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后中国城市的居住隔离
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相比，改革以前中国城市的隔离程度较低，在空间上更趋于同质化。其中，人口的空间组织主要通过单位的住房分配实现，个体特征及其偏好差异很少转化为社会空间分异。相反，城市居民在空间上混合居住在其供职的、独立的单位大院内，不同级别和职业的员工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是很常见的（Bray，2005）。此时，城市结构以工作单位作为最小细胞单元，同时受土地利用模式的塑造（Lo，1994；Yeh et al.，1995）。
与许多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样以市场化为特征，但是由国家精心策划、主持执行的（Wu，2018）。悖论即在于“能否从‘计划’经济成功转型，一个核心条件便是政府是否具备有效计划的能力”（Nolan，1995）。换言之，市场机制被引入，旨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在所有措施中，住房改革对刺激国内需求、确保经济增长尤其奏效（Wu，2015）。随着住房市场的全面发展，市场机制大大强化了社会空间差异，下面将从时间、空间和社会角度对此进行阐述。
建立住房市场是中国市场改革的关键一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渐进式改革之后，中国的住房市场开始起步。随着住房开发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专业房地产公司，商品房在住房供应中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早期阶段，住房改革以住房私有化为主，其实现形式是通过将公共住房出售给现住租户；或者，由单位直接参与住房投资（Wang & Murie，1999）。因此，单位在城市居民的居住分类中依然起核心作用（Logan et al.，1999）。到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基于市场机制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开始显现（Bian & Zhang，2002），但中国城市中社会空间分化水平并未明显上升（Li & Wu，2008）。
一直到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全面废除，市场机制才成为居住分类的主导机制。事实上，这之前的改革已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供给方面，通过建立土地租赁制度，住房开发得以向私人资本敞开（Xu et al.，2009）。在需求方面，早期的私有化将人们从居住流动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公共住房补贴式的低价销售使得居民成为产权人，有权在未来的出售和资产增值中获益，公积金和其他抵押贷款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境况较好家庭的支付能力（Li，2010）。由于旧的体系并没有立刻消失，同时空间上的变化通常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变化，早期的研究发现，至2000年，中国城市的居住隔离程度仍然较低（Li & Wu，2008）。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21世纪的头十年间，市场购房率从9.5%显著上升到31%，而市场租赁从6.9%上升到23%（Yi & Huang，2014）。可见，个体的居住选择在塑造城市社会空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Li & Wu，2004；Shen &Wu，2013）。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住房改革以后，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隔离程度有所增加。
市场转型对隔离的影响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城市形态与功能上的巨大变化。然而，这一现象或许在城市外围地区更为明显。在城市郊区，改革前的空间元素很少，可以说郊区几乎是在市场转型下从零开始兴建的。鉴于较高的动迁安置成本，开发商往往绕过城市中心地区转而在郊区开发大量商品房（Shen &Wu，2017）。新建的公寓和别墅吸引了许多中上层家庭搬离他们以前的公房来此居住（Zhang，2012；Pow，2009）。与此同时，城中村也是作为向移民提供住房与公共服务的市场供应典型。农民对旧有村房进行重建和扩建，并出租给外来移民，从而获取丰厚的租金。正如笔者之前指出的，社会分层和空间非均衡性实际上是通过郊区化这一过程得到强化的（Shen & Wu，2013）。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将广大的郊区地域纳入研究（Li & Wu，2008）。基于这些实证事实，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ttps://www.daowen.com)
假设二：城市郊区的社会经济隔离程度高于中心地区。
随着1998年住房改革后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由居民的市场地位决定。个体层面的两个属性特征在形成社会经济隔离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人力资本因素在获得社会经济成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教育的经济回报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Jansen &Wu，2012），高学历人群更有能力购买商品住房（Huang &Jiang，2009），这一群体也更有意愿成为业主，享受更大更好的住房（Song & Xie，2014）。换言之，市场机制强化了人力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分割作用。
其次，户籍是导致城市住房不平等的另一关键因素。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重构常由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主导（Szelenyi，1996；Hirt，2007），中国城市却见证了大量移民从农村向城市涌入，而旧有的户籍制度仍被保留。许多研究揭示了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隔离现象（Liao &Wong，2015；Shen，2017）。例如，在城中村，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与户口持有者之间是相互隔离的（Hao，2015）。
需强调的是，外来移民的集中居住正反映出他们在住房市场中的地位。目前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从对移民的住房供应及其他社会服务供给中退出。洛根等人的研究表明，户籍对移民的影响之一体现在其对获得城市中保障性住房的限制上（Logan et al.，2009），但现实中保障性住房仅占全部住房供应的很小比例。由于移民获得保障房的机会有限，他们更需要诉诸市场以解决住房问题。但由于大多数移民在教育水平、收入和财富积累等方面都落后于户籍人口，他们在住房市场上普遍处于不利地位。此外，鉴于人力资本是决定移民收入的关键因素（Démurger et al.，2009），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更可能获得更好的住房及居住社区，他们也更有机会通过择优机制获得城市户口（Wu & Zheng，2018）。
综上所述，就个人受教育程度与户籍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随着住房市场的建立，居民受教育程度比户籍在塑造居住隔离中的作用相对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