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贵：到朝鲜是坐闷罐车去的，去了就没有打算回来
王言贵是河南新野人，1928年12月生人。1948年入伍，在县大队，后来到了五十八军一七三师五一九团警卫连。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部队要培养一批坦克驾驶员，王言贵被选上了。“我一个字不识，不知学校门在哪儿，我去干啥？人家说要的就是这样的，没文化的现学都来得及。”王言贵懵懵懂懂地就报了到，然后跟着队伍坐上了火车。一开始说是去北京，他没出过门，想着能去北京看看也挺好。谁知道火车晃荡到了北京没让下车，停了一会儿又开走了，又晃荡了几天就到了四平。“一下车，哎呀可冷了，那时候十月份就很冷了。”那一年，部队刚换了新服装，王言贵他们都戴着大盖帽，穿着套头衣服，很帅气。
那时候朝鲜战争打得相当激烈，学员们都明白，看样子要过江了。那时苏联军队也来了三个师，派出教员教这批学员，驾驶员教驾驶员，炮长教炮长，教了三个月。“晚上拉出去试试，不行，车都开到沟里去了，这还能打仗？那时候的人都笨。”
又备战了三个月后，王言贵他们就过去了。“到朝鲜是坐闷罐车去的，去了就没有打算回来。既然我是自愿来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就不能当逃兵，当兵就是为了打仗的。”
这批匆忙培训上岗的驾驶员，开着坦克上了战场，就暴露出短处来，技术不过关，就别提还要打仗了。坦克本来应该是在前面开路的，可这一批坦克只能跟在步兵后面跑。没办法，上级只好又抽一部分坦克驾驶员到团里集训。
这一次培训过后，王言贵们再次把坦克开上了前线。
“我们挖好了坑道，把坦克藏到山洞里，藏好了，伪装起来，美国飞机来了也找不到。白天不开车去看地形，把地形摸熟了，知道目标在哪儿，天黑了，我们开车出来打。我们的指挥所在山顶上，他一指挥就开始打，一号、二号、三号目标。打完了，敌人的炮火撵着打过来，我们赶紧跑回山洞藏起来。”
美国人知道有个志愿军的坦克部队在这一片，晚上飞机过来，却找不着目标，就胡乱扔一气炸弹。坦克部队驻扎的地方是个城市，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在朝鲜那么多年，他们愣没有找到我们。”
坦克部队一个师两个坦克团，一个连才十台车，一连、二连、三连是轻型坦克，三十二吨的；四连、五连是火炮和重型坦克，四十八吨的。平时坦克车都不集中在一起，这挖几个洞，那挖几个洞，分散藏起来，敌人根本发现不了。
配合步兵部队打上甘岭，王言贵所在的连全连出动，他开的是三十二吨的坦克车。战前各车的位置都布置好了，你的车打啥？打探照灯不让它亮；他的车打啥？掩护步兵冲锋；有的车开辟道路、冲铁丝网，有的车打暗堡，有的车打钢筋水泥碉堡等等。连长的车是指挥车，副连长不在坦克车里。一个车有五个人，多一个也坐不下。车里尽是枪弹、炮弹，装得满满的，打不同目标用不同的炮弹。车里有望远镜、观察镜，在车里都可以看到一炮弹打哪儿去了。“我们的炮弹打过去能穿透他们的二层钢板，像火龙似的，他们打我们不行，苏联坦克比他们的好。”
越打越有经验，也不害怕了。最后打得敌人的坦克也不敢露头了，原来都不伪装，后来也得伪装了。(https://www.daowen.com)
“步兵真的很苦啊！我们车上能带着吃的，步兵不行，都在掩体里，下雨天就站在水里、泥里，弄得像个泥蛋，在最前沿的部队一个星期一换。”
王言贵参加的最后一战是打金华。那时候每天都是谈判啊停火啊，每天都谈，也不知道能不能停，也都无所谓了。打金华就是专挑李承晚打，说是李承晚不谈判。那次志愿军出动了两个军，王言贵他们的车队也出动了，一口气把李承晚的军队消灭了。
打完金华就停战了。
停战那天王言贵还挺纳闷儿，怎么停火了？连里派他带个车去前沿，配合工兵班起地雷，还告诉他下午返回来时，把敌人的车能卸的零件都卸回来。他就带着车去了。
“我们的前沿在哪儿？你看过电影《英雄儿女》了吧，那是我们的最前沿，敌人叫老秃山，我们叫无名高地，就打那个地方。我一看真停火了，挺好，战士们都穿着白衬衣，就在那山头上。”
“打金华我哥牺牲了。他是步兵，部队当时给我来信，告诉我他牺牲了。他是模范党员，是班长。战争哪有不牺牲的，是避免不了的。我家很穷，弟兄五个，姊妹六个。我们弟兄都找不到媳妇，我哥他是老三，有媳妇。国民党那时候抓壮丁，他就躲起来了。淮海战役结束了，他在家里参加了解放军。他牺牲的时候二十六岁吧，他有个孩子，现在还在。”
1955年3月王言贵回国，1956年3月就到了北大荒。
血雨腥风的经历，生与死的绞杀，肉体的痛苦和意志的考验，心理的重压和精神的折磨，我们知道，这不是故事，是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一群人的命数。这样的一群人，从战争的绞杀中逃生的人，苦与难都已不在话下，生与死只在笑谈中。活下来，就是幸运；而活下去，则是最大的信念。
北大荒，无非是他们面对的又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