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琨：我是个二十三年没有过组织生活的老党员，就是因为出身问题
徐庆琨
徐庆琨说：“我的历史是灰色历史。”
“我是个二十三年没有过组织生活的老党员，就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要不是因为出身问题，也不会把我整到北大荒来。”
徐庆琨一开始讲述，几乎毫无铺垫，就提起了这个话头，可见这件事在他的心目中所占的分量，用铭心刻骨一点儿也不为过。“当时我就很不服气，我就写了申诉书，可已经晚了，我就是这么来北大荒的。到了八五二，我又写申诉书，但石沉大海。1958年9月我从连队调到总场，我还写申诉书，还是杳无音讯。二十三年，我就在八五二夹着尾巴做了二十三年人。”
徐庆琨说的“二十三年”，是从1958年起至1981年；2017年再说起这事，就得往上追溯五十九年了。
1958年，徐庆琨在湖南省军区服役，是“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尉官。1956年时他就是预备党员，本该1957年转正，只是因为“反右”运动期间停止转正等事宜，这事就延到了1958年。在有二十名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除了有二票建议延长预备期外，其余的都同意他按期转正。
几天后，政委找他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徐庆琨不解，解释说没有问题，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政委就把一张履历表似的东西给徐庆琨看，却把那张表折起来，只给他看结论的部分。结论是：“该同志长期隐瞒地主成分”。
徐庆琨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前，那时家庭还很兴旺，有二三十间房，种了三四垧地。事变后兵荒马乱，在乡下住不下去了，家就搬到黑龙江的延寿县。那时候家里有十多口子人，开销大不说，继母还患上了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为治病花了很多钱，到解放初土改时，家里资财所剩无几，在城里也生活不下去了，就又搬回农村。父亲在城里做事时，定成分时是自由职业者，村里的干部不明白自由职业者是什么成分，便想当然地套为“中农”，所以徐庆琨参军时填的成分就是“中农”。当时村里有两大家族，一个孙家一个徐家，从祖父那代两大姓就争斗，互不相让，彼此仇视。徐庆琨在部队要入党时组织上外调，被孙姓村人告了一状，就有了“隐瞒地主成分”的外调结论。
再过几天，第二次支部大会上，除了有二票建议延长徐庆琨的预备期外，其余的都不同意他转正。
徐庆琨不得不离开部队了。
1958年4月22日，徐庆琨来到八五二农场，分在四分场四队。那时候不管在部队时是多大的官，来到农场都当农工。原来的四队是劳改队，队长姓陈，是看管“劳改犯”的，说话的方式都是教育“劳改犯”的那一套，“开会的时候训话，要我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我们这帮人能听他这样和我们说话吗？第二天就跑分场去了，问分场场长，我们是劳改呀？他这么和我们说话，还看着我们呀？让我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
没过几天，分场把陈队长调走了，调来一个叫王兆堂的当队长。与徐庆琨一见面，原来是战友，在湖南军区后勤部时，徐庆琨当会计他当管理员，都是副连级。
九月份，徐庆琨调到了总场商店当会计，1963年提拔为商店副主任。“说实在的，我要是党员，就是主任了。”徐庆琨在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十九年。1980年，时任商业科长退休，继任者有两个人选，童尚义和徐庆琨，结果童尚义当了科长。(https://www.daowen.com)
只因为徐庆琨没有党员的身份，组织上在对他的任用上就有许多的保留；又因为“长期隐瞒地主成分”这一政治疑点，甚至也影响了子女的前程。
徐庆琨从来没有停止过向组织申诉，却都如石沉大海。
黄友良副书记找他谈话。“说你这个事是部队处理的，不好办。要不你再写个申请重新入党吧。我说不行，我不写，非得给我恢复党籍不行。”
其实，徐庆琨要的，不只是恢复党员身份，他要的是名誉，是政治上的平反。他知道组织上对他还是很关照的，“你想想，那时候我是个非党员干部，能当一级组织的领导，很不容易。那时候农场就两个非党员干部，一个是水库的副主任王汉奎，再一个就是我。”
徐庆琨说：“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一直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在农场的经历很简单，一直在商业系统，虽不能说是立下汗马功劳，但农场商业打基础和发展，我是一直参与的。”
徐庆琨调到总场商店的时候，商店在大沟东边的南侧，有两栋草房，一栋是托儿所，一栋是商店，商店是丁字形的，规模非常小。随着农场陆陆续续进来很多人，像山东支边青年、河北支边青年、上海支边青年等，再加上转业官兵，手里都有钱，购买力很强，这个规模的商店已经满足不了需求。陆续地，各分场都成立了商店，连队也都有了代销店，总场就成立了批发站。这个批发站没有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徐庆琨叫它“不三不四批发站”。批发站从三级站进货，和三级站差价百分之十五，往分场批的时候，给分场百分之十，批发站留百分之五。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徐庆琨都在各连队跑，帮着建代销店。“那时候总场的销售量是相当大的。比如说，我那时的工资就八九十元，我老伴的工资五六十元，我们一家有一百多块钱的收入，那是不得了的，我们自行车、缝纫机都买得起。”
这时候的徐庆琨已经当上了商店的副主任。他开始琢磨办一个正式的三级批发站，报告是他亲自起草的，主管副场长黄根堂做了批复。随着农场的发展，商业也日益兴旺，相继成立了百货站、纺织站、医药站、五金站、糖烟酒站、生产资料站、土产站、果品站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初具、体系健全的商业小社会。“总场场部有三个商店。一百、二百、三百，还有很多站，这些站都直接和牡丹江二级站发生经济来往。每个分场也都有商店，各个连队也有代销店。农场的商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曾经辉煌的一段时间。”
徐庆琨在农场的商业系统业绩卓著，干得风生水起、任劳任怨，但他始终放不开心里的那个“结”，仍然不停地申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徐庆琨又开始写申诉书，这次写得更详细，一共写了十六页。几十年的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诉，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总场把徐庆琨的申诉书寄往了湖南省军区。湖南省军区调回了他的档案，随后给总场组织部来了一封信，那是一份说明材料，说正在调查，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1980年，徐庆琨要去北京开会，临走，他让总场组织部开了一封介绍信，给湖南省军区后勤部。会后他直接去了长沙，找他的原部队政治部。政治部的办公室很大，徐庆琨一进办公室，一位中校迎面站起来迎接他，问他还认识他吗？徐庆琨毫不迟疑地说出中校的名字。徐庆琨在部队的时候，这位中校还只是个少尉，书记员。两个人一起叙叙旧，然后中校将部队的调查结论和决定拿给徐庆琨看。部队出具的材料很明确：恢复徐庆琨的党籍，党龄从预备期算起。
徐庆琨回来了，带着这份证明材料，也带着如释重负的身心。第二天，党总支就召开会议，增补他为总支委员。第二年，徐庆琨调到工商科，任科长，直到1991年离休。
“就这么一张纸……”
徐庆琨说着，透着苦笑和无奈。渡过劫波，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想得很开了，“我觉得有的东西不是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一切要顺其自然，只有这样，人的心才开阔，才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