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　　利

农业离不开水利，水利不仅可以防止农作物的旱涝，而且还有利于交通，有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农业丰收，宋朝鼓励兴修水利。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六》记载，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规定:“有兴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闻，特与褒除，以励能者。”元代设有管理水利的官员。《元史》卷九十《百官六》记载:“都水监，秩从三品，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都水监的级别也不低，秩从三品，说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

为了提高水上运输能力，宋代官员注意兴修漕渠。据《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四》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西京转运使程能献建议朝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到了端拱元年(988年)，朝廷计划对这个宏大的漕渠分两段实施，一段“开荆南城东漕河，至狮子口入汉江”，开辟的水路“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另一段是“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今陕西有白河县，与湖北相连接。古白河当为汉水支流。这项工程初步完成了荆南漕河到汉江的部分路段，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宜城县令孙永组织民众修复长渠，清理淤积，加固渠岸，恢复机关，使之蓄水，为民田供水，民受其益。为了保证长渠的长效机制，孙永又制定了管理制度。后来，曾巩调任襄州知州，专门写了《宜城长渠记》，称赞孙永的功绩，其文曰:“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州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碣，使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11]据此可知，地方官员不仅领导修复水渠，还参与科学管理，以便更好发挥水渠的作用。南宋时也修过长渠。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朝廷派京西运判姚岳治理长渠，姚岳实地考察，召集两万名役夫，使长渠的水利功能更加完善。

凡是有利于农业的水利，总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文人的点赞。宋英宗时，朱纮为宜城县令，在治平二年(1065年)修复了当地的木渠。木渠经宜城县东北而流注汉水，年久失修，朱纮发动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3个月就完成了工程。木渠把若干个陂塘、支流连接成一个灌溉网，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民众长期受益。《郧溪集》卷十五中记载了郑獬在治平四年(1067年)为兴修木渠作记，“治平二年，淝川朱君为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再凿之。曰:‘此令事也，安得不力?’即募民治之。凡渠所渐及之家，皆授功役锸杵，呼跃而从之，惟恐不及，公家无束薪斗米之费。不三月，而数百岁已坏之迹，俄而复完矣”。^[12]郑獬又写了一首《木渠》诗，诗赞:“木渠远自西山来，下溉万顷民间田。谁谓一石泥数斗，直是万顷黄金钱。去年出谷借牛耕，今年买牛车连连。须知人力夺造化，膏雨不如山下泉。雷公不用苦震怒，且放乖龙闲处眠。安得木渠通万里，坐令四海成丰年。”^[13]其中说到“人力夺造化”，是对这项水利工程功能的高度评价。朱纮复修木渠，不需要政府出钱，百姓乐而趋功，渠成灌田，数县农民得利，朝廷奖励此事，提升朱纮为大理寺丞。(https://www.daowen.com)

宋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梓州路转运判官李竦上《乞兴江淮荆楚水利奏》，建议朝廷命湖北境内地方官员“访求境内古来陂堰积年毁坏荒废者”，抓紧时间修复。^[14]太平兴国年间，张咏担任崇阳县县令，带领民众在白泉上源修筑陂堰，凿山为渠，引水入圳灌溉农田，使几百顷农田免除水旱之患。^[15]

汉阳的禹王庙是先民对治水英雄的纪念。至迟在南宋绍兴年间，人们就在汉阳龟山临江的坡地建有禹王庙，以后屡有重建。明嘉靖年间，在禹王庙旁修了晴川阁。天启五年(1625年)把禹王庙改名为禹稷行宫。其建筑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带有墀斗布瓦屋顶。

元代继续重视水利建设。如元皇庆元年(1312年)，嘉鱼县知县成宣带领民众在江边筑堤，上自马鞍山，下至三角铺。此堤对于预防长江水患，有一定的作用。民间称这一段堤为“成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