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社会经济隔离，即城市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居住分异，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Nightingale，2012）。经典生态学方法将居住隔离视为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空间竞争的结果。近年来，制度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van Kempen & Murie，2009；Maloutas &Fujita，2012）。在此背景下，以经历过重大经济政治转型的城市（如前社会主义城市）为研究对象，对于识别出形成隔离的普遍因素与特殊因素具有重要意义（Marcińczak et al.，2015；Tammaru et al.，2016）。

中国城市中的居住隔离本质上是一种后改革现象（Gu &Shen，2003）。但实证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于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的居住隔离程度仍相对低于西方城市（Li & Wu，2008）。尽管社会空间分异由多个维度展开，制度遗产的作用仍然显著。例如，居住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住房所有权类型差异为主，工作单位和公共租赁住房对于塑造城市的社会空间仍然很重要（Li & Wu，2008；Madrazo & van Kempen，2012）。国家与市场的力量相互交织，产生了居住隔离和居住混合的复杂组合（Wu et al.，2017）。

既有研究充分揭示了中国城市中形成居住隔离的混合动力。然而，随着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废除，新的基于市场的居住分类机制正在加剧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隔离。住房改革不仅释放了被压抑的住房需求，还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支付能力来进行住房选择（Huang & Clark，2002）。市场在住房分异上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Yi &Huang，2014；He et al.，2016）。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新兴的社会空间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如士绅化和学区中产化（He，2010；Wu et al.，2018）、郊区化（Shen &Wu，2013）、门禁社区（Pow，2009；Zhang，2012）、贫困人口聚居区（Wu et al.，2010）、外来人口聚居区（Wang et al.，2010）等居住区的扩散蔓延，以及日益加深的居住隔离对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等（Xiao et al.，2017a；Xiao et al.，2017b；Xiaoet al.，2019）。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福利分房制度结束后中国城市社会经济隔离的变化进行系统的分析。(https://www.daowen.com)

本章通过对住房改革以来上海市社会经济隔离的模式、水平及动态演化展开实证研究，为理解市场转型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作出贡献。首先，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市场机制在居住分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次，过往以居委为基本单元、考察市域范围内隔离模式的研究，都是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而进行的横截面分析（Li & Wu，2008；Wu et al.，2014）。然而，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采用街区尺度的北京市民出行调查数据，揭示出2000—2010年北京邻里空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Liu et al.，2018）。鉴于此，本研究采用2000年与2010年居委会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对国内的居住隔离现象进行纵向实证研究。再次，本研究首次尝试衡量人力资本和户籍因素在塑造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考察中国住房改革后社会经济隔离的变化模式，本研究也为当前全球隔离研究中关于制度变迁影响的讨论作出贡献。

本章结构如下：第二节将回顾社会经济隔离的有关文献，从而明确从背景制度角度诠释隔离模式的必要性。第三节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住房改革后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动力机制，并对由此衍生的假设进行讨论。第四节和第五节阐述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方法及分析结果。最后，本章总结主要发现，并探讨其在全球视野下对居住隔离研究的深远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