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 业
1.农业管理
为了发展农业，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始，朝廷选择了一批农师，协助地方官员指导农民从事生产。《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记载:“诸路州府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丁男与牛力者，许众户推一人谙会种植者，州县给贴，补为农师。”这些农师熟悉季节与农时，通晓栽培技术，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威信。政府给予农师一定的薪酬，使农师能全身心投入到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中。
宋英宗时，李周担任施州通判，重视推广农业技术。《宋史》卷三百四十四《李周传》记载:“州介群獠，不习服牛之利，为辟田数千亩，选谪戍知田者，市牛使耕，军食赖以足。”鄂州江陵府驻扎郭杲注重推广农业技术，他在任时“招召佃客，收买耕牛，置造农具，添修庄寨，增筑堤堰，浚治陂塘，垦辟荒田”。[4]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
宋代刻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农业技术书，发放给农民，让农民获得更加科学的种田知识。地方官员也经常编一些农业指导书籍，普及农业知识，如南宋时的鄂州知州罗愿，他曾经发表《鄂州劝农》书，鼓励农民:“日出当作，日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其文:
国有四民，各分一职。农次于士，盖尊稼穑。日出当作，日入乃息。
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菖叶初生，于是始耕。务限既入，农事转急。
禾当播种，乘雨接湿。高田大豆，榆荚为候。三月区处，油麻穄黍。
时当警窃，图葺墙宇。蚕沙麦种，四月收贮。开渠决窦，以待暴雨。
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工织作，三伏炎暑。七月芟草，烧治荒田。
大麦小麦，上戊社前。禾欲上场，九月涂仓。缉绩布缕，十月多霜。
冬至埋谷，预试五种。不宜者轻，宜者则重。腊月粪地，治碓雕桑。
脩治农器，向春则忙。四时之务，展转相寻。既有常产，当有常心。
鸡豚兼蓄，枣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冒占。纷纷刬请，扰扰定验。
雨泽空过，失天之时。生意不发，失地之脂。身力不出，枉堕四肢。
于私无益，于官亦亏。耕既不深，难行根脉。耘既不勤，众草之宅。
粪若不施，谷不精泽。收若不速，风雨狼藉。若能开垦，处处良田。
若能灌溉，岁岁丰年。古来开亩，广尺深尺。长亩三条，于中种植。
渐锄陇草，爬土亩中。苗根日深，耐旱与风。又有区种，与亩不同。
方深六寸，种禾一丛。七寸一区，匀如棋局。区收三升，亩号百斛。(https://www.daowen.com)
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效验如何。凡苗之长，全在粪壤。
器欲巧便，牛须肥健。其或无牛，以人牵犁。彼此换工，惟在心齐。[5]
元代传承宋代的重农风气，更加重视农业管理。忽必烈虽然出自游牧民族，但对农业丝毫不马虎，他在执政第二年便设置了专管农业的“劝农司”，后来又改为“司农司”。《元史·食货志》记载:“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条多不能尽载。”这些农业机构与制度，对于湖北农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2.农业种植
宋元时期的湖北仍然采取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小农生产，因地制宜，粗放经营。在山区流行刀耕火种，农民烧山垦地，节省劳力，灰烬作为肥料；在地多人少的山岗丘陵，实行广种薄收；在人口密集的城镇附近，流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亩产。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最能体现农业技术，但当时的湖北人口不太多，大多数地区都是采用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正如王祯《农书·农桑通诀》指出的“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拟”，“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淮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
湖北长期种植水稻，水稻有不同的品种，并需要不断改良。宋代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使南方种植业上了新台阶。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占城稻的资料，在《宋史·食货志》有记载。占城稻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50余日，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它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能够抗旱。据史书记载，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6]
占城稻的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1倍，于是很快就广泛地流行于长江流域，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7.2亿亩。余也非在其《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中也得出，“南方水田，宋一般亩产二石，比唐一般亩产一石五斗，增产22.1%”。可见，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是，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湖北的稻谷产量有明显提高，南宋王炎的《上林鄂州》记载:“湖右之田……计其所得于田者，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 在此之前，湖北的稻谷很难达到亩产二三斛的(斛，古代的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湖北的地理环境有多样性，不仅可以种稻，还可以种麦、麻、豆、粟、桑、蔬等农作物。《宋史·五行志》记载了湖北种麦，“施州，麦并秀两歧”，“黄州，麦秀二三穗”。可见朝廷以麦收作为可喜的现象。由于种麦普及，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麦稻并种，形成麦稻两作制，提高了亩产量。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十一月，湖广总领赵彦逾等委托襄阳通判朱佾到宜城一带的木渠核实农作物产量，朱佾调查了大片土地的产量，得出结论:“每一亩夏收麦租三升，秋收粳粟三升。”朱佾甚至建议:“异时民力富足，耕垦如法，增收租子，可以此类施行。”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屯田》，宋代知荆门军陆九渊曾说:“荆襄之间，沿汉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余里，土宜麻麦。”这说明，人们根据土壤而选择农作物种植。
湖北农民重视优良农作物，作为谷种，或作为祥瑞。南宋庆元己未年(1199年)，郑延年到竹山县担任知县。农历四月十六日，有农民李祖振在田间发现不同寻常的两枝麦子。正常的是一茎一穗，而异常的麦子“其一五穗，其一两岐。父老惊喜，叹未曾有此”，“是岁二麦大熟，兆不虚矣”。[7]郑延年专门写了《瑞麦记》，以纪念此事。
宋代出现了专以经营茶园为生的园户，茶叶已经成为商品。北宋在江陵、蕲州等处设置榷茶税务官员，以茶税作为国库收入。《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江陵府务受本府及潭、赣、澧、鼎、归、峡州茶……蕲州蕲口务受洪、潭、建、剑州、兴国军茶。”茶价总额各有具体的规定。元代，湖北仍是重要的产茶区，宜都有峡茶，远安有鹿苑茶，荆门有凤山茶，武昌有云雾茶，大冶有桃花茶，巴东有真香茶，荆州有仙人掌茶，来凤有仙峒茶，蕲春有松萝茶，崇阳有黑茶，归州有白茶。制茶技术更加精湛，许多茶叶都列为贡品。正因为湖北各地普遍种茶，《茶经》一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湖北的农作物中有瓜果。西瓜是唐五代时期从国外传入中国的，到了南宋时，湖北已经能够种植西瓜。在鄂西南的施州，咸淳六年(1270年)立了一块碑，记载了西瓜的传播过程，是国内所见最早的西瓜栽培资料。西瓜碑，又称南宋引种西瓜摩崖石刻，位于今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周河村二台坪，地处宋旧施州城——柳州城西门外。石刻文字记载了郡守秦姓将军到此推广经济作物及种西瓜事，并对西瓜的种类、引种时间、培植方法等进行了重点介绍。碑文从右至左竖刻10行，每行17字，共169字。民国七年(1918年)，恩施县知县郑永禧著《施州考古录》上卷《柳州城》记载了这段文字。碑文为:
郡守秦将军，到此栽养万桑诸果园，开修莲花池，创立接客亭及种西瓜。西瓜有四种:内一种云头蝉儿瓜，一种团西瓜，一种细子儿，名曰御西瓜。此三种在淮南种食八十余年矣!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外甜瓜、梢瓜有数种。咸淳五年，在此试种，种出多产，满郡皆与支送，其味甚加，种亦遍及乡村，谷刻石于此，不可不知也。其瓜于二月尽则以种须是三五次埯种，恐雨不调。咸淳庚午孟秋朐山秦□伯玉谨记。[8]
北宋时流行一本《格物粗谈》，旧题苏轼撰。苏轼在黄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的湖北盛产柑橘，如何贮藏柑橘?《格物粗谈》有一段介绍:“地中掘一窖，或稻草，或松茅铺厚寸许，将剪刀就树上剪下橘子，不可伤其皮，即逐个排窖内，安二三层，别用竹作梁架定，又以竹篦阁上，再安一二层。却以缸合定，或用乌盆亦可。四围湿泥封固，留至明年不坏。”[9]今湖北山区的果农仍然在采用这种传统方法为柑橘保鲜。
元代王祯的《农书》中有《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涉及80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起源、品种和栽种方法。其中谷类有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青稞附)、黍、穄、粱秫、大豆、小豆、荞麦、胡麻、麻子等，蓏类有甜瓜(黄瓜附)、西瓜、冬瓜、芋、蔓菁、茄子、莲藕等，蔬类有葵、芥、菌子、蒜、葱、韭、茼蒿等，水果有梨、桃、李、梅、杏、栗、桑葚、柿、荔枝、龙眼、橄榄、木瓜、银杏、橘、橙等，竹木类则介绍了竹、松(杉、柏、桧附)、榆、柳、柞、皂荚、漆等，杂类有木棉、枸杞、茶、红花、蓝、紫草等。王桢的分类在当时是很科学的，他被后世称为中国农作物学的奠基人。大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对当时种植的苎麻、木棉、西瓜、胡萝卜、茼蒿、人苋、莙荙、甘蔗、蜜蜂等都有介绍，将蚕桑生产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农桑辑要》提倡向北方推广苎麻和棉花种植，详细地记载了这两种作物的种植、管理与加工、应用的方法。当时，这几本书在湖北农业种植方面发挥过指导作用。
3.农业工具
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志之一。我国传统农业工具长期停留在同一水平上。犁是用来翻地的，钯是用来平整的，锄是用来松土的，镰是用来割植物的。农民们长年用这些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亘古不变。吕祖谦的《薛常州墓志铭》记载了南宋孝宗时，在黄州兴办营田，薛季宣主持其事，卓有政声。他要求营田者配置完整的农业工具:二丁共牛一头，犁、钯、锄、锹、镰刀如牛数。元代王祯《农书》中有《农器图谱》，占全书的4/5，记录了宋元时期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产品加工机械和各种生活器具，涉及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纴、麻苎等20个门类，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
湖北长期种植水稻，在大面积种稻之前，先在一小块地育秧，秧育好之后就要扯秧，把秧分成小把子，以便插秧。扯秧是个细致活，长久地弯着腰，特别累。人们为了劳作时轻松一些，创作了一种农业工具，那就是秧马。北宋时，苏轼在武昌曾经见到过插秧用的秧马，并写了《秧马歌》，在《秧马歌》加引了一段文字，称赞这种新的工具缓解了辛苦的劳动，值得推广。其文曰:“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10]苏轼注意到制作秧马的材质，木材决定功用；还注意到秧马的形状，形状宜于劳作者舒畅并方便移动。秧马的发明，应当比苏轼看到的时间要早，否则不会在武昌等地流行。苏轼认为秧马是很好的工具，就在江西推广，写诗、撰文、作图，倡导采用。他在《东坡志林》中说:“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江西的农民从事农业劳作，有自己的习惯，对湖北农民发明的秧马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刚开始时不接受这样一种新的工具。然而，通过苏轼等人的宣传，后来普遍采用了秧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