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来华工作与生活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以下简称境外人员或境外人口）迅速增加。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年外国人入出境达9532.8万人次（外国公民6099.7万人次，外国边民3433.1万人次）。[1]在华境外人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常住境外人口占全国总数的62%。以上海为例，全市境外人口自2000年以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外国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4.54万增加到2017年的16.34万（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2；上海市统计局，2002，2019）。比重虽不高，但总量和影响不小。一方面，吸引国际人才是未来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境外人员的流入与集聚对社会服务与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与潜在风险。针对大城市境外人口的空间集聚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可以为我国积蓄人才与建设国际化城市提供参考，也可以为科学制定境外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移民的空间集聚是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芝加哥学派最早识别出芝加哥内城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如小意大利、唐人街、希腊城等（Burgess，1925），由此引发大量关于移民空间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基于欧美城市的经验，既有研究对移民聚居区形成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1）移民的空间集聚是本地主流社会排斥的结果（Massey et al.，1993；Goldberg，1998）。由于针对移民的结构性排斥机制的作用，部分移民群体无法将收入和教育等个体层面的积累转化为向上的居住流动（Logan et al.，1993）。（2）移民的空间集聚与其市场资源有限、在一般性社会过程中的不利地位有关。这些社会过程作用于城市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但是机会却并不平等。例如，移民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教育系统中处于劣势，使得其居住选择非常有限，往往只能被隔离在移民聚居区（Ellis et al.，2004；Johnston et al.，2006）。（3）移民自身的居住偏好与选择同样重要。移民空间集聚并不必然源于制约，移民聚居区也不必然是贫困社区。例如，众多已积累相当社会经济资源的移民，仍然选择居住在移民社区，以维系并扩展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Logan et al.，2002；Portes，1987；Li，2009）。
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仍然较少（Waldinger et al.，2004）。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国际移民的空间集聚，并不必然符合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移民呈现出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以我国为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华外籍人员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韩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在华人员占全部外籍人员的43.51%。与此同时，境外人员受教育程度远高于本地居民，超过40%的人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杨菊华，2015）。这一特征在上海的境外人员中尤其突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70%在沪常住境外人口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其中，有14.2%的境外人员持有研究生以上学学历。这显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人力资本等经济资源有限的特点。(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不同国家塑造城市人口分布的制度环境（如住房体系、福利制度等）有其自身的特点（van Kempen et al.，2009）。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逐渐在我国的城市人口分布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伴随经济权力下放和城市治理的尺度调整，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Wu，2018）。由于地方政府是实际土地所有者，城市开发成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与国际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策略时，地方政府在影响境外人口空间分布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境外人口聚居区现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就其形成机制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就宏观层面而言，既有研究强调，中国城市国际移民聚居区的出现是全球化与本地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Wu et al.，2004；Zhang，2008；Lo et al.，2013）。一方面，国际移民聚居区因跨国经济联系兴起，并因其高度的流动性成为联系中国和全球的瞬态空间（transient spaces）（李志刚、杜枫，2012；Li et al.，2012；Bork-Hüfferet et al.，2016）。另一方面，国际社区的出现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应对全球化的发展策略（Wu et al.，2004；Wang et al.，2008；刘云刚等，2017）。从微观机制来看，境外人口的空间集聚也是国际移民居住选择的结果。初具规模的族裔经济是国际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周雯婷、刘云刚，2015；周雯婷等，2016）。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国际移民而言，聚居不仅是为了寻求经济机会与社会支持的主动集聚，也是社会排斥机制下的被动隔离（李志刚等，2008；李志刚等，2009）。然而，限于统计数据的获取难度，既有研究多为个案研究，仍然缺乏对境外人口空间集聚的定量分析与证据。
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上海市公安局的统计数据，对上海市境外人口的集聚水平、分布特征以及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定量考察中国城市境外人口空间集聚，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国际移民空间集聚的中国模式，完善城市国际移民空间集聚的理论认识。