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融合

不同社会群体的聚居与相互隔离是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反映；但是，空间隔离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却争议很大。空间分异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政治等方面一样，被视为社会排斥机制的组成部分（Smets & Salman，2008）。然而，很多学者在邻里与社区内部进行分析，强调空间隔离实际上是社会群体保持特定的社会距离以维系社会生存的策略，有益于增加地方依附感和社会融合（Marcuse，1997）。

对于中国城市而言，空间分异与社会融合不一定是直接相反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尺度上的调节作用有关。首先，在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过程中，原有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与新兴商品房社区（包括跨境移民社区）、外来移民社区并置。不同社会经济人群聚居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形成城市社会融合的微观尺度。传统社区与单位社区的居民，往往是本地、原国有企业或单位职工，依赖固有的邻里网络和本地社会支持（Wu & He，2005）。新型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基于身份认同和财产利益，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Read，2003）。外来移民聚居在城中村社区，因同乡、同工或者同业等关系（项飚，2000；李志刚等，2011），形成社区共同体。与此相反，在物理上接近的混居社区中，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却未必更多，例如，散居在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中的外来移民，实际上很难融入本地社区网络。(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政府的作用与能力不容小觑。自2000年开始，为了应对单位制的瓦解、大规模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城市社会的多样化，政府开始通过“社区建设”重新建立起一个可以将城市人口都纳入其中的管理体系（Bray，2006）。随着“社区”被制度化为一种行政地域单元，“社区建设”本质上成为一种空间治理策略。一方面，通过居民委员会专业化、志愿者动员、基层党建等方式管理社区，政府得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社区尺度上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冲突，维持社会稳定（Tang，2020）。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如营造公共空间、强化公共服务等，“助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熊易寒，2020）。诚然，政府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对于不同社会经济人群有所不同。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往往在居住区以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对社区事务与社会交往缺乏兴趣。在衰落的传统社区和单位社区，政府在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社区建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当代城市中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仍有待研究。然而，在通过社区实现城市领域化治理的过程中，空间实际上成为促进社会整合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