序中进一步阐发了“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不论因也”的学术主张；在《家约》中称道“一日悟万病一毒之理，以是试事，得扁鹊之术于心，以是讲业、传疾医之道于人”，并强调“万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他在日本汉方后世派风靡之时，受伊藤仁斋儒学的影响，读《吕氏春秋》而悟出“邪毒”致病之理，将其学验归结为“万病一毒”之说；熟读《伤寒论》而悟出“以证类方”之理，编成《类聚方》。他比柯琴更大胆，将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而为一，处方则以类聚之，共收方221首，其中《金匮要略》方122首，《伤寒论》方63首，两书共用方36首。仲景方分为19类：桂枝汤类、茯苓剂、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白虎汤类、大黄与大黄硝石剂、甘草剂、附子乌头剂、栀子豉汤剂、陷胸剂、瓜蒌薤白剂、瓜蒂散、半夏剂、黄芩黄连剂、防己剂、杂方、肠病方、巴豆与矾石剂。另有未试成功方18首（《金匮要略》），拾遗方11首，吉益东洞并未收入《类聚方》，但被榕堂尾台收入《类聚方广义》之中。

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特点是：①对仲景学说的理解，与柯琴似出一辙，认为王叔和整理仲景著作不能反映原貌，反而打乱了六经为纲的条例。②对中医学有些理论持批判和大刀阔斧砍伐的态度，认为阴阳、五行、脉象、病因等都属泛泛空论，只取扁鹊之疾医和仲景的方证。③临床注重亲验实视，症状既明，察胸腹则先于切脉，《医断》总结为“先证不先脉，先腹不先证”，对药物不论气味只重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