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交 通
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畅通的交通是贯彻政令的保证，也是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
秦朝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状况，普天之下形成开放的格局。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秦始皇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秦毁掉城郭，让人们自由进出；把交通道路打通，把有险阻的地方整为平地，让人们便利地往来。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全国大修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汉书·贾山传》记载得更加详细，“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这项修路工程的计划宏大，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向东可通燕、齐，向南可达吴、楚。启动之后，可能未必完全完成，但各地应当有初步的实施。作为吴、楚之地的湖北，当然也修筑有通往咸阳的新路。秦始皇曾5次巡游天下，到达了长江以南的湖南，促进了文化传播，促进了交通地理测量技术。
秦汉时期中华大地的植被较好，河流的水量较为充沛，河流的利用率高。根据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秦时期全图》不难发现，从首都咸阳到荆楚，可以顺着丹水，转沔水，直达云梦泽，进入长江，还可通过洞庭湖辗转到湘水，再转离水、西江，到达岭南的广州。汉代，不仅汉水中下游能通航，就是上游，通航也是无多大障碍的。如《水经注·沔水》载录诸葛亮笺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沔水，是古代对汉水的通称。据《水经注》，北源出自今陕西留坝西一名沮水者为沔，西源出自今宁强北者为汉，二源合流后通称沔水或汉水。从南郑出发，无疑是汉水的上游段，无论黑水在汉水上游或下游(关于黑水，历史上目前尚无定论)，都足以表明汉水上游是可以通航的。宜昌古港是长江运输线上的重要枢纽，进出川江的船只都要停靠此地。
秦汉时期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在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发现过车模型。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
汉代，湖北有各种船，称呼也有区别。杨雄在《方言》卷九中谈到各地对船的名称有不同叫法:“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
湖北东部的寻阳一带，聚集着许多楼船。汉武帝时为控制南方，楼船起了很大的作用。《汉书·武帝纪》记载:“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僕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汉代的造船业发达，已能制造各种类型的船舶，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最著名的则是楼船。《史记·平准书》记载:“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1976年，在广州发现汉代造船工场遗址，表明沿海地区有了大型的造船基地，工艺技术高超。(https://www.daowen.com)
1973年，在江陵凤凰山8号和168号汉墓出土木船模型。木质船模是用一段整木雕成，全长71厘米，宽10.5厘米。木船明器，用于陪葬，但今人由此可推知当时船的形状:中部宽，头窄，尾稍宽，船首呈流线型上翘，甲板上置两横梁并伸出舷外，作舷边通道板的支撑。前部有4个木俑各持1桨，尾部有后梢1支。从技术层面分析，可见该船船身平面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能减轻流水阻力，符合现代流体力学的原理。舱内置横梁若干，上有盖板，还有撑篙荡桨的通道，这表明当时的木船上已经有了部分甲板之类的设备，这也是造船技术的重大进步之一。因为有了甲板，不仅能够方便行走，而且在江河湖泊上航行时，水不容易进入船舱内。该木船模型有木桨5只及桨架，说明木船是由多人操桨，船造得较大；也说明桨的数目是单数，按照船航行时的平衡原理，必定有一只桨作为桨舵使用才符合实际情况，它为船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该船具有桨架，也说明使用的桨为长桨。“剡木为楫”的“楫”是一种短桨，可以说是桨的初始形式；而这只西汉木船模型上使用的桨，以桨架为支点，与短桨相比是一种比较大的桨。桨的这种变化及桨架的出现也是造船技术进步之一。正是因为有了桨架这个支点，划桨手可以用全身之力划动木桨，与无桨架的短桨相比，优越之处十分明显。这件文物在今荆州博物馆展陈。
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中还出土了木牍，上面刻写的是一份水上运输的契约。立约者共7人，每人交“钱二百”，如因病、因事缺勤，每日罚钱30，也可雇人顶班。各人自备用具，应备而未备者罚10钱，擅拿船上器具者重罚100钱等。由此可见，当时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航运已十分繁忙。
汉代，荆州之所以造船技术发达，与当地的航运以及木材有关。外地造船，乐于采用湖北的木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了西汉吴王濞就曾“上取江陵木以为船”。《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记载了东汉时期，“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引《江表传》曰:“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江陵、夷陵、武昌三地都在长江沿岸，加之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故成为这一时期的造船基地。
东汉末年的造船规模，到了赤壁之战时达到一个高峰。当时，出现了新的战舰——斗舰，它是水军中最具代表性的舰船。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等人曾在1987年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委托，开展对赤壁之战的斗舰的研究。斗舰复原尺度:总长37.4米，水线长32.7米，舰宽9米，舰深3米，吃水1.8~2米，战棚高2.3米，指挥台高2.5米，舵楼高2.5米，上层建筑7.2米。全船设两桅、两帆、30把桨。两只木石结合碇位于首部，启碇及带缆用的人力绞车分别设在主甲板前部和战棚甲板上。复原的斗舰以1∶30的比例，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古近代战争馆。[52]
造船技术与机械有关，通过风力或水力，船得以畅行。当时的机械技术在农业中也有运用。前面谈到水利时，便说到汉代的南阳太守杜诗热心推广机械，大力倡导水排技术。水排把自然力转换为取之不尽的动力，节省人力，事半功倍，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也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交通工具中的车，与机械有关联。秦汉墓中多次出土车。如凤凰山汉墓出土轺车8乘，车为双辕，竹质。车舆置于辕上，平面呈矩形，前高后低。轮内沿有插入辐条的圆孔。凤凰山汉墓还出土牛车，木质双辕，前端微向上翘，上有小眼，钉入竹钉，挡住车衡。辕上置架，车架正视呈“方”形，侧视呈“网”形。辕下置车轴。牛车出土时，载薪柴三束。[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