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源：害怕你也没有办法，害怕你也得往前打，往前冲
董宝源是黑龙江省宁安人。高小还没有毕业，就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到山里抠松油。松树会分泌油脂，死了烂了，松油都集中在一起，日本人用这些松油炼油。松油很不好抠，可日本人要求一个人一天最低也得抠十斤二十斤。这个时候已经临近日本投降，监工们也没有精力管这些劳工。“八一五光复那几天吧，我们就听见炮响了，我小，不知道什么事。那些老人说开炮的肯定是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称呼），老毛子要进来了。我说我听见飞机响了。第二天我们就往回跑，迎头还碰见日本鬼子往山里撤，抬的抬，背的背，还有家属、警察、特务，他们把我们带的吃的东西都抢走了。离家还有五六十里路的时候，又碰到一群日本鬼子，都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他们要炸桥，位置就在宁安海浪附近。我们中间有很多朝鲜人，都会日语，我们让他们在前面走。日本鬼子和他们说，让我们赶紧过去。我们过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把桥炸了。”
1946年八路军到了牡丹江的宁安，董宝源应征入伍，在牡丹江二支队一团一营一连，那是支地方部队。他才十五岁，扛了三个月的枪。连长看他太小，打仗也跟不上队伍，就建议营里把他调到营部当卫生员。虽然董宝源高小没有毕业，但在部队里，文化程度还算是很高的了，他在牡丹江卫校学习了三个月。
1947年1月，董宝源所在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合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董宝源在卫生队。卫生队既没有枪也没有炮，就跟着部队跑，战场在哪儿就跟到哪儿，接管伤员，像转运站一样，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到卫生队，卫生队处理后再往后方转。
围困长春时，国民党的部队没有吃的，他们的飞机就飞来空投粮食。正是春天的时候，风小，粮食能投给他们；风一大，就投到解放军这边了。长春的老百姓也饿得连道都走不动了，他们可以向外走。每天解放军放开口子，让老百姓走两个小时，上午八点到十点。部队在九台卡伦设了一个粥铺，粥很稀，每次给一小铁碗；再往前走一里多路，还有个小店，小店的粥就稠点儿了，给两碗粥；再往前走段路，到了第三个小店，能吃饱就让他们吃饱。“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怕他们一下子撑坏了。”
然后就是辽沈战役了。“我记得最艰苦的是过大凌河。初冬的大凌河都结冰碴了。渡河时都要把衣服脱下来打成捆，光着挤着过河，水齐腰深，老百姓都穿着新发的水衣给我们带路。我们纵队在锦州周围，塔山阻击战是四纵队打的，我们一纵队做后备。等拿下锦州，塔山阻击战也结束了。打完锦州，我们又往回返，大部队一个劲儿地催着快走。那时候国民党兵被我们打得到处跑，到处都是溃兵。什么叫兵败如山倒？那就是啊！”
打天津的时候，董宝源调到通信连当了卫生员，也不配枪，只给了两颗手榴弹。“害怕你也没有办法，害怕你也得往前打，往前冲。”
“我们打的是小西阳门。小西阳门周围都是国民党布的地雷，我们的工兵在前面排雷，有地雷的地方都插上小白旗。咱们的炮很多，一个个像树桩子似的。具体进攻的日期我记不住了，但时间我还能记住，是上午八点钟，一开始是试炮，不到十点就打起来了。过护城河的时候，搭浮桥的还没有跟上来，部队就冲上去了。我们有一个政委叫李伟，一下子就掉下去了，他的警卫员把他救上来。我们大部队冲上去后，国民党的兵很多都缴枪往后跑。我们就告诉他们到哪个交通壕去集中。十点钟部队发起总攻，十一点我们就进了天津城了。”(https://www.daowen.com)
“打完天津就去包围北京。在北京接收整编的国民党兵，一个班一个排地接收。接收结束时已经是1949年的春天，我们就开始南下。”
北方人到了南方很不适应。通信连负责电话接线、骑兵通信，还有一个架线排。一次行军，目的地是湖南的桃源县，一百二十多人的通信连，真正走到目的地的只有三个人，董宝源、 副连长和理发员，剩下的都掉队了。发疟疾的发疟疾，拉肚子的拉肚子，行军的时候把大便都拉在裤子里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仗打，就是走路了，走到广西百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知道建国了，当然高兴了，我还演节目了呢。那时候就知道有国家了，知道打仗就是为了成立这个国家呀，但不知道要建成什么样，都想回到北方，到北京看一看，结果也没有回得来。”
“庆祝建国，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块银圆，一个大银圆。我把银圆打了一双筷子，那时候花的都是纸币，不用大洋，把它打成筷子做个纪念好保存。可抗美援朝的时候丢了。有一次遇到敌机扫射，当时我把挎包放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车给打着了，我的挎包就没有了。”
抗美援朝时，作为卫生兵的董宝源无数次地目睹了生命的逝去，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我的战友，还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伤病员、机关，都在一个山洞里，那个山洞被打着了，结果烧死了三百多人。”
董宝源1951年回国。回国后参加学习班，学习医疗知识，一年后分到二十七陆军医院，就是后来的五十七预备医院。1957年9月，五十七预备医院集体转业到八五二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