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国的舞蹈队伍迅猛发展，到处都有学习舞蹈的要求。尤其是解放后参军的具有大专学校文化水平的男女青年，他们不仅想学些舞蹈作品，同时还想在短期内学习一些基本动作，懂得一些舞蹈理论知识。

这时，我已经不象一九三九年那样只有三十多个学生了，而是一批一批的找上门来，迫切地想知道一些舞蹈理论和技术。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武汉“部艺”翻箱倒箧，曾把一九三二年——一九四九年间自己积存的材料和过去在几个艺术院校内的讲义，全部摊出来看了一下。我的这些材料中，有的是远在一九三九年春在上海中法戏剧专科学校教授舞蹈的讲义；有的是一九四〇年以后，在桂林、广东韶关、四川江安国立剧专、重庆国立实验剧院、北碚澄江镇育才学校、曲江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写的讲义；其中还有很多是在各地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在以上这些材料中，涉及到了舞蹈艺术的各个方面。

一九五〇年春，我曾把这些讲义和文章整理成六章，取名为《新舞蹈艺术概论》，交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我想把这本小册子作为舞蹈工作者学习的参考书。一九五一年，我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训练班教课中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对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新舞蹈艺术概论》，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二章，全书一共为八章。由于当时匆忙出版，对原来讲义上的文字没有做到字斟句酌和仔细琢磨，以致出版后发现了不少错误，使那次的修订本没有达到我原来的意图，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现在，我把全书八章的写作年代和当时在舞蹈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以下说明。

最早写的讲稿是一九三九年春我在上海中法剧专教课半年的讲义。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学生向我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提的主要是关于舞蹈的理论问题。那时正课生和选课生一共有三十余人，他们一边向我学习舞蹈技术，一边要求学习舞蹈理论。开始时我只教他们一些芭蕾舞的基训课，但是他们并不满意。后来我在教学上搀杂了一些现代舞的科学法则的人体基训，这样才解决了他们的实践和理论课上的要求。

记得当时我为学生们写的第一篇讲义是《舞蹈艺术和其它艺术的关系》，在一九五一年修订本中作为第三章；第二篇讲义是《新舞蹈艺术的初步教程》。以上这两篇讲义是在同学们督促下写出来的。从那时开始，我就逐渐积累起自己的讲义来了。

我教的技术和理论课是在自己的艺术活动、创作和演出等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不断丰富起来的。回忆我于一九三三年开始在上海进行舞蹈活动时，教的是芭蕾舞。后来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再次去日本学习，在学习中受到了现代舞蹈的影响。这个影响象一盏灯一样照彻了我的舞蹈艺术思想，从此我一身轻快，精神自由，从事舞蹈事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加强烈了，好象全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后来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象是有无限的革命激情要通过舞蹈表现出来。

一九三九年春，我刚从新四军游击区回到上海，心情格外激动，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每天上午去中法剧专上课和排练舞剧《罂粟花》，下午为个人的秋季舞蹈作品发表会作演出前的准备，晚间去上海职工俱乐部（联谊会）进行教课和排练。参加联谊会的人员是上海爱国的职工群众，包括店员、学校教员，还有一些工人。我在两个月里赶排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国际歌》等四个节目。这是我难忘的一年，是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收获很大的一年，其中有些节目一直保留到一九六〇年。

一九三九年冬，经过桂林到了四川国立剧专教课。象在上海中法剧专一样，我担任话剧表演基训课的舞蹈教员。但在这里没有选课生，也没有舞蹈作品的演出任务，学生每周只上二次舞蹈课。开始时我也教些芭蕾舞，但是，不久就在他们要求下改教现代舞蹈的人体自然法则的基本训练。

一九四〇年秋，我在广东省曲江省立艺术馆办了三个月的舞蹈班。我在班上讲了本书的第一章“绪论”的一、二、三段，第四章“舞蹈美和舞蹈思想”，第二章“舞蹈和姊妹艺术的关系”。

这三个月内，我每天带着学生在没有地板的教室——露天的泥地或草地上练习。当时我的工作情绪高涨，一面排练，一面写讲稿。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教授新舞蹈的教员了，可以无需选择教室，到处都能自由教练，没有墙壁的教室是多么自由空旷。(https://www.daowen.com)

一九四二年秋到一九四三年秋，这一年也是我艺术生活中难忘的一年。那时我到了广东曲江省立艺专教学，在这一年内我有了固定的住处，和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与校长和同事们感情很融洽。我的家就在山坡上，远近都是松林，山坡上就是一片片水稻田。我的讲课时间很多，思想也觉活跃，好象泉水一样喷涌出来。自己象一个辛勤的园丁那样和学生们一起为舞蹈艺术之花的开放而努力。我的创作生活在这一年内也最兴旺，过去有些作品又在那一年内得到了考验。这一年我开始进入了艺术上的成熟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舞蹈风格，也确立了探讨现代舞蹈艺术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逐渐也有了一个清醒的看法，同时也摸索到了一套艺术创作的规律。

一九四五年夏，在周恩来同志的帮助下，我由重庆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在“鲁艺”从事舞蹈教学。我从一九四〇年冬在曲江塘湾艺术馆开始，已经习惯于泥地上课。我对泥地已经适应，而且对它有了特殊的感情，在蓝天下宝塔山前教舞蹈，心情极为激动。我在延安没有作舞蹈理论的讲课，在“鲁艺”不到两个月，学生就毕业分赴前线。那时我有时间去熟悉延安的其它文艺团体。其中使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去访问了延安平剧院和阿甲同志见面，促膝谈心。我们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演员的表情和舞台调度上的平衡方法与运动思想。阿甲同志的谈话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学到了京剧中对称平衡和轴心论运动思想的基本知识。他的解说至今使我钦佩万分。但是他又不满足于这种对称平衡方法和轴心论运动思想，他想打破这一个框框，学习现代剧中从生活出发安排新的舞台调度。我当时感到他是一位颇有素养的同志，他正在进行艺术上的科学研究。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谈了一些关于矛盾论和轴心论上不同运动思想基础的观点。我以自己创作和表演的舞蹈，如《义勇军进行曲》来说明这两种运动是可以用对立统一的法则，去处理好自然的平衡方法和对称平衡方法的关系的。

这是我到延安后真正受益的一次有关学术上的谈话。自从那次谈话以后，在我的思想里一直摆脱不了这两种平衡方法和两种运动思想的矛盾。就象一个科学家正在发现一种新的元素那样，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动的构图”这个概念逐渐形成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我由沈阳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见到了戴爱莲、梁伦和舞蹈界的其他同志。在这一个大会上，我得到了极大鼓舞，眼看不久的将来，全国会有大批的青年参加到舞蹈战线上来。

八月我到武汉，在第四野战军部队艺术学校教课。十月初就有一大批从各个野战军中选派的文艺工作者来到武汉学习舞蹈。由于人员过多，部艺当局不得不借郊区博学中学，安排了一个宽敞的学习环境。每天上午在一个大草坪上，把学生分成十几个小组进行训练，就象练兵一样声势浩大，场面非常壮观。下午在教室内上理论课。在上理论课期间，我讲授并写成了《新舞蹈艺术概论》的第一章绪论，第三章的全部，第四、五章的一部分，第七章的全部。

十二月开始，各地来学习的同志陆续回去，我也从博学中学回到城里居住。经过这场紧张的教学后，感到有必要把自己讲课的稿子和文章整理出来。如果不这样做，今后对我的压力会很大的。一九五〇年二月我将整理出来的稿子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名为《新舞蹈艺术概论》。

一九五〇年秋天，我又到了北京，负责指导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干部运动训练班的工作。这批学生现在已成为全国舞蹈方面的骨干。那时全班只有三十六人，准备以一年学习为限。班内的术课和学课的教学比重是三与二之比，即术课为五分之三，学课为五分之二，其中舞蹈理论课和政治课，各占五分之一。术课中有芭蕾舞、戏曲基本训练和人体科学法则的基本训练。当时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在一年内，对以上这三种术课都能掌握。同时我在科学法则的基本训练上，加上了创作实习课，为同学们毕业前的创作作好准备。

在这一时期内，《新舞蹈艺术概论》的其余部分也陆续完成，后并入了一九五二年的修订本内。

全书的完成实际上是我从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二年间，十三年内积累起来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总结。

解放后近三十年来，我的工作效率甚微。至于研究古典舞蹈，仅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四年间。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我无法继续研究下去，只得改习绘画，后来又为锻练身体而改习拳术。真是“少年学舞，老来学拳”了。

现在我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下，重新开始为人民服务。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又做了几个有关舞蹈的发言，现一并收入本书。为了修订这本书稿，邀请了一些同志协助我进行这一工作。这绝不是什么舞蹈艺术入门之类的书，而是为舞蹈工作者增添一些知识的材料，但愿它能为舞蹈艺术的实践贡献一份力量。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