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 业
周朝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社会。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9]周代的农耕区，各有特色。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各地的农事开发及其文化做了介绍，他把长江中下游的楚与越两地作为一个整体，认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关于楚国的农业技术，可参考程涛平著的《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贾兵强著的《楚国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
1.农田管理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项“量入修赋”的农业生态系统工程，即楚国司马
掩制定了九个方面的措施:“度山林”——度量山林的木材储备，以供国用之需。“鸠薮泽”——聚集水泽湿地的出产，如金木竹箭、龟珠齿角、皮革羽毛等动植物资源的制品。“辨京陵”——测量区划各种高地，以备种植不同的农林作物。“表淳卤”——在盐碱地竖立辨识标志，以合理利用。“数疆潦”——统计荒地水淹地，以利进行土壤改良。“规偃潴”——规划堰塘陂池的营建，蓄水以备农田灌溉。“町原防”——整治堤防间的小块可耕地，加以合理使用。“牧隰皋”——利用水草丰美的沼泽淤地，放牧牛羊牲畜。“井衍沃”——在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凿井，用于溉田耕作。
这九条措施反映楚国在农业、土地、生态的调控方面是有科学性的，楚人能根据本地区特殊地理状况，划分宜农、宜林、宜牧的区域，通过“书土田”“鸠薮泽”“牧隰皋”等土地规划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
2.火耕水耨
楚国的耕作方式主要有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其中，火耕水耨不仅是楚国的主要耕作方式，还是具有南方地域特色的耕作方式。所谓火耕，就是放火烧山、开辟耕地，或烧掉原野的荆棘。这种方法破坏了植被，但在地广人稀的古代，损失只是局部的。农民不必为砍伐而耗费劳力，而烧过的灰烬是很好的肥料，可以改良土壤。所谓水耨，用水浸泡耕地，加快植物的腐蚀，使土地松软，宜于种植。
有人认为，火耕水耨是楚国农业生产的两种不同耕作类型。自楚武王徙郢始，楚人才开始同原江汉地区的楚蛮共同改种水稻。“火耕”这种耕作方式一直作为“水耨”的辅助方式被应用于水稻生产中。一般而言，“火耕”是与种粟相连，“水耨”则与种稻俱生。楚人“火耕”，很可能即《礼记·月令》所谓的“烧薙”，郑玄注:“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这种方式的渊源可追溯到神农氏的“烈山泽而焚之”。
楚国在农业生产中，可能已经使用牛耕。《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这是楚人使用牛耕的文献证据。
3.农田水利技术
楚国地处水泽之乡，水利资源丰富，必然重视兴修水利。楚国水利，有水渠、陂塘、井灌等。在水源利用上，有河水、井水、泉水和陂池积水；在灌溉方法上，有自流、瓮灌、简单机械(桔槔、辘轳)等；在渠系设置上，形成陂渠串联的方法。筑陂技术主要体现在陂塘的选址方面。筑陂的选址一般会利用天然的湖泊，在其周围低处筑堤，从而形成大型的陂塘工程。《国语·吴语》记载了楚灵王的筑章华台，“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陂汉，当与水利有关。韦昭注:“舜葬九嶷，其山体水旋其丘下，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
楚人重视对水体的改造，使之为社会造福。楚地的陂渠串联工程有沮水工程、木渠和白起渠，最知名的灌溉系统有芍陂、期思陂。[20]
期思陂是我国最早见于书籍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楚庄王时，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蓄水陂塘，形成长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这项工程在地势勘察、水量调节、排洪灌溉诸方面的设计，都达到相当科学的水平。期思陂比魏国的西门豹渠早200多年，比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早300多年。1958年修建的梅山水库中干渠，就是利用期思陂的旧渠道——清河渠(在固始县境内)改建而成的。《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绎史》卷五十七引《孙叔敖碑》，“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水稻种植面积激增，“家富人喜，优赡乐业”。
楚地流行淤灌技术，用于淤田，即在洪水期放水灌溉，把河水挟带的泥沙和养分淤积到田地里，以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淤灌技术是在淤田技术的基础上，人们利用河水含沙量大的特点，把灌溉肥田与改良盐碱地相结合的产物。
楚国的凿井技术、井灌技术较为发达。水井最为密集的地方在楚都纪南城，考古发现在龙桥河西段新河道长约1000米、宽60米的范围内，有各类水井256座。水井的类型有土井、竹井、木井和陶井。楚国井灌提水工具经历了缶→甄(瓮)→桔槔→辘轳的发展过程。楚国把制作辘轳、大绳和水桶的技术应用在农田灌溉上。提灌技术主要体现在导水工具和提灌工具的改进。排灌技术就是利用水利设施把高处的水源引导到低处，调剂农田灌溉用水的模式，实现旱涝保收，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21]
楚国陂塘和水井相结合的农田灌溉体系，大大提高了水稻种植过程中抗御旱涝的能力，解决了农业的命脉问题，成为农业丰收、稳产高产的有力保证，推动了楚国农业社会向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迅速发展。(https://www.daowen.com)
4.农具制造技术
《管子·轻重乙》记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楚国农具的发展经历了石农具时期、青铜农具时期、铁农具时期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楚国农业科技史的初步发展期(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期)、发展期(春秋时期至战国初期)和持续发展期(战国中晚期)。
楚国农业的早期，采用石斧、石锛、石刀等工具。在荆门胡家岗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刀、石凿；在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有粗细砺石；在秭归的鲢鱼山、何家坪、庙坪，当阳的磨盘山，巴东的茅寨子湾等楚国早期遗址中，发现了石斧；在庙坪还发现有磨制精细的石锛；在巴东的茅寨子湾还发现有石刀。
由于木器不易保存，使得在考古中发现的楚国木质工具数量不多，种类有耒耜、锨、镢。在楚都纪南城内发现了木质生产工具耒耜3件。在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的盗洞中发现了1件木镢。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木锹和木锨。
楚国的青铜农具主要以春秋中晚期的镢(
)、锛、镰、锸、斧、锄、铚等为主。
用于翻土，锛用于破土，锸用于起土，镰用于收割，斧则用于砍伐树木、烧荒和造田等。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日趋成熟。楚地的青铜斧较多，其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是可以通用的。
战国时期，楚国流行铁制农具。考古发现了掘土和锄草用的锄，取土用的锸，收割用的镰，以及伐木垦田用的斧等。锄分两种，即凹形铁口锄和全铁制的六角形锄，以前者居多。锸也分两种，即凹形铁口锸和长方形铁口锸。凹形铁口锸与凹形铁口锄十分相似，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盗洞内就同时出土了这两种农具。在鄂东的大冶，发现了1件战国时期的楚国铁耨。此器作四棱长方柄，前段扁平并弯成锄板。因其形似锄，故有学者称之为“曲柄小锄”。
5.农家学派
农家出自楚地，是个重视农业技术的学派。《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许行及其农家门徒的事迹。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农家生活简朴，穿粗衣，打草鞋。他们主张发展农业，研究农业问题。他们提倡“君民并耕”“市贾不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要求。
许行主张人人参加农业生产，而且要求君主也与农民一起共同耕种。这反映了农家思想的实质是反对不劳而食。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因为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起到重农教化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许行“不违农时”的思想，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许行代表下层农民的利益，其思想是当时的一种平均思想，要求人人自食其力。
许行提倡的社会是老少无欺的社会，“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交易要提倡平等，实行等价贸易，“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许行期待的社会是“国中无伪”的社会、诚信而和谐的社会。
《汉书·艺文志》总结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而农家没有流传下来，这是一个令人不解之谜。《汉书·艺文志》的解释是:“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虽然农家失传，但先秦有些文献保存了有关农学的材料，如《吕氏春秋》有农学四书:《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管子》《孟子》也有许多可资参考的资料，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这个龙子就是农家人物之一。
虽然先秦时的农家没有其学派传承下来，但后世有关农业的书籍都应当归为农家之流，如《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农家著作“九家，百一十四篇”，有《神农》《野老》《宰氏》《董安国》《尹都尉》《赵氏》《氾胜之》《王氏》《蔡癸》。其中的《蔡癸》《氾胜之》就是汉宣帝、汉成帝时的农书。可见农家在汉代是有影响的，后世产生的《神农本草经》《农书》《农政全书》等都是先秦农学的继续。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度，农学不可能不受重视，这完全是国计民生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