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1.早期的农业
距今约1万年，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史学家吴于廑认为:“从这个时期起，人类开始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包括以种植谷类为主的农业生产者和以繁殖畜类为主的牧业生产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由此开始，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可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因为这里培育了稷，即小米。……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是以培育水稻为特色。……还有一个中心是墨西哥，约在7000年前培育了玉米。”[5]
中华古代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适当的自然环境。辽阔的疆域是容纳农民的载体，肥沃的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充足的淡水是发展农业的保证。湖北有两条大河，一是长江，二是汉水。长江在湖北的流淌长度居各省之冠。汉水在湖北流淌七八百千米。先秦的《尚书》说楚地有“江、汉朝宗”，是指两大河流在湖北的汇合。史载“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湖北有众多的湖泊，号称“千湖之省”，湖泊周围是肥沃的平原。由于自然条件，湖北天然就是从事农耕的省份。历史上，在广袤的湖北大地，在江湖平原、丘陵山区，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农民按血缘宗族关系居住，男耕女织，春播秋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过着农耕生活，为创造早期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距今8000年左右，我国的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氏族由采集性的经济进步到生产性的自给经济，即从被动依赖自然界的食物转到积极主动地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有磨光石器，有装有木柄的石斧、石锄，有石或骨制成的箭头、矛头；另一方面是有最初的农业和饲养家畜。
新石器时代的湖北文化，有从山区向丘陵过渡的迹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湖北宜都城背溪等地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6]遗址主要分布在鄂西山地和江汉平原的交接地带，多位于长江及其支流清江两侧的一、二级阶梯上。代表性的遗址有宜都城背溪、花庙堤、栗树窝、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秭归朝天嘴、柳林溪，宜昌路家河，巴东楠木园、店子头等。遗址中发现不少工具，除石器以外，还发现了以夹砂红陶为主的陶器。遗址中有用作原始纺织的纺轮和用作渔猎的石质网坠等，说明当时人们的手工业、禽畜养殖业和渔猎经济都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遗址陶片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稻谷和稻草，可以观察到稻谷壳形状细长、颗粒较大。经科学测定，发现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的水稻花粉与现代水稻花粉特征一致，证实属于人工栽培稻。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人工培植水稻之一，表明湖北的原始农业技术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2.大溪文化
20世纪中叶，在湖北西部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大溪文化”，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西陵峡两岸地区。因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相近而得名，其特征是定居的农业、大量的石器、红色的陶器，大约属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大溪文化居民聚族而居。他们留下的居住遗址，往往见于靠近水源的高地下。房屋的基本特点是:“大多为地面上的建筑，形式分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只有圆形的一种。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及立柱洞，立柱后，用烧土碎块掺和黏土填实墙基槽，形成土筑墙根。再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制石及制陶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两大手工生产部门。”[7]大溪文化的建筑形式一直延续到后世。
大溪文化主要采用石器工具。盖房工具主要是石头制成，当时已经发明了石斧、石锄、石铲，有了制造工具的初步技术。在属于大溪文化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桅杆遗址上层和西寺坪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的石质和骨质生产工具，有锄、斧、锛、凿、钺、铲、锤、球、杵、臼、砧、镞、刀、锥、针、鱼钩、网坠、纺轮等。其中，有骨针圆径为0.15厘米、孔径仅0.08厘米。陶制生活用具有碗、钵、杯、盘、尊、盆、鼎、罐、缸、瓮、豆等。此外还出土有石环、石璧、石璜、石玦、玉玦、骨簪、绿松石等多种装饰品，有石雕生殖崇拜物——石祖和经过打制修整呈圆盘状的铺地石材等。在宜昌中堡岛遗址，在发掘的约200平方米的面积中，出土石器4500多件，另外还有2000多件残石器。[8]这片遗址简直就是一个石器仓库。此外，在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过钻孔留下的完整岩芯，说明当时普遍使用了成熟的管钻技术。
大溪文化陶片上出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300多个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有修饰的作用，可能还表达了特别的信息，为我们了解上古文化提供了资料。大溪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不少陶球，球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这些陶球是作为装饰，还是用于投掷，不太清楚。[9]
3.屈家岭文化
1954年，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发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遗址年代距今5300~4500年，与大溪文化衔接，前后可延伸1500年。1955年、1989年先后在这里开展了考古发掘。屈家岭属于大洪山的余脉，是一个海拔50米左右的山岗。遗址前有平坦的沃野，东西两面有河水南流。由于有山，就提供了狩猎的可能；有水，就提供了饮水、捕鱼的条件。先民在不会凿井的时代，只能临水而居，以便汲水与出行。村落建在台地上，低不至于淹，高不至于旱。
屈家岭一带长期生活着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氏族部落，属于父系氏族社会。考古发掘了多个居住点，发现红烧土中掺入了大量的稻谷壳和茎叶，面积达500平方米，这说明屈家岭水稻种植面积以及收获量巨大。这一带盛产的大米称为“桥米”，至今仍是知名品牌。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发达，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有陶轮、蛋壳陶。在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了独具文化特色的典型器型，如壶形器、彩陶碗(杯)、双腹豆(碗、杯)、高领罐、缸等。最值得关注的是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纹彩多为褐色或者黑色，内外彩兼有，流行网格纹、平行条纹、心形纹、旋涡纹等。有一种薄如蛋壳的彩陶器，表面涂晕彩，犹如云霞，极具美感。屈家岭文化中的部分陶器还有刻画图的痕迹，表明陶器制造中有两种起装饰作用的技术，即纹饰技术和刻画技术。当地还有一种草浆，涂在木上，就是早期的漆。
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建筑一般呈长方形，隔成几间。在湖北应城市城北星光村，考古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的一个门板湾古城遗址。遗址处在大富水下游山地到平原之间，有河流环绕。从发现的房屋遗址，可见有较高的建筑水平。其中一处房屋是坐南朝北的庭院式建筑。北边的围墙旁有一开口处，是为院门，院门旁有一小房似为门房，其南边有一带有内走廊的土坯垒砌墙体的主体建筑，四开间，南北宽7米，东西长16米。现存墙体最高处2米有余，内外抹有很细的黄泥，每间房屋都有火塘的遗迹。考古专家刘森淼认为:这座房址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房址，其布局理念非常先进，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庭院式建筑结构布局的实物遗址，可以说是当前农村中常见的庭院建筑的鼻祖。[10]
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古城，荆州市阴湘城就是其中之一，是方圆数十里(一里等于500米)区域内的一个中心聚落。城墙横断面为梯形，由墙体和护坡组成，用土堆筑成斜坡状。墙体高8米，顶面宽约6.5米，底宽约30米。高大的城垣及深而宽的城壕是防御和进攻最为理想的人造工事。[11]
屈家岭文化分布广泛，类似的遗址在湖北已发现数百处，现已发掘了60余处。经过发掘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还有石首走马岭遗址，钟祥六合遗址，天门邓家湾、谭家岭和肖家屋脊遗址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屈家岭文化覆盖荆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遍及几个省，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到四川巫山。
1988年，国务院将屈家岭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3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荆门市加快创建“中国农谷”的意见》，明确以屈家岭管理区作为“中国农谷”的核心区。早在1978年2月，笔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时，担任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徐俊老师带我们77级学生到此地做田野考察。当时拾到一些陶纺轮，交给了历史系文物室。2017年8月底，笔者与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李子林、刘玉堂等一起到荆门屈家岭管理区联系开会事宜。从高速公路下来之后，进入农谷大道，天下着蒙蒙细雨，只见两边山峦起伏，植被葱茏，烟雾缥缈，如达仙境，堪称“天然氧吧”和“鄂中桃花源”。路边有一处院士村，颇为雅致，是为农业技术专家提供的研究基地。可见，屈家岭至今仍是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4.石家河文化(https://www.daowen.com)
1954年，因为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在今天门市境内石家河镇以北3千米处发现了石家河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在京山屈家岭遗址以南，距离约40千米，是古人步行一天的距离。石家河文化应当是屈家岭文化的延伸，构成了上古的“屈-石文化圈”，但有新特色。学术界曾经把石家河文化归到屈家岭文化之中，随着考古的深入，认为石家河文化上接屈家岭文化，又别开一端，石家河文化应当单独作为一种文化，并被给予更高的认识。
1955年起，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石家河遗址进行过10余次系统挖掘。遗址群由50余处地点(三房湾、谭家岭等)构成，占地面积约8平方千米。推测距今6500年即有先民在此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特别是2014年，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发掘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与环壕，表明古城在距今约5000年时开始筑造，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史至少提前了500年。[12]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通过对石家河遗址考古发现，石家河文化已经处于文明的前夜，正在进入文明时代。
石家河古城雄伟壮观，位于遗址群的中心，是一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构成的古城，古城面积有1.2平方千米。以谭家岭为中心，内城的时间较早，外城是扩建的，有两层护城河，护城河宽七八米。在古城周边，还发现了17处城址，大体呈半月形分布在丘陵平原之间。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曾经从建筑角度做过分析:“西部城墙经过解剖，得知系由夯土分两次或三次筑成，夯层厚薄不甚均匀，也没有明显的夯窝，只是土质坚硬，层理分明，内含少量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片。”[13]刘玉堂等认为石家河古城在技术方面有独到之处:第一，城池规模庞大，远超同期中原地区古城规模。第二，趋利避害，合理选择城址。第三，普遍采用夯实技术。夯实法就是指靠人力用工具将土一层层砸实的建筑方法。[14]
近些年，石家河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玉器受到较多关注，对器物中体现的技术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在石家河遗址发掘的陶器以陶塑品为主，数以千计的陶塑品，品种有人、鸡、鸟、犬、猪、象、猴、羊等十几种，生动活泼、小巧可人，说明当时的人有着对动物的仔细观察。这些陶塑品由专业的小陶器作坊生产，再转带或交换到各地去。人们大量制作并拥有这些陶塑品，可能与当时十分流行的信仰和巫文化有关。笔者曾两次到石家河遗址参观，注意到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红陶杯，数量之多，应该是用于商品交换。当时陶器制作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盘泥条筑法，一种是快轮制陶法。在大溪文化时期，陶器生产比较原始，采用手工生产，故多采用盘泥条筑法来制陶。先将搓好的均匀的泥条一圈一圈盘绕起来，形成陶器的器身，再慢慢均匀修饰造型。这种陶器一般简单粗糙，造型单一。文明稍晚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工艺普遍采用快轮制作。快轮制陶的原理是依靠车盘快速转动产生的强而均匀的离心力，以及双手的挤压和提拉，使车盘中心的泥坨直接变成所需的器形。快轮制陶法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应用广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制陶业由家庭手工业向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转变提供了条件。
在石家河遗址还发现大量的玉器。早在1955年，在石家河城外的罗家柏岭发掘过一批玉器，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一件团凤造型的玉凤，被称为“中华第一凤”。2015年，在谭家岭遗址又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有玉佩、玉如意、玉管等，这些玉器普遍使用浅浮雕线刻技术。如玉虎长约3厘米，宽、高约1厘米，体积小，做工精。玉鹰的喙部仿佛是被镶嵌进去的，工艺复杂。还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玉制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造型富于变化。这些玉制人头形象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工匠已经掌握了浮雕、圆雕、透雕的技法，用得最多的是浮雕。人头与兽面多是用浮雕手段完成的。玉鹰则用到了圆雕的手法。玉兽面的镂空处，还用到了透雕手法。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称这些玉器的工艺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圆雕、透雕等技艺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进步，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评价说:“这批玉器的发现，击碎了学者们构建的古玉体系，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15]
此外，在石家河遗址中还发现有铜块，说明石家河文化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2017年，屈家岭与石家河遗址成功申报考古遗址文化公园。国家已经发行以石家河玉器为图案的邮票。
在1983年的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2017年，对其进行了5次发掘和系统钻探，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遗址中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亦为我们研究先民的建筑技术提供了实物。其中，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为“长江中游的文明曙光”入选。
5.随枣走廊上的文化
在屈家岭、石家河附近，即在天门、京山西北方位的随枣走廊(东北面为桐柏山，西南面为大洪山，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平原)上有着神农炎帝的传说，并发现雕龙碑遗址、冷皮垭遗址、西花园遗址等，均可间接了解先民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在今枣阳市鹿头镇北3千米的武庄村发现雕龙碑遗址。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块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距今约6200年，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交会地带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在雕龙碑遗址，发现了水稻颗粒和稻壳，发现了石器锛、斧、凿、铲、耠、犁、镰、
等生产工具，还发现了与现今农村耕地用的铁犁铧极为相似的石犁铧。
雕龙碑遗址，从技术层面，有4点值得注意:第一，石灰。在雕龙碑遗址的房屋遗迹发现，内壁涂有0.3~0.5厘米厚的石灰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确定为经过人工烧制的石灰。据文献记载，汉代开始有人工烧制石灰，而雕龙碑遗址发现的人工烧制石灰，比文献记载至少早3600年，比周代流行的用黄土、沙子、白灰搅拌而成的“三合土”要早约3000年，比山西、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白灰地面早1000~1500年。第二，混凝土。在雕龙碑遗址发现具有“水泥”特征的混凝土，混凝土表层经过加工、打磨，平滑而坚硬，还有防水性、抗压性。第三，推拉门。在雕龙碑遗址建筑遗存F19(19号房址)，共有7间屋和8个推拉门。门墙的内壁有沟槽，用于门的推拉。屋门已经不存在，但沟槽内留有炭化的朽木。第四，木骨洞。在雕龙碑遗址发现，有些墙体中有排列整齐的竖洞，考古学称之为木骨洞，它是用于加固墙体的。洞中原有木骨，年久而仅存洞穴。[16]
在随州三里岗发现冷皮垭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州北有桐柏山拱峙，南有大洪山环列，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灌溉方便且少有旱涝之灾，是农耕的理想之地。在冷皮垭遗址出土有稻谷壳、石器、陶器，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其中一件黑色陶豆，豆柄上有北斗七星图像，以7个透雕的小圆孔组成斗勺状，酷似北斗七星。据有关专家研究，甲骨文中关于鸟星和火星的记载，曾是我国天文学的最早资料。冷皮垭遗址出土豆柄上的天文图像，不仅把我国天文学历史提前到史前时期，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随州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人们能够根据气候的变化，种植季节性很强的农作物。
1983年，在随州市淅河镇发现西花园遗址。房址居住面一般以红烧土铺垫，再涂抹白灰而成。出土大量生产工具，有骨镞、石刀、石铲、石斧、石凿、石锛、陶网坠、陶纺轮等。出土遗物按其文化内涵分为4期，从屈家岭文化晚期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晚期。
在随枣走廊以西的房陵地区，1976年在房县县城城关镇附近发现了七里河遗址。遗址总面积有6万多平方米，有古房屋遗迹19处，墓葬26处，以及一大批陶器、石器和骨器，属于汉水中上游的丹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与七里河相关的还有羊鼻岭和樟脑洞等遗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王劲主持了七里河遗址的发掘工作，出版了《房县七里河》考古报告，为研究史前时期的房县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湖北还有蕲春易家山、郧阳青龙泉、当阳季家湖等地的文化遗址。[17]
综上，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前，湖北大地很早就是先民的家园。从时间与空间的视野看，先是在西边有大溪文化，然后向东转移，在大洪山南麓有屈家岭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向西北出现了雕龙碑文化等。换言之，在长江、汉水之间，先民曾经长期在江汉平原北缘的丘陵地区生活。然后在大洪山以南的京山以屈家岭作为集中生活区。其后，又向南发展出早期的城邦——石家河古城，时间长达几千年。与此同时，屈家岭文化向北发展出神农炎帝文化。显然，以屈家岭为中心的大洪山文化圈是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地，我们的先民在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