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琴学说影响吉益东洞的痕迹与可能途径探讨

柯琴与吉益东洞对仲景原著的态度如出一辙，《类聚方》的书名与柯琴自序原文“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又何其雷同。虽然日本医学家三上章瑞已注意到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与《医断》刊行在同一年（《类聚方》则晚于此），但关于柯琴对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影响，目前尚未引起关注。

明末清初，中国儒人为复明反清多从海路到日本。著名的理学家朱舜水（浙江人）曾十数次前往日本，请求军事援助，最后终老日本。戴曼公1653年赴日，寓于京都，终老宇治黄蘖寺。隐元1634年赴长崎。1675年杭州人陈明德去日本到长崎。1717年杭州陆文载，苏州吴载南、朱来章、赵凇阳，汀州周岐来去日本。虽然，江户时期，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宣布“锁国”，禁止日本人出国（只开放长崎，接待中国人和荷兰人），但中国儒、僧、商人去日本的极多。当年去日本的船只虽多，但只有宁波船和南京船允许装书籍入关，每次准许入关70箱书籍。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中国出版3年后，即被林罗山在长崎购得，呈德川家康，而为其案头书。家康的小儿子尾州藩（现日本名古屋）的藩医浅井家族也早就开始了本草的研究（这与家康赠书于儿子有关）。因为当时中日两国间有这些书籍与医人交流的通道，故而柯琴对吉益东洞影响也多半如斯。虽然中国医学史所注柯琴生卒有疑（1662年生），但《伤寒论注》1669年成书是大家公认，并有书存可资稽考。据国内现存古医籍版本著录，1706年已有《伤寒来苏集》刻本，其残本现存黑龙江中医学院（今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流传最广的数1755年昆山绥福堂马氏刻本。此外，国内还有日本文政四年（1821）京都须原尾平左卫门刻本的《来苏集》，现存南京、北京大学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所以综合上述资料，柯琴的《伤寒来苏集》著书宗旨“以方名证，以证名篇说”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末清初中国往日本的海路贸易也打开了此书流传的途径，因此可推定《伤寒来苏集》当时已传入日本，进而可以认为1701年和1755年《伤寒来苏集》的两种刻本传入日本，对吉益东洞“方证相对”思想的形成应有较大影响。吉益东洞能将被王叔和腰斩为二的仲景原著合而为一，以证类方，亲验实证，其独树一帜、力主复古的气概堪为后人楷模。(https://www.daowen.com)

方证相对的渊源与研究，中国学者近年来曾有专篇论述。如朱氏认为，方剂辨证可上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属其萌芽阶段；孙思邈则明确提出了“以方类证”的研究思路；明清以降，倡导此法最力者，首推柯琴，次则徐大椿。程氏举“以方名证说”，以宋医家刘元宾《伤寒括要》为代表。原书虽已佚亡，但在朝鲜《医方类聚》中还可略见其主要内容，这可能也与《类聚方》成书有一定关系。因为丰臣秀吉曾三次进攻朝鲜，是有将《医方类聚》等书掠回日本的可能。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年第15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