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
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源于对市场化改革空间后果的关注。改革以前，城市社会空间是计划经济下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模式的产物，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是否打破了空间的均质、塑造了新的社会空间秩序？塞勒尼（Szelényi，1996）、诗科拉（Sýkora，1999）等来自中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的社会分化程度将不断增加。这一假设也引发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Li & Wu，2008；He，2013）。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转型并非简单地从此类型向彼类型转型的过程，其空间后果也是如此。首先，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空间和社会主义空间遗产往往混合并置，形成独特的转型混合空间性（hybrid spatialities of transition）（Golubchikov et al.，2014）。其次，城市社会空间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Burgers & Musterd，2002；Brown & Chung，2008；Reardon & Bischoff，2011）。除了经济形态以外，制度、文化、历史甚至自然禀赋等因素都会影响新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最后，独特的地方制度安排和政策通过调节结构转变的影响，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中发挥关键作用（van Kempen & Murie，2009）。因此，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及其动力机制的研究，需要超越线性进化的视角，理解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以及背后的制度框架。
市场化是影响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首要因素。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之一，居民的收入分化急剧扩大（Wang，2008；Xie & Zhou，2014）。尽管这一趋势仍然与社会类型有关，但是个体的市场能力（如教育、收入、职业等）与生活方式在决定社会经济地位中日益重要（边燕杰、张展新，2002；李春玲，2005；Song & Xie，2014）。另一方面，土地和住房市场的建立为城市空间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Wang & Murie，1999；Yeh & Wu，1996）。特别是1998年住房福利分配的全面取消，商品住房成为新住房供应的主要手段，带来了居住分类机制的变革。
全球化反映了对外开放政策给城市社会空间带来的影响。外国投资开始重新定义城市开发的逻辑，对高质量办公空间和住宅的需求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来自境外的管理人员和本地雇员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也是高端商品住宅的主要消费者（Farrer，2019；Chen & Sun，2007）。为外籍人士开发的封闭住宅小区日益增多，形成了特定的细分市场（Wu & Webber，2004）。与此同时，高涨的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使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益发边缘化，从而加剧社会空间的分层。(https://www.daowen.com)
城乡二元化所导致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在城市内部的延续。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外国投资的注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家通过创建各种新的身份（如暂住证、居住证等），鼓励农民进城工作，劳动力乡城流动控制逐渐放松（Chan & Zhang，1999；Zhang，2012）。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很难获得当地城市户口以及与此关联的社会福利，户籍制度等原有体制性因素仍然发挥着社会排斥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获取成为对外来移民的新的社会排斥机制（方长春，2020）。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正是在这样双重社会排斥下形成的。
在以上三个趋势的共同作用下，改革时期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本质，实际上是经济积累体制转变的结果（吴缚龙、李志刚，2013）。与西方城市在后福特体制下出现社会极化和社会空间重构所不同（Walks，2001；Scott，2011），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则与世界工厂体制的建立有关。一方面，在世界生产跨国性重组的趋势下，中国以充足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处于劳动力市场上层的精英群体，是实现跨国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来自境外和境内的高技术移民群体。处于劳动力市场底层的是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满足了制造型企业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往往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被视为城市社会的“外来人口”。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持有城市户口的半技术型劳动力群体（Fan，2002；佟新，2008）。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同地位的三类群体——跨境移民、外来移民和本地人口，形成了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沈原，2006；佟新，2008），也是城市空间分异的基本维度。
另一方面，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则为打造世界工厂提供必要基础（Shen & Wu，2017）。伴随着城市治理的分权，地方政府积极通过出让土地、吸引投资以获得GDP（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通过新城建设、旧城改造等措施，土地和住房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地方政府用以发展经济的财政收入得以维系（Tao etal.，2010）。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成为城市居民居住分类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房地产市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聚居，城市社会空间呈现分割与破碎。居住分异既是这种分割的结果，也是形成这种分割的一种空间手段（吴缚龙、李志刚，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