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角下的社会经济隔离
对居住隔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城市生态学的经典理论。罗伯特·帕克及其同事注意到居住选择与再选择将居民分类至不同社区的现象，将城市系统类比于生态系统，构建城市居住分异的生态模型（Park，1915；Burgess，1928）。他们认识到社会距离与物理距离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居住隔离的基础。与此同时，社会空间分化源于不同群体之间对空间的经济竞争。在北美和西欧发现的相关实证数据证实了上述理论（Duncan & Duncan，1955；Fischer et al.，2004；Musterd，2005）。
社会空间隔离可源于多种内在关联的维度。其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反映个体在住房市场中机会能力的大小而成为居住隔离模式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下，个人收入、教育水平及职业等因素通常被作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Farley，1977；Reardon & Bischoff，2011；Ljunggren & Andersen，2015）。近来，在新自由主义转向和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应的家庭类型和生活方式在塑造城市社会空间差异中的作用也随之越来越凸显（Fischer et al.，2004；Pattaroni et al.，2012）。
芝加哥学派的“生态模型”以对空间的自由经济竞争为前提假设。然而，事实证明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经济隔离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相反，市场作用总是受到各种特定制度的调节（Burgers & Musterd，2002；van Kempen &Murie，2009；Maloutas & Fujita，2012）。其中，福利体制和治理传统对社会经济隔离具有重大影响。在西欧和北美许多发达国家中，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与职业专业化，进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Sassen，1991；Hamnett，1996；Préteceille，2000）。但由于福利体制的差异，西欧的社会经济隔离程度相对低于美国（Musterd &Ostendorf，1998；Musterd，2005）。在国家最少干预的原则下，美国的自由主义式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更不平衡的空间结果；欧洲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极大地缓和了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影响（Arbaci，2007；van Kempen & Murie，2009）。(https://www.daowen.com)
住房制度是与社会经济隔离密切相关的重要福利制度之一。一般而言，住房供应愈趋市场导向，社会隔离程度愈高（Kemeny，1995）。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更高水平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隔离（Reardon & Bischoff，2011）。类似地，伴随近来福利国家的式微和住房市场的自由化趋势，许多欧洲城市同样经历了社会经济隔离水平的提升（Boterman & van Gent，2014；Tammaru et al.，2016）。此外，住房政策还决定了城市中不同住房类型的具体区位。例如，在许多欧洲城市，公共住房的集中会形成贫困人口的空间集聚（Lee & Murie，1997；van Ham & Manley，2009）。
从上述制度视角来看，超越宽泛意义的福利体制类型或住房体系，深入辨察独特的地方制度安排与政策也很重要（van Kempen & Murie，2009）。在这里，对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社会经济隔离进行研究非常有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直接控制商品（包括住房）的生产和再分配以实现平等主义社会，此时城市具有同质且标准化的物理、社会景观形态。随着1980年代市场机制的引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介入是否会加剧居住隔离。鉴于社会经济地位在人口空间分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些学者预测，后社会主义城市将逐渐与美国、西欧城市的空间格局趋于一致（Szelényi，1996；W
cɫawowicz，2002；Brade et al.，2009）。然而，对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城市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并没有导致社会空间分异（Marcińczak et al.，2015），社会经济隔离水平不仅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Sýkora，2009；Marcińczak et al.，2014）。某些学者将此现象看作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中的社会空间遗产（Sýkora & Bouzarovski，2012；Gentile et al.，2012），戈卢布奇科夫等人（Golubchikov et al.，2014）主张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固有组成部分进行诠释。
与中东欧国家“大爆炸式”的改革不同，中国的市场改革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渐进方式。在对城市居住隔离具有直接影响的住房制度领域，一系列建立住房市场的试验自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展开（Wang & Murie，1999），然而，直到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才被完全废除，居民可自由选择在城市居住的地点。在中东欧城市中，空间的变化落后于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变化（Sýkora & Bouzarovski，2012）。与之相反，中国城市空间则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中的差异即在于市场机制在居住分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中东欧国家，住房市场的建立始于1990年代，实现形式为住房私有化及重新归还产权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所有者。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兴建的社区中，居民的社会地位整体有所提高；社会主义时期兴建的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整体有所降低；总体居住隔离程度反而有所降低（Tammaru et al.，2016）。此外，较低的新住宅开发水平和欠发达的抵押贷款市场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住宅流动性（Marcińczak et al.，2015；Roy，2008）。在中国，供需层面的制度改革共同创造了繁荣的住房市场。下节将深入阐述中国市场转型下的居住隔离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