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举兴：杀了八十三个俘虏，犯错误了，连长还撤职了呢
程举兴在八五二农场是个很有名气的人，但其实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垦荒老兵。
资料显示：程举兴，1926年10月出生，河南濮阳人。1939年8月14日参军。1956年来农场。1985年退休，退休前岗位是总场武装部弹药库警卫。
资料就是一个表格，注明自然情况，但就这表格中简单的几个年份，足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程举兴说他参加的是红军，笔者查阅相关资料，1938年以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叫红军。程举兴参军时间是1939年，也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部分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也有还没被改编的，那么程举兴参加的或许就是这一支红军部队；或者，已经被改编了，但人们还习惯地叫红军。我们姑且采用他的习惯用语来陈述。不管怎么说，以他的年龄和参加革命的时间，应该是一位老革命了，他的职位不该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场职工，这中间肯定是有故事的。
很多人听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程举兴在部队是受过处分的，因为他杀了八十三个俘虏。
我们更想听他亲口讲述他的故事。听说已经九十一岁的老人身体不太好，刚出院，而且不想接受采访，他不愿意讲了，讲得烦了。
我们不敢勉强，有些遗憾，只好安排其他采访。在老干部活动室采访的间隙，突然传来话：程举兴来了，同意接受采访。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急忙把老人迎进临时布置的采访间。
老人坐着轮椅，手里拿着一支手杖，由女儿推着进来了。我们想让老人就坐在轮椅上采访，便要挪动背景，重新调试机器，但老人却执意站起来，挪动着不太灵便的双腿，双手扶着手杖，支撑着身体，坐在了摄像机前。这一刻，忽然就觉出了他的坚强，他的执着，让人心生敬意。
九十一岁的程举兴
我们没有问老人为何突然改变态度接受采访，老人自然有他的心思，回忆过去，其实是件很伤神的事，尤其这回忆充满了战场的硝烟、血腥和杀气，一次次与死神过招的凶险，还有，他为此背负的精神压力，那让他的人生突然转向的推力。他女儿说，父亲年轻时经常给人讲述他的战斗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现在老了，却不愿意说了。程举兴说：“讲来讲去，讲的心里也不好受，也不舒服。别人问我过去的事，我说算了吧，都过去了，我都不愿意讲，讲他有啥用吧？咱们说的话都是废话。”
我们知道他讲的不会是废话，但是不敢引导，也不想引导，只想任着老人凭着自己的思绪，随意讲些什么。
没想到，老人开口讲述的，就是他杀俘虏的那一场战斗，甚至都没用什么铺垫——
我过去的这些事，好事也有坏事也有，坏事怎么说有呢？我当了八年连长，最后杀人杀的多了，还犯错误了，连长还撤职了呢。有一次打仗，一开始我的连在那个地方，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了，把我的人打死了一百二十名，我三天两晌没吃饭，就是睡觉，心疼啊。后来在平汉战役，打沙河镇马庄的时候，叫我把他们包围了。双方的距离很近，大声说话都能互相听见，开始我喊他们投降的时候啊，他们一个连都在那里。我喊：“蒋军弟兄们，你们缴枪吧，你们缴枪共产党是优待俘虏的。”他们不但不接受我的喊话，还骂我：“你想要枪，拿你的狗脑袋来换！”要我的脑袋换他们的枪啊？我说好样的，我要给你留一个活的，我改名换姓。我们有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我就命令战士用机枪打。那一仗打了四个多小时，打到了天黑，敌人的阵地里有一百五十多人，让我打死了八十多人。打得他们真没有办法了，出不来了，他们喊话：“弟兄们不要打了，我们缴枪。”缴枪？我不缴枪，我的脑袋不换你的枪，我要命，要脑袋。我又打起来了，打到最后没有一个活的了，一百五十几个人全撂倒了。结果，回来以后，团长说我：人家喊缴枪你为什么不要啊？你怎么不停止火力呀？我说我的战友让他们打死一百二十个，你怎么不说这句话呀？我们的战友没有父母、没有哥们儿吗？不心疼战士的干部能是好干部吗？我和团长就干仗。干完仗团长说你违反俘虏政策，要撤我的职。我说撤撤撤，反正我是大老粗，一个字也不认识，我也当不了大干部，赶快撤。你撤完了定我什么罪，该死不该死，该死你选个地方，我姓程的腰都不弯，我自己去。团长也不和我犟，就把我关起来了，后来就把我连长拿下来了。哈哈，就这么回事。我那时候脾气不好，也可以检讨自己，是个性太强。
程举兴操着他的河南口音，一口气讲完了这件事的始末。中间没有停顿，都不用细想，可见这件事对他来说已是刻骨铭心。但他讲起来，却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许是年代太久远了，记忆已磨成了厚茧，清晰，粗粝，只是没有了温度。(https://www.daowen.com)
九十一岁的人，本可以忘掉许多事，也应该忘掉。女儿说，他记不住什么时候结婚的，也忘了老伴是哪年去世的，说不清大女儿到底是七十几岁了，甚至，来北大荒后的许多事都模糊了，但是，他却忘不掉那些战争岁月的经历，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哪一场战斗，经历了什么。
程举兴说：“要是讲这几十年的事，我是记不住了，就是讲打仗这些事我还行。好多事啊，我打仗打的可多了。”
程举兴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离家当了红军，多年没了音讯。作为红军家属，随时都面临着被抓被杀的危险，他和母亲只好逃离家乡，一路要饭走到了黔南。稍大些了，他给人家放牛，放五十头牛，母亲还得出去讨饭。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在要饭的路上贪黑回家时被狼咬死了，剩下他一个人，留着自己的命也不知道干啥了，就跑去当兵，当红军。人家嫌他小，没有枪高呢，说行军打仗你能跑得动吗？程举兴说，我是要饭的出身，净跑道了，我不怕。人家还是不想要他，劝他回老家。他就哭着跟人家讲自己的身世，讲得对方也感动流泪，才答应收留他。因为太小，就让他当马夫，喂了两年马，就到连队当战士，六个月后就当了班长。当兵后他得知父亲和两个哥哥的音讯，父亲是司令部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大哥是老七团的团政委，二哥在一五一团当团长，都先后牺牲在战场上。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程举兴是八路军的侦查员。部队打游击，鬼子出了据点就打，鬼子不出来，就没法打，武器不行，确实打不过。后来缴获的武器多了，日本鬼子就怕八路军了。日本人怕武器被偷，一个排一个连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把大小枪都捆在一起，两个人都抬不起来，就放心了。四周都不站岗，就在门口站岗。程举兴他们摸进去，把他们的武器全弄走了，然后拿着枪，对着睡了一溜的鬼子，一枪一个，一个排、一个连的都消灭了。后来在山东济宁一带打了一仗，很激烈，在城门上拼刺刀，程举兴一个人拼六个，拼死三个，刺伤刺跑了三个，他的胳膊也被刺伤了。那些年，所有的战士，打一仗回来，就是不负伤，衣服也都被挑得破破烂烂的。连长、排长、班长都冲在最前面，连长冲上去了，后面的战士就不用说了，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这样。程举兴曾经一个人在敌人窝里夺出来七挺机关枪，立了一个大功。在一次战斗中，程举兴正抱着机枪扫射，敌人一颗炮弹飞来，爆炸的气浪将他掀翻，炸起的泥土将他活埋了，战友们用手将他刨了出来，缓了半个小时才活过来。也就是这一次战斗，他的一只耳朵被震坏了，流水流脓，两个多月才停止，可也彻底失聪了。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又起。程举兴参战的脚步就没有停下过，从西北打到内蒙古、从内蒙古打到北京北部，又打到东北，又从东北开始，一路打过去，河南、河北，山东青州，渡江后转战川北、贵州、云南，直到西康，差不多把全国打了一遍。自从被撤了连长的职，他就一直当战士，他的老首长曾经让他复职当连长，他却一口拒绝，说绝对不当官，认可干回老行当，当侦查员。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哪儿都敢闯，连敌人的窝里也敢去。
南征北战近二十年，程举兴负伤七次，两个胳膊就挨了两枪。身上打了好几个窟窿，脚和胳膊都不听使唤了，一只耳朵也失聪了。和平年代了，他的身体也不行了，就动了回家的念头。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还有老旅长匡斌，都是他的老首长，在一起很多年，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他真的舍不得这些老首长，记得在东北打完仗，就为了找回老部队，他曾经一路追踪他们征战的足迹直到西康。但现在，他不得不离开老首长、离开老部队了。老首长们最初还想着挽留，但看看他的身体状况，是真的不行了，走路都走不动了，就同意放他回家。
程举兴终于能够歇口气，不用在生死场上拼命了，可以回家了。家里有妻子，那个也是讨饭出身的贤惠的女人，他当兵打仗这么多年，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夫妻团圆、男耕女织的日子，该是多么令人渴望！而且，他身上还带着一笔不小的转业费，因为他多次立功，别人的复员费只有一二百万元，他却拿到了一千万元（按当时的币值）。这笔巨款，会让他过上一段丰衣足食的生活。未曾想，他揣着这笔巨款回到区里，就被动员将八百万元存进区里的一个小银行，后来又给他提出了二百万元的现金，剩下的钱就变成了存折。结果，他跟银行的人吃了一顿饭喝了点儿酒，存折也被拿走了。程举兴知道这笔巨款是被区银行黑下了，他去讨要，人家却不承认，他就报告到县里，县里说帮他追回，结果也没追回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程举兴回到家里，还没等安顿下来，一声令下，又惊醒了他想过安逸生活的美梦。
程举兴说：“王震司令员下命令了，嗷嗷地喊：同志们，共产党员们，革命的老战士们，还有负伤的新战士们……这四千人一个都不准回家！……哎呀，这四千人都不让回家了，一个也不准回家。大家就问，你不让回家，司令你让我们回哪儿去？建设祖国、开发边疆北大荒！这四个团的复员兵，就一下子都来了。”
程举兴的这段话，有些表述不清，他坐上了什么车，是否到了家？在哪儿接到的命令？四个团的复员兵又是如何接到了来北大荒的命令，都无法求证。他的女儿在一旁不时地替他更正。显然，老人曾经给女儿讲述过这一段经历，只是此刻的记忆有些乱了。但我们相信，老人曾经近乡情怯，曾经多么盼望夫妻团圆过安稳日子，一道军令干扰了他的心绪，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现实、臆想、猜测以及思绪就都纠缠起来，随着年代久远，这些纠缠的线索就有些理不清了。
无论当时的过程如何，反正程举兴没有留在家乡，而且把妻子也一同带到了北大荒。那是1956年。一开始他分在饶河县八五九农场，紧靠着乌苏里江，对岸就是苏联。六年后调到迎春，领着一排人，修建迎春到小佳河的几条路，还有饶河县、大佳河、小西南沟的路，都是那几年他参与修建的。刚到农场时，领导安排他当连长，他说没有文化，连个通知文件都看不懂，咋能领导农场的事？农场的事不像打仗，打仗靠的是勇、猛，种地就不能靠勇和猛了。他坚持不当官，就当兵，结果他真就当了一辈子兵，都是在最基层劳动。到后来，他身体实在不行了，两条腿走路都困难，左胳膊受枪伤后也伸不直，就被调到了八五二农场，在弹药库当警卫，就是站岗。这一站又站了八年。最后，站岗也站不住了，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管事了，领导就让他回家了。
程举兴讲述着一生的经历，眼神里充满了伤感，拄着手杖垂头感叹，这一辈子过得不舒心啊！父母和哥哥都死在战争年代；老伴跟着他在农场吃了一辈子苦，刚六十八岁就过世了；二女儿因为得了白喉病七岁时夭折，在他心里积下了一个结。如今，老人还有五个儿女，已是五世同堂的大家庭。
程举兴说：“养到现在，就是一个老头子了。哈哈，我是很满足的，我也不劳动，有女儿伺候着，九十多岁的人还有人伺候着，你还不满足？还拿那么多退休工资（老人退休工资五千多元）。够我吃饭够我穿衣了，要多少是多呀？我对共产党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和我一起当兵的死了多少人呀，真是没有数啊，打哪个战役都要死万八千的，我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这一段话，老人说得非常清楚，毫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