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　　利

从事农业离不开水利，农田管理离不开引水和防水。唐代，湖北的农民兴修了许多水渠，有诗文为证。如皮日休见到复州(今天门市、仙桃市)、襄阳一带的田野时写道:“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塘缩项鳊。”^[11]

人们用地下温水灌溉农田，以便提高农业收成。在郢州京山(今京山市)有自流的温汤水，农民“拥以溉田，其收数倍”。^[12]

唐代的一些官员重视水利，不断维修水利，以防洪水，确保农业丰收。例如，襄阳人张柬之晚年回到家乡，任襄州刺史。《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张柬之传》记载:“会汉水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以遏湍怒，阖境赖之。”这说的是，张柬之在任期间，汉水暴涨，威胁到城墙，张柬之带领民众修大堤，遏制洪水，使得境内安全。李孟犨担任陆门堰稻田使，在白水之口(在今襄阳一带)“壅樊阳之陂”，“条流百道，浸润七邑”，^[13]从而保证了农业用水。(https://www.daowen.com)

贞元八年(792年)，李皋在江陵修筑傍汉古堤，《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皋传》记载:“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数十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显然，李皋是个有作为的地方官。由于水患，导致旧有的水利受到破坏，李皋以科学的态度重修堤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文中的“亩得一钟”引起了当代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的关注。“唐亩收一钟的产量合今制为一市亩产662市斤，这大概是迄今所见唐代湖北最明确的亩产记载，它比西汉江陵高产水稻折合亩产400斤提高了60%。”^[14]这可能是实行了麦稻复种、一年两产的结果。这样的土地生产效率，说明农业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大和八年(834年)，王起在山南东道沿汉江地带，修滨当塘堰。《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起传》记载:“八年，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江汉水田，前政挠法，塘堰缺坏。起下车，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而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九年，就加银青光禄大夫。”

大中十年(856年)，徐商担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注重水利，兴修堤防。史书记载:“汉南数郡，常患江水为灾，每至暑雨漂流，则邑居危垫，筑土环郡，大为之防，绕城堤四十三里，非独筑溺是惧，抑亦工役无时，岁多艰忧，人倦追集。公(按:指徐商)乃详究本末，寻访源流，遂加高沙堤，拥扼散流之地，于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潴成云梦，是则江汉终古不得与襄人为患矣。”^[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