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沙叶新

《陈毅市长》是我所发表和上演的大小戏剧作品中的又一习作。在此以前，我写其他一些剧本时，速度都较快：一个独幕剧有时只需一天功夫；一出多幕的大戏，往往半月也可写出初稿。可是这次写作《陈毅市长》却颇费时日，从一九七八年夏天开始酝酿构思，到一九七九年夏天基本定稿，前后长达一年之久；以后陆续加工修改，又花去半年左右时间。虽然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调查访问、阅读材料费时颇多，可是执笔写作所占去的时间亦有数月之长。记得一九七九年“五·一”前后在南京写作初稿时，往往枯坐终日，不得一字；提起笔来，如有千斤之重。当时深感写作此剧比以往写作任何剧本都要艰难。

难在何处呢？

一、我与这一题材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余生也晚，上海解放那年，我仅十岁，懵懂无知，对上海解放初期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社会面貌以及风俗人情等等都不甚了了。而且我与陈毅同志从无一面之缘，对他的音容笑貌毫无感性认识。所以我总以为要我写作《陈毅市长》，无异于“蒸沙作饭”，实在勉为其难。

二、我太爱陈毅同志：爱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爱他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爱他的雄才大略，爱他的光明磊落；爱他的诗作，爱他的“黑话”。正因为一往情深的爱，便造成我执笔写作时的怕，怕我这支秃笔难以写真传神，有辱他的光辉。而创作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需要作者十足的勇气，都需要有“舍我其谁”的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文思泉涌，一鼓作气。倘若勇气全消，信心不足，任何高明的作家也难以挥动他的笔。

三、陈毅同志“一生是戏剧，全身皆文章”，他的很多生动的革命事迹，都可以做为绝好的创作素材，即使我所要写的他在解放初期任职上海市长期间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亦有数不尽的感人肺腑的材料可以入戏。我本想将所有这些材料都尽量写入戏中，以求其全；舍弃一二，都觉得万分可惜。可是戏的容量有限，又不得不对材料有所取舍。所以在剪裁时颇费斟酌，真是举笔不定，绞尽脑汁。后来虽然衡量再三，忍心割爱，但所选择的戏剧事件仍然很多，头绪还是纷繁，因此又造成戏剧结构上的一大困难。

四、我自己还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我是爱好喜剧的，以前也试写过一些喜剧，但这次是否也可以运用喜剧手法来处理象《陈毅市长》这样的严肃题材，来塑造陈毅同志的崇高形象呢？我决心试它一试。我知道这种精神也许可嘉，但实践起来将有极大困难。尽管运用喜剧样式暴露黑暗讽刺丑类的作品历来是命运乖蹇，但世界文艺史上毕竟还存有大量这类作品的成功之作，积累着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足以借鉴；可是运用喜剧艺术手法处理严肃的歌颂性的题材，尤其是运用喜剧艺术手法塑造象陈毅这样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作品尚不多见，使我无所依傍，无从效法。这确实是给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https://www.daowen.com)

《陈毅市长》一剧的创作之难，对我来说就难在以上所说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难题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先天不足，只有依靠后天的补救，亦即只有依靠大量的调查访问、大量地阅读原始材料来尽量地缩短我与这一题材之间的距离。为此我先后走访了与陈毅同志曾在一起工作、战斗、生活过的他的战友、同事、部下、亲属以及他的各界朋友，约六七十人。他们对陈毅同志亲切生动的回忆，使我觉得陈毅同志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以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便大大地充实了我对陈毅同志生平事迹、言谈举止的感性认识。同时，我还集中数月时间，从早到晚地钻进档案室、图书馆，一张一张地翻阅上海解放初期十几个月的报纸，一页一页地抄录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有关陈毅同志的重要文献。这不但使我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有所了解，同时还能使我从当时的历史角度去观察陈毅同志解放初期的活动及言论。其目的，乃是为了要在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特定的典型环境中，去塑造陈毅市长这样的典型性格。环境了解了，性格也熟悉了，陈毅市长的艺术形象也就逐渐在自己头脑中活了起来。

当所要竭力塑造的艺术形象在自己头脑中活了起来的时候，下笔时也就不会感到怕了。因为活起来的艺术形象会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去行动，去说话；它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去卷入冲突，去解决矛盾；会按照自己独特的个性去爱、去恨、去笑、去怒；甚至会帮助作者去设置环境，去安排情节。此时此际，似乎不是作者自己在写，而是作者头脑中那个活的艺术形象在教作者如何去写；你本想指挥你的艺术形象，可是艺术形象一旦活了起来便时时地在指挥着你。当初我下笔时之所以感到怕，无非是信心不足，且又太爱陈毅，生怕有损陈毅同志的光辉形象，可又恰恰是活起来的陈毅形象帮助了我，指挥着我的笔，教我如何再现他的音容笑貌。在这次塑造陈毅形象的创作实践中，我还体会到作者虽然应该对他所要歌颂的领袖人物一定要有崇爱之心，不如此便塑造不好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可是这种崇爱之心决不可成为作者的精神负担，以致变得异常的小心谨慎，甚至吓得自己不敢动笔。在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崇爱的领袖人物高山仰止，可以用“仰镜头”来瞻仰他；可是在艺术作品中，任何人物包括最崇高的领袖人物都是作者自己笔下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此不可使用“仰镜头”，只应“平视”，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领袖人物的本来面貌；也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开阔想象，挥洒自如，驰骋万里。否则一写到领袖人物便会感到拘谨束缚，文思呆滞，只能公式化地写些挥巨手、发号令之类的所谓丰功伟绩，甚至会给领袖人物加上毫无光彩的光环。

第三个难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如果要用“三一律”或用其他惯常的戏剧结构方式将如此繁杂而又不太关连的许多事件组织在一个戏里，确实非常困难。于是我便采用了我称之为“冰糖葫芦”式的这样一种结构方式：全剧不以中心事件而以陈毅这一主要人物来加以贯穿；每一场都独立成章，自成一体；主要以陈毅这一人物来穿针引线，一以贯之；虽然每一场都有自己的中心事件，各自展开了不同的戏剧冲突，反映了不同的生活侧面，但场与场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即在前一场的结尾部分或用一二句台词、或用某个细节为下一场事件的开展找个由头，埋下伏线；最后一场，除了有自己独立展开的故事情节外，还将前面几场各自发生的事件都在这最后一场里有所交代，使之划上“句号”，以结束全剧。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每一场分开来都象一出“折子戏”，合起来使得全剧又有一定的整体感。这也许是适合于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此剧公演之后，据我观察，看来大多数观众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这种结构方式，并不过份地感到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当然，我之所以采取这种结构方式，并非猎奇，或者故弄玄虚，而是从内容出发，才将此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做了这样的安排。

第四个难题是最大的难题，这是由于古老的美学理论和以往的艺术实践都将喜剧与崇高视为两个绝然对立的美学范畴，总认为“喜剧总是摹仿比今天的人坏的人”，而崇高只能是非凡人物的美学属性，所以在旧时代的大多数喜剧作品中都没有正面的喜剧形象，即使有，也都是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崇高的英雄人物一般是不可能置身于喜剧舞台之上的。随着生活和艺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正面的喜剧形象逐渐出现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喜剧作品中，正面的喜剧形象日趋活跃。可是这些正面喜剧形象也大都是工农兵之类的英雄人物，尚无一个领袖人物。我想既然可以赋予一般的英雄人物以喜剧性格，为何就不可以使领袖人物也有些浓厚的喜剧色彩呢？当然这要从生活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各种审美特征本来就是相互交融的，美与丑、英勇与卑鄙、崇高与喜剧、喜剧与悲剧也都可以互相渗透，融为一体。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正应该反映生活现象的这种审美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陈毅同志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言谈举止妙趣横生。在对敌斗争中，他常以幽默的态度使得敌人陷入尴尬可笑的境地，从而“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在与同志交往时，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确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之效。所以在他身上，喜剧与崇高本来就有着完满的结合，因此完全有可能运用喜剧手法来塑造陈毅的崇高形象，使他的性格赋予一定的喜剧色彩。为此，我便在第三场（与资本家太太）、第四场（与年轻的女售货员）、第五场（与老化学家）、第六场（与老丈人）、第八场（与资本家）、第九场（与彭师长）等场面中运用有趣的误会、夸张的情节、诙谐的语言等喜剧手法使有着一定喜剧性格的陈毅卷入到喜剧冲突中去，以便获得较好的喜剧效果。当然，陈毅这一艺术形象的主要审美成分还应该是崇高，喜剧美仅是这一形象的次要的审美特征。尽管次要，又不可或缺，这也就是我在塑造陈毅形象时竭力使他既正且谐的缘故。赋予陈毅形象以一定的喜剧性格，也并非毫无目的地、单纯地写他的幽默风趣，只为发人一笑，而是为了在乐天达观的笑声中展示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在天真无邪的笑容里体现他平易近人、蔼然可亲的品格。笑，最有亲近感；能使观众发出笑声的领袖形象，一定会缩短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人倍觉亲切。

《陈毅市长》的创作，经历了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探索的艰苦过程。但我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取得了很多同志的协助。档案室、图书馆的同志帮我借阅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数十名被访者为我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创作素材，顾问曹漫之同志和艺术指导黄佐临同志又不时地在创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我深切地表示感谢。此剧搬上舞台后，导演胡思庆同志、主演魏启明同志以及剧组的全体演职人员都为丰富和提高这一剧本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始终认为，尽管在创作这一剧本时我个人也作了不断的努力，艰苦的探索，但限于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它仍然是个不成熟或不够成熟的剧本。假若它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并获得读者与观众一定程度欢迎的话，这是和我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同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8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