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城市社会空间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19世纪末，布斯（Booth，1902—1903）根据实地调查所绘制的一系列伦敦社会地图，标志着对城市内部社会空间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20世纪初，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为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发展了城市生态学理论，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进行解释（Park，1915；Burgess，1928）。196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渐打破经典生态学理论，转而关注不同社会角色在塑造空间不平等中的作用和机制（Castells，1977；Lefebvre，1991；Gottdiener，1994）。

最近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在三个新兴趋势下展开。第一，在全球范围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的转型背景下，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城市空间更加分化（UN-Habitat，2001；Marcuse，1997）。第二，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城市化以更大尺度展开，在区域城市化、星球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结构趋于多中心化，新的城市形态不断涌现，基于传统城市概念的社会空间研究亟待突破（Soja，2000；Brenner & Schmid，2012）。第三，经典研究大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城市实践。新兴的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指出，应通过研究欧美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重构城市理论（Roy，2009；Robinson，2016）。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Maloutas & Fuijta，2012）。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具有均质性、标准化和无阶级性的特点（Lin，2007）。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以快速工业化为基础，城市是生产而非生活的中心，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组织管理的单位大院是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Bray，2005）。单位大院大多是独立的社区，为职工提供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不同工种和级别的城市居民，混居在其供职的单位大院，避免了在城市尺度上按社会阶层的居住分异。社区的特征更多取决于单位的特征。同时，由于在单位大院内部，居民因工作原因而彼此熟悉，其社会关系主要以具有地域特征的邻里关系为基础。换言之，由于缺少多样性、异质性和匿名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并不存在（Park，1915；Wirth，1938）。(https://www.daowen.com)

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曾经高度整合的城市社会带来了冲击。以单位大院为基本单元的蜂窝状结构逐渐解构，门禁商品房住区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普遍的居住形式（Wu，2005）。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则通过基于市场机制的居住分类，重塑城市的社会空间。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从高度整合且混居状态，逐渐转向以各种新兴飞地社区为特征的碎片化（He，2013）。与此同时，居民在家庭、亲属和工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太受地域限制的社会网络（Hazelzet & Wissink，2012）。以邻里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面临消失的局面（桂勇、黄荣贵，2005）。

迄今，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居住隔离程度仍相对低于西方城市。由于制度遗产的作用仍然显著，城市社会空间呈现出隔离与混合的复杂模式（Li & Wu，2008）。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聚居现象初现端倪，如绅士化（He，2010）、郊区化（Shen & Wu，2013）、贫困人口聚居区（Wu et al.，2010）、流动人口聚居区（Wang et al.，2010）等，反映了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日益分化。

在此背景下，很多重要的问题仍有待系统深入研究：随着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停止，市场成为城市住房供给的主要渠道，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如何变化？社会空间分异在哪些维度展开？空间分异又如何形塑城市社会？本书以上海为例，探究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