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8]
周人重视对天的观察，《诗经》中写到天文星象的地方很多。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天文》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敬天的思想是周代思想的主流，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当时的人对天文历法是高度重视的，科技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楚人关注天体，信奉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信奉风伯、雨师、司命、司祸、地主，信奉伏羲、女娲、轩辕，多与自然神有关。陕西周原曾经发现一片西周初期的甲骨，其上记载:“其微楚灼厥燎师氏舟燎。”意思是要微人和楚人的首领把燎点燃，由师氏受燎，用以祭天。这片甲骨，是迄今已知有关楚人以及他们管理火种、观测天象的最早证据。
楚人勇于探索有关天文的知识，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说:“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这些话表明楚人认为天圆地方，实为盖天之形。还有一种认识，“盖天说”是一种宇宙图式:天是一个穹形，地也是一个穹形，天地如同两个同心球穹，两个穹形的间距是8万里。北极是“盖笠”状的天穹的中央，日月星辰绕之旋转不息。“盖天说”认为，日月星辰的出没，并非真的出没，而只是离远了就看不见，离得近了，就看见它们照耀。
《国语·楚语》记载了楚昭王问观射父什么是“绝地天通”，表示出对天地构造、天人关系的关注。
周人观察天象，以二十八宿确定太阳的位置，以土圭测日影。《诗经·小雅·渐渐之石》载有“月离于毕”，《诗经·小雅·大东》载有“织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载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这些都是重要的天文资料。
曾侯乙墓漆箱上绘有天象，有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具体方位，形成完整的体系。楚人对这个天文体系的认知，可能由来已久，表明楚国早在战国初已普遍采用二十八宿观念。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目前尚存的疑问是，与常规的二十八星宿图不同，曾侯乙墓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名称是反方向排列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拱形箱盖象征圆形天穹，人们站在箱底，仰望箱盖，二十八宿就显现成反向了。先民在处理阳间与阴间问题时，习惯于变换顺逆，以符合自然之规律。曾侯乙墓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名称以反方向排列，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来表示，称为四象。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白虎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故未绘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衣箱还绘有夸父追日图，画面为一大鸟展翅，鸟后下有一人，鸟的上下各有一圆点，可能是太阳。[9]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有这样的诗句:“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定是星名，又称营室。中是中天的意思，揆是量度的意思。营造宫室时，需要竖立八尺臬(测日影的标杆)，量度太阳出入之影，这样就可以定东西方向；再参照太阳正中之影，来确定南北方向。
楚人对星球的认识。据唐代瞿昙悉达编的《开元占经》卷二十三记载，楚宣王六年(前364年)，夏，楚天文学家甘德观测天象时，发现岁星(木星)旁有橙黄色小星(木卫三)，当即做了记录:“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
甘德，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引《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经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恒星118座、511颗的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编成恒星表，还著有《岁星经》与《天文星占》两部天文著作，但到宋代时都已失传。[10]
楚人认为彗星似扫帚形，彗星的柄端为吉，尾端为凶。《尉缭子·天官》记载:“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慧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人们在打仗时，流行观天象，以天象预测人事，常常以主观解释客观。然而，楚将公子心不相信关于彗星的迷信，满怀信心地与齐交战，大胜而归。
据《尚书·胤征》等文献，楚人的先祖担任司天的职官，因饮酒过量而忘了预报日食，导致天下动乱。这是我国关于日食的最早记录。有人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夏代仲康五年秋九月，即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这一天。(https://www.daowen.com)
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曾侯乙墓漆箱上是用红漆书写的二十八宿名称，盖面正中朱书一篆文“斗”字，环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二十八宿名称。在亢宿之下有“甲寅三日”四个字。屈原《楚辞·远游》记载了“举斗柄以为麾”。
战国时期楚国隐士鹖冠子作《鹖冠子》。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记载:“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鹖冠子·环流》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知识决定了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先民发现了这个奇妙的现象，天上有北斗七星，七星中的魁、衡、杓三颗星随着天体的运行，斗纲指向不同的方向和位置，其所指的位置就是所代表的季节和月份。二十四节气是随着斗纲所指的地方并结合当时的自然气候与景观命名而来的。斗纲，如正月为寅，黄昏时杓指寅，半夜衡指寅，白天魁指寅；二月为卯，黄昏时杓指卯，半夜衡指卯，白天魁指卯；其余的月份类推。二十四节气完全是依据自然，农业就需要这样的天文历法知识。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周代重视农时，依据天象和物候，实行了告朔制度。中央政权以天子的名义下达一年的时节月日及其行事安排。《史记·历书》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由于周王室的统治力和影响式微，天文学由垄断逐渐分散和普及，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历法都有了较广泛的进步和发展。
楚地流行“观象授时”，观测天象以确定时间，掌握准确的自然规律，用以指导农事，促进农业，确保社会的和谐。
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大地上，既使用周朝的历法，也使用夏朝的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楚国官方颁行夏正十月为岁首历法，民间则采用夏正历法。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载有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岁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无论是夏正十月历法，或夏正历法，都以干支纪日，这与中原各国是统一的。
楚地曾流行颛顼历。《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了少昊养育颛顼于东海。虞(舜)、夏、楚都是颛顼的子孙。《国语·楚语》记载了颛顼是继少昊之后主政，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里是说让重和黎分别负责天上星辰和地上人民的事务，不让老百姓直接和天上星辰交往、沟通。楚昭王十三年(前503年)至十九年(前497年)，昭王以《周书》所谓颛顼命重、黎使天地不通问大夫观射父。观射父就远古“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 的传闻，为之追叙了民与神、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颛顼历是先秦古六历之一，创制、行用于战国时期。相传，上古有六历，分别是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其中，夏历建寅(以寅月为当年第一个月:正月、岁首)、殷历建丑(以丑月为岁首)、周历建子(以子月为岁首)。根据夏、商、周、秦的顺序，秦历(颛顼历)建亥，以亥月为岁首。古六历中，仅有颛顼历在考古中发掘到一些资料，其余五种历法，至今只留存一些片段资料。但有学者认为，古六历并不是黄帝、颛顼、夏禹等人编订的，而是周朝末期托古伪造的。颛顼历采用十九年七闰法，一回归年为365又1/4日，是一种四分历，一朔望月为29又499/940日，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后九月。
甘氏所创岁星纪年法，是以12年为周期的治、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虽然现在已知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木星围绕太阳的公转周期为11.8622年，而我国先民是以地球为观测点，以相对不动的恒星为背景来观测岁星在天空的运动，约12年绕天空一周。岁星每年要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即12次，12年周而复始。并分别命名为星纪(丑)、玄枵(子)、诹訾(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
楚国的天文历法主要产生于本土，受到过中原的影响。从文化类型看，古代巴比伦的天文历法发达，其文化早于我国的楚文化，楚文化有可能间接受到来自域外古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当然，这个观点还有待深入研究。也有学者指出:“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楚人的天文学材料是先秦各国中最丰富的。如屈原的《楚辞·天问》，庄子的《天运》，甘德的《天文星占》，楚帛书，江陵、荆门楚简中的大量历法材料以及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等，都是研究和了解楚人天文学面貌的珍贵材料。”[11]
从楚国天文历法的成就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天文历法的人才受到尊重。楚人的始祖祝融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家。楚国设有专门的天文官员。《史记·天官书》记载了战国时期研究天象的知名学者，其中有楚国的唐昧。唐昧的事迹不详，待考。祝融，以火施化，号赤帝，后尊为火神、水火之神。相传，祝融的居所在南方的衡山，他传播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或说祝融为颛顼帝孙重黎，高辛氏火正之官，黄帝赐他姓“祝融氏”。据《国语·郑语》记载，叛国的史伯对郑桓公说:“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是楚姓，史家把祝融与楚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第二，重视天文信息，有探索精神。在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至二十五年(前304年)，屈原仰观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内所画山川神灵、古贤圣怪物行事，常常感叹“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12]，作《楚辞·天问》。屈原在《楚辞·天问》中一气提出了178个问题，关于宇宙、自然、历史，无所不提，开启了对宇宙的全方位探索，强化了问题意识。从“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等句子可知，《楚辞·天问》采用了“盖天说”，认为天圆如盖，地方如棋。
楚国天文历法历史悠久，代表了长江中游的知识系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楚人把天文与历法紧密结合，为社会经济文化服务。当时的科学知识不是束之高阁，而是紧接地气，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楚人注重观察，积累了许多知识，也有许多新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